不能忘却的祖屋——深切缅怀曾祖父曾祖母

龚 刚

　　我家的老屋，我们亲切称它祖屋。坐落在宁静山村的田庄边，坐北朝南，前临田垄小河，左右枕田，背靠高坎旱土。那是曾祖父带领家人一砖一木垒起的家，养育过四代人。

这座上世纪40年代立起的屋宇，杉木柱如老松般拔地而起，梁架榫卯咬合处泛着桐油浸透的琥珀光，仰头望去，檐角似要刺破云絮，真有“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意趣。四开间的穿斗结构让堂屋格外敞亮，夯土地面被几代人的脚掌磨得发亮，像一块能照见人影的古玉。木架子撑起的光阴，在瓦缝间漏下几十载的日影，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日光流淌，还是岁月在静静呼吸。祖屋走廊与稻田只隔三十丈土埂，春夏时节，清脆的蛙声便顺着田垄漫进来，和着屋后旱土上玉米拔节的脆响，在梁间织成绵密的春声夏韵。我们玄孙辈都出生在这儿，祖屋装载过我们的欢乐与泪滴，懵懂与憧憬，也盛满了先辈们的操劳与牺牲，善良与沧桑。

　　曾祖父的屠刀悬在东厢房的梁上，铁鞘裹着经年的油光，像一弯凝固的月牙。他原是走村串户的屠夫，修起祖屋那年才打坐屠，把肉案搬到走廊西角，案头凹槽里总积着暗红的血渍，用井水冲过，第二天又会洇出新的印记。那时乡邻多贫，常有衣衫褴褛者立在肉案前搓着手，说声赊块肉，曾祖父便豪爽挥刀，秤杆翘得老高，从不说“赊”字，只道：“先拿去吃了再说。”

暮色压境时，他会取截柴火炭，在东厢房的木壁上一笔一划地记。李三家二斤四两，王婆屋一斤八两，一两一钱都不含糊。炭痕深的是久欠未还的，浅的是刚赊的，密密麻麻爬满整面墙，像一群排队的蚂蚁。有一年竟记到两百多个名字，那些凹凸的字迹，都藏着人情的温度。有一笔账旁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圈，是王老汉家的——那年他害了痨病，曾祖父送了五斤肉，炭痕格外轻，像是怕惊扰了这份善意，原是这笔账从没想过要还。

“记这么清，还怕人赖账？”有人问。曾祖父指着木壁笑：“肉是暖肠的，账是暖心的。”原来有年春荒，七户人家凑了些杂粮来抵账，他擦去炭痕，却在梁上划了七个小记号。他说：“人活着，总得让人家有个还得起的念想。”这念想，大抵便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朴素人情吧。

有一年立冬，家里的老黄牛摔下了崖。曾祖父蹲在牛栏前抽了半袋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眼里的光。有人劝他拉去集上换银圆，他却摇了头，让人在屋前支起三口大铁锅，劈了半垛柴，把牛肉炖得烂熟，香气飘出半里地。分肉时，他让曾祖母按乡邻和佃户的人口数分，给人多的户送一大盆，给无依无靠的老两口送满满一陶罐。那天的炊烟特别久，缠绕在悬铃木的枝桠间，像老天爷也舍不得散开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般的人间暖意。

　　曾祖父一生杀了八十多头过年猪，用猪肉兑田，自家正月却常吃咸菜。卖肉的钱一分分攒起来，买来一亩亩水田。他总在田埂上转悠，烟杆敲着泥块：“田是活的，你待它好，它就给你长出好日子。”到土改时，家里已有百亩良田，红本本上“地主”两个字，像块烙铁烫在门楣上。

批斗会开了一场又一场，却总有人站出来：“他的田是一刀刀卖猪肉换来的”“那年我家娃饿晕了，是他背来一斗米”。最后当做开明地主对待，虽抄了家，却保住了祖屋。曾祖父站在堂屋中央，忽然笑了：“只要人在，屋在，啥都能长回来。”夕阳穿过木格窗，在他脸上投下斑驳光影，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透着“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儿。

祖屋的梁上藏着一段隐痛。修屋那年，曾祖父不请风水先生，动工后不到半年，连续五位亲人去世，包括祖父和叔爷爷，十二口的家只剩七人，晚辈男丁里仅留三岁的父亲。这场变故没压垮他，他依旧撑起这个家。

曾祖母总在深夜去堂屋烧香，跪在蒲团上的身影比供桌还矮。她把铜钱串成剑挂在门楣，把桃木削成符塞在梁缝，在菩萨前念叨：“求老天爷，要拿命就拿我的，留着娃们。”

　　那些年，祖屋像艘在风浪里颠簸的船，曾祖父是掌舵的，曾祖母是压舱的。曾祖父教父亲在沙盘上写“人”字：“这字一撇一捺，得站得稳。”曾祖母教父亲给孤寡老人挑水：“屋檐水点点滴，后辈学着前辈的样。”父亲后来常说，祖屋的木架子再结实，也不如先辈的人心结实。

曾祖父七十岁走时，攥着父亲的手，指节发白：“守好祖屋，守好良心。”那天是正月十四，乡亲们说“好人有福气，还赶了个上元”。出殡时，送葬的队伍排了半里地，好多人捧着自家种的菜，说要让他带些“实在东西”。父亲跪在坟前，听见风吹过稻田的声音，像无数人在说：“走好。”

曾祖母的裹脚布，总在睡前晾在窗台上，像条蜷缩的蛇。可谁也想不到，这双小脚能撑起多大的风雨。批斗最凶时，她被吊在槐树上，手腕勒出紫黑的痕，却始终没哼一声。父亲要上去求情，被她用眼神喝住，那目光里的倔强，比祖屋的杉木柱还硬。

“不许跪。”晚上她对父亲说，伤处渗着血，声音却稳，“没做亏心事，腰杆得挺直。”她偷偷把藏在鞋底的银镯子塞给父亲——那是她的嫁妆，要他换些粮，“娃们不能饿肚子”。后来镯子被没收了，父亲却说，曾祖母眼里的光，比银子还亮，那是“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底气。

曾祖母带我们四个曾孙曾孙女时，已是八旬高龄。坐在纺车旁，手里摇着棉线，嘴里哼着《劝善歌》。阳光透过她的白发，在地上织成细碎的金网。我们抢着要她讲故事，她总说：“做人就像纺线，看着乱，理顺了就长了。”有回我问她当“地主婆”苦不苦，她摸了摸我的头：“石毛崽，苦日子是块磨石，能把心磨得亮堂堂的。”这道理，竟与“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谋而合。

1975年冬，曾祖母在亲人的守护下笑着离去，享年九十三岁。那时大队最长寿的也不过七十，乡亲们说：“这是大苦大难，终有善报。”摆灵三天，来吊唁的人踏破了门槛，有拄杖的老人，有抱娃的媳妇，有的放下一捧米，有的磕个头就走。大队干部赶来驱散，乡亲们却说：“我们来送送好人。”

出殡那天，抬柩的老杠被收走了，说是“地主婆不配用”。父亲含泪找来两棵松树，用麻绳捆着棺木。雪粒子落在松树上，簌簌地响，像无数人在落泪。棺木经过稻田时，惊起一群麻雀，在天上盘旋三圈才飞走。我忽然想起曾祖母说的“人死后会变成星星”，那晚抬头看，果然有颗最亮的星，悬在祖屋的檐角上方，正是“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怅惘，却又多了份温暖的念想。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家运渐好。1987年春，父亲怕自家牲畜糟蹋庄稼，终是违背了曾祖父“守好祖屋”的遗愿，决定拆除另建。拆屋那天，他犹豫良久，最终还是挥了手。梁上落下一个布包，里面是本账册，记着某年某月给谁赊了多少肉，又某年某月谁还了多少粮。最后一页是曾祖父的字：“人间事，欠与还，都是情分。”旁边有曾祖母补的小字：“记着情，忘了账。”

后来，祖屋场变成良田，又种出几十载稻谷。前面的稻田还在，换了新品种，产量高了，蛙声依旧；后面的旱土种上了果树，春天开一片花，像曾祖母蓝布围裙上绣的图案。假日里回去，我常去祖屋场转悠，似有柴火饭菜香飘来，似有曾祖母的声音：“回来了，就好。”

乙巳年润六月十九日定稿于辰河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