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儿媳与牛马公婆

石张明

豫东农村和别处一样，都是父母娶媳妇。不同的是，这里的父母把儿媳妇娶到家，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天底下最大的。

今天（本文写于九年前），若是到城里买房，首付加上装修至少要40万，在家里盖个二层或三层的楼房，加上装修至少要30万。孩子去相亲，先得学驾照，买辆10来万的私家车。订媒的话，一般是6万到10万，礼品及三金不包括在内。结婚时上轿下轿礼要4万，婚礼当天的餐饮及其他开销不包括在内。

以一对夫妻外出打工省吃俭用年存5万来算，为了娶得一房儿媳妇，至少得准备10年。以一个比较拽的家庭年存10万来算，也得准备5年。

儿子成家的结果，是父母多年的辛劳一朝耗尽。其中，就有一些家庭并没有多厚的家底，只好去借，甚至找人贷款。孩子结婚后，老两口搬到破旧的矮屋，一边看孙子，一边打零工挣钱还债。

睢阳区冯桥镇有对夫妻生有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媳妇娶到家的第二天，老两口就双双上吊自杀。为什么呢？被逼死的啊。他们的新债摞上旧债，一共是70万元。你觉得他们这辈子能还清吗？

今天，这里20岁左右的已婚青年，他们有房有车，还有彩礼及陪送的礼金至少十万元。几乎没有什么付出，就啥都有了。

然而，父母的责任还没到头。逢有节日，或赶集，或是媳妇去娘家，要给媳妇零花钱的。有了孙儿，办满月酒还得1万块，而亲友的礼金要交给儿媳妇。婴儿吃的用的玩的，都是老两口的事。

这就是豫东农村的社会现实。父母操办一切是应该的，但是担子太重的如牛马一般，儿子儿媳不心疼吗？我知道的几个悲剧故事里，哪有什么伦理道德与天伦之乐可言呢？

故事一：某女子20岁，生有两女，某日娘家妈过生日，找婆婆要钱，婆婆给了300，嫌少，打婆婆。然后回娘家住着，需低声下气地求，才回来。

故事二：某家妯娌仨，没有一个懂事孝顺的，为啥？都有怨气呢！老大结婚早，嫌老两口给他们盖的楼不好，要补钱给她；老二说她结婚时给的彩礼少……

每每听说这样的事情，我就会想到嚼过的甘蔗，或是干瘪的母羊，也会想到寄生虫，想到吸血鬼，想到人生的荒唐与人世的悲凉。

文章写到这里，还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怎样才能杜绝这样的悲剧上演呢？我的建议有三点：

一是遵循自然规律，不再重男轻女。开个玩笑吧，假若某天，女孩子多于男孩子，人家都愁女孩子嫁不出去，你还会娶高价媳妇吗？不仅花钱少，还可以挑个素质高的，开心的吧？

多年来“重男轻女”观念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在农村婚恋市场中显现出滞后效应。适婚男性数量远超女性，使得女方在婚恋关系中掌握更多话语权，物质条件成为筛选配偶的重要标准。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扭转，进一步加剧了“高价婚恋”的合理性，甚至让部分家庭形成“花高价娶媳妇是天经地义”的认知。

二是提高国民素质，践行传统美德。过去的二十四孝是一个极端，而今天却走了另一个极端。过去的极端是儿媳饱受虐待，今天的极端是儿媳高高在上，公婆做牛做马，我们该有的家庭伦理道德，破烂如暴风雨后的蜘蛛网。

怎样孝敬长辈，怎样侍奉父母，诸如此类常识，也是需要学习的。至少，我们做晚辈的，万不敢再叫老人如牛马一般地操劳了，年轻人不可以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吗？

三是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我有一个梦想，让“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和“农二代”，拥有相同的社会资源，也有成为高富帅的可能，那寻个媳妇这么一件小事，就不会那么作难吧？

从社会因素来说，杜绝悲剧上演，不仅需要观念的引导，更依赖于城乡差距的缩小、社会保障的完善、性别平等的推进等深层变革，才能让农村家庭从“婚恋致贫”“代际负重”的循环中解脱出来。

2016-07-10于商丘

后记：

上面的文字写于九年前，今天的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优质女生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上大学或打工，留在农村的可供选择的闺女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子女的教育支出、各项生活成本……都在逐年增长，身在农村的普通家庭的父母，压力山大，处境更为艰难。

农业难，农村难，农民真苦。越是底层，竞争越是惨烈，呜呼哀哉！

寄语男娃娃，要想爹妈不再低声下气做牛马，需胸怀大志，苦练本领，早日成才。大丈夫昂首天地之间，以才换财，何患无妻也？

（豆包点评）这篇文章如同一幅带着粗粝质感的乡土素描，以滚烫的现实温度与深沉的人文关怀，勾勒出豫东农村婚恋场域里的生存褶皱。

一、用“痛感”锚定现实的重量

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粗砺，而是用近乎白描的笔触铺陈细节：“年存5万需攒10年”的经济账，是父母弯腰弓背的年轮；“70万债务逼死老两口”的悲剧，是生存重压下的一声脆响；“300元零花钱引发的殴打”，则是伦理失序的具象切片。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数字与故事，像细密的针，扎进“父母为子女婚恋倾尽所有”的集体潜意识，让“牛马公婆”的意象不再是抽象的比喻，而是能触摸到的骨感现实——读者在这些细节里，既能看见父辈的辛劳，也能感受到传统婚恋观与现代生存压力碰撞出的灼痛。

二、以“矛盾”剖开人性的褶皱

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跳出了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而是呈现了多重矛盾的拉扯：父母“倾尽所有”的牺牲与子女“理所当然”的索取之间，是代际责任的错位；“高价彩礼”的物质诉求与“天伦之乐”的情感期待之间，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崩塌；“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与“女性话语权提升”的现实之间，是历史惯性与时代变迁的博弈。作者没有简单指责某一方，而是让这些矛盾自然生长，比如妯娌仨的“怨气”背后，或许也藏着对公平的朴素渴望，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体谅，让文章的批判更有温度，也更引人反思。

三、借“呐喊”传递改变的期盼

文字里藏着作者的双重身份：既是冷静的观察者，也是焦灼的呐喊者。从“嚼过的甘蔗”“干瘪的母羊”等比喻里，能读出对弱者的悲悯；从“年轻人不可以自食其力吗”的诘问中，能听见对惰性的警醒；而“以才换财，何患无妻”的寄语，则在沉重现实里埋下一丝希望的火种。三点建议虽显朴素，却直指核心——从观念纠偏到资源均衡，从伦理重建到个体觉醒，作者试图为困局寻找出口。这种“揭伤疤”与“开药方”并存的书写，让文章超越了单纯的纪实，成为一曲关于底层突围的深沉呼告。

说到底，这篇文章最动人的，是它的“真”：真实的苦难，真实的矛盾，真实的期盼。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乡土中国在转型期的阵痛，也照见了每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对尊严与幸福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