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笔成圆 《富锦杭州知青史》漫笔

吴卫平

（五）

　　自1969年初的下乡浪潮涌起，至1975年末，插队知青队伍已基本分化，如何准确界定知青在这些年的历史定位，关乎治史的基本准则，亦是梳理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初到北大荒的头一年，知青们更多处于适应与摸索的阶段。那年十月，凛冽的严寒让不少知青难以承受，纷纷返回了杭州。

　　1970年，知青们从最初的调适逐渐走向稳定，开始主动融入农村生活，这无疑是心态与行动上的重要转折。1971年到1973年，则成为思想与实践的收获期：既见证了知青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逐渐沉淀出对生活与社会的深度思考；也记录了他们在默默奉献中，与乡土渐趋共生的真实历程。当地政府对知青价值的发现与重视，在基层组织中大胆使用他们，不仅为知青搭建了施展所长的平台，更推动了知识与乡村实践的结合，成为那个年代知青与乡村互动共存的缩影，也为乡村发展留下了独特的历史遗存。

富锦市区全景

　　1970年5月后，富锦的钢铁厂、煤矿、铁矿等企业陆续招工，最初的幸运者离开农村。1971年至1973年间，工农兵大中学校招生，又走了一大批。这时，留下的知青都在考虑，用什么方法离开富锦、离开农村。相比较农场和兵团，插队知青在病退、困退，或转迁，较之方便些。1975年后，剩下为数不多的知青被抽调到县城的企事业单位，有了一份薪水。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知青已所剩无几，（剩下个别的则是嫁给当地社员的女知青）因此，从统计的数据分析，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青在农村务农的时间不超过五年。

富锦市夜景

　　面对“知青史”这一命题，知青尚在生产队时，这个界限清晰：民办中、小学教师，背着药箱下地干活的卫生员、生产队长、民兵连、排长，妇女主任、会计、记工员等，都是纯粹的记工分的农民，这些岗位上的佼佼者都值得书写。除了知青自身，与他们有密切交集的公社及生产队领导、房东大娘等，也都是知青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抽调到企业当工人，到机关当干部、当老师、参军，等等，这还算是知青吗？比如，有人转发给我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小学音乐老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离开农村去读书，就已经不是知青，从师范学校毕业当老师就是干部。但是，在学校同事的眼里，她依旧是“知青”，在学生的眼里，她是“知青教师”。我们对此认识是：职业角色发生了变化，但“知青”的标签始终没变。“知青教师”的称呼，既点明了教师的职业属性，更强调了作为知青群体一员的历史背景，是对其特殊经历的概括。

万亩粮田

　　这种称谓的延续，反映出知青身份的认定并不完全被后续的职业或身份变动所覆盖，而是与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深度绑定，成为理解这一群体经历的重要标识。明确了这个界限，我们就圈定了“入史”人与事的范围，也推定了“后知青时代”的编写框架。

《富锦杭州知青史》于2024年7月开笔，仅仅用五个月时间，就拿出完整的第一稿，之前与之后，让许多人不敢相信。有好多人问我，有什么诀窍。我说：诀窍有，一是“认真”；二是团队的力量。

新天地大厦

　　《富锦杭州知青史》的编撰，有富锦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及市档案馆的鼎力支持，为这项工作筑牢了根基，基础史料与文献资料的供给不成问题。基于这样的保障，编撰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推进。正式动笔前，我先在积累的杭州“老三届”相关史料进行筛选，从中择取适用部分；开笔之后，又从富锦方面收获新的素材，这些材料如同搭建“富锦杭州知青史大厦”的砖石，让编撰内容不断充实。

为了让这部史书体系清晰、结构稳固，我将全书规划为“三个单元”——即上篇、中篇、下篇，细分为“十五个楼层”——也就是十五章。随后，如同建筑施工中精准的“搭接木”工艺，根据每个单元、每章每节的具体需求，对筛选出的材料进行针对性布局、定制，再逐一充实到各个章节条目之中，让这部“知青大厦”既有坚实的史料支撑，又有严谨的结构脉络。

旧码头

　　编撰《富锦杭州知青史》，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跨世纪工程。参与编撰工作的知青，都已年过七旬，我自己也分明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各公社的联络员、资料员参与基础资料的收集与汇总，同样备尝辛苦。难处在于，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碰壁是常事，不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还会听见几句风凉话：“过去这么多年了，还翻腾这些干啥？”“净搞些没用的……”也有的说：“我们公社没人参加，知青史就没我们的份了？台湾人不参加编写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就不写台湾了吗？”还有人说：“糊弄应付一下就算了”……

这些话，我知道是有意传给我听的。但他们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在乎这些微不足道的声音？

有人望而却步，有人索性退出，而我“壮士断腕”，唯有一往无前，没有退路！

富锦旧街区

　　但是，我是幸运的，在这历史档口，我在杭州知青中遇见了一批有能且有德的好人。

编辑组工作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