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分岁月——文字：康宇涛

德善槐里

上世经七、八十年代的工分岁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社的日子仿佛那慢悠悠转动的石磨，一下一下，磨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那时，粮食产量低得可怜，一亩地不过三百来斤。社员们日复一日在土里刨食，盼着多收几粒粮，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

队里实行工分制，工分成了社员们的命根子。女性最多能拿八分，半大小子从六分起步。那些无论刮风下雨都在地里拼命干活的“十分劳”，是队里的顶梁柱。扶犁、套车、撒种这些技术活，能拿到十一分，成了众人眼中的“香饽饽”。

队里的政治队长是三伯胡建荣，他是党员，中等身材，说话利落，一着急就有点结巴。生产队长是八爷，在村里威望极高，是个能行人。八爷个子不高，却浑身是劲，脸上的皱纹如同田间的沟壑，刻满了岁月的沧桑。

有天晚上，挂在村中井口边大树上的铃声“当当当”地响了起来。那铃是半截铁轨改的，一响，就像吹响了集结号。男女老少社员们在月色下纷纷赶来，聚集在树下开会。

原来，知青计工员返城了，三伯宣布开会的目的——选个新的计工员。会场一时陷入沉默，大家都在心里盘算着。

沉默片刻，七爷首先开口：“我提议让这娃来当计工员。”说着，他指了指我。七爷六十来岁，背有点驼，脸上总带着和蔼的笑容。他平日里很照顾我，常教我一些种地的窍门。

接着，又有几人附和：“这娃不错，可以胜任。”我一时懵了，没想到大家会推荐我。最后，举手表决通过，我当选了计工员。虽然在大家面前表了态，但心里还是没底，这事来得太突然。

村中央有间房，是宝鸡一位爷爷辈的。他曾被国民党拉壮丁，后投诚解放军，因作战勇猛，一路升迁。后来在宝鸡机床厂、车辆厂当过厂长。村里那条水泥路，就是他出资修建的。这房子，后来成了计工室。

傍晚时分，大多是半大小伙子或姑娘们，拿着家里几口人的工分本，陆陆续续地来到计工室。桌子一旁，队长们轮流监管，因为活路都是他们派的。

头一天当计工员，还算顺利。每晚记工分差不多要花快两个小时，我自己也能挣一分工。每个月还有三天时间，要总结一百多人的工分月累计。

天热时不用下地，不少人眼红我这差事。队里喂牲口的饲养员每月按最高月工分算，他们把牲口照顾得特别好，每年马都能下个骡驹子。骡驹子是全队的宝贝，卖了钱，全队人分红就有了保障。

有一天，麻烦来了。队里有个叫二赖子的小伙子，干活偷懒，却想多拿工分。他拿着工分本找到我，嬉皮笑脸地说：“兄弟，给我多记几分，以后有啥好处忘不了你。”我顿时火了，说：“二赖子，工分是按活计的，你干多少活就拿多少分，别想歪点子。”他脸一沉，威胁道：“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小心我收拾你。”我也不怕，回道：“你想干啥就干啥，我不会做昧良心的事。”二赖子气呼呼地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晚上回家的路上，他带着几个狐朋狗友拦住了我。他恶狠狠地说：“你还挺硬气，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说着，他们就围了过来。我心里有点怕，但还是咬牙说：“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去告诉队长。”就在这时，七爷不知从哪冒了出来，大声喝道：“你们干什么？想欺负人啊？都给我散开！”二赖子他们见是七爷，有些忌惮，嘟囔着说：“我们就是和他开个玩笑。”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七爷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娃，别怕，只要你做得对，就别怕他们。”我感激地看着七爷，说：“七爷，谢谢你。”他笑了笑：“谢啥，这是应该的。你当计工员，就要把好这个关，不能让那些偷懒的人占了便宜。”

从那以后，二赖子他们再也不敢找我的麻烦了。我更加认真地记着工分，不敢有丝毫马虎。

到了年底，和会计一起算账是最关键的时候。要根据每个人分的口粮、油、棉花折价，加上骡驹卖的钱，所有收入和全队工分相除，才能决定每户的分红。这可是个精细活，一点都不能出错。

我和会计在昏暗的灯光下，算了好几天。眼睛熬红了，手指头都算麻了。终于把账算清楚了。当宣布分红结果的时候，大家都围了过来，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看着大家的表情，我心里感慨万千。这一年的计工员当下来，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我知道，工分虽然只是几个数字，但它却关系着每个家庭的生活，关系着大家一年的辛苦有没有回报。

在这个小小的农业社里，有像三伯、八爷、七爷这样一心为大家着想的人，也有像二赖子这样总想占便宜的人。但不管怎样，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为了更好的日子努力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在悄然变化。后来，农业社慢慢解散了，工分制也成了历史。但那段岁月，那些人和事，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当我想起那挂在井口边大树上的铃声，想起大家在月色下开会的场景，想起在计工室里忙碌的日子，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温暖和感动。那些曾经一起劳作、一起奋斗的人，虽然已经各奔东西，但那份情谊，就像陈年老酒，越陈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