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 青

欢（谢绝送花🌷）

坐在自行车上🚲的1岁幼儿就是本文的作者“欢”，名字：欢村，1968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欢村懂事后，曾经问妈妈：“为什么给我取个日本人的名字？”

妈妈回答：“你出生的那一年，正赶上“知青”上山下乡，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你取名‘欢村’-寓意欢迎到农村来”。

▲欢村和爸爸、妈妈拍摄于南昌“八一”广场。

寻找知青上山下乡的痕迹

知青记忆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

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

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初中、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景。

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

“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苏联模式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

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

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知青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时代的建设者和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