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园地第9期】玉笛之声‖鲁迅《野草》先锋性之我见

寒江玉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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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溪诗地·远影

鲁迅《野草》先锋性之我见

写出《变形记》的弗兰兹·卡夫卡说：“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中我们内心、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书……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大海的斧头。”无独有偶，鲁迅的《野草》正是这样一本书，它如同一柄冷峻的刻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肌体上划开一道深痕，显现出令人悚然一惊的先锋性。其先锋性并非喧嚣的革命口号，而是一种更为内在、更为本质的颠覆与重构。

一、文体与表达的越界实验，张显锋利之刃。

《野草》首先以其形式的惊世骇俗展露锋芒。鲁迅于此彻底挣脱了传统散文的抒情框架与叙事逻辑，以荒诞寓言撕碎散文旧袍，创造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近乎梦呓的“独语体”和现代文学象征主义道路。在《影的告别》中，那与实体分离的“影”对“形”的告别，绝非现实场景的描摹，而是借助超现实意象进行的一场自我撕裂的“影”的叛逃的哲学思辨。其语言凝练如“铁刺苍穹”，意象奇崛如“死火自燃”（《死火》），矛盾悖论丛生（“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形成巨大的思想张力与审美冲击。这种语言和文体的实验性，使《野草》成为现代汉语文学中一座孤独而锋利的灯塔。

二、现代心灵困境的极致勘探，张显深渊之眼。

《野草》的先锋性更在于它直视灵魂深渊的勇气。鲁迅无意构建稳固的价值体系，反而以惊人的诚实，“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将个体在现代性浪潮冲击下的精神困境——怀疑、彷徨、虚无、绝望——赤裸呈现。《过客》中那位“明知前面是坟却偏要走”的过客，正是鲁迅自身“反抗绝望”生存哲学的象征化表达。这种对“黑暗”与“虚无”的执着勘探，将个体心灵的复杂性与现代性困境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墓碣文》中，他直面“自啮其身”的痛苦与“抉心自食”的惨烈，其精神解剖的深度与锐度，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孤例。

三、个体生存意义的终极叩问，张显存在之思。

《野草》超越了具体社会批判层面，直抵关于个体存在意义的终极叩问。“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题辞》）——这种“言说”与“沉默”的悖论，指向了语言表达的困境与存在本身的荒诞。《复仇（其二）》中耶稣被钉十字架却拒绝喝下麻醉的“没药调和的酒”，以清醒的痛苦面对死亡与看客的戏谑，其行为本身即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极端方式的确认。鲁迅在《野草》中进行的，是一场没有预设答案的、充满痛楚的存在主义式探寻，弃风花雪月，入无物之阵，其思想的前沿性远超同时代。

四、对启蒙理性的深刻怀疑，张显启蒙悖论。

尤为深刻的是，《野草》以其冷峻的笔触，触及了启蒙本身的悖论与困境。鲁迅处在“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过渡时代，在沉闷而苍茫的精神氛围里，启蒙者难以逃脱“中间物”的尴尬处境，这决定其精神角色的多重性，始终在破与立之中犹疑并彷徨，充满深深的无奈。如《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讽喻的笔调，寓言式地揭示了启蒙话语在现实中的无力与可能的异化。那奋力砸墙欲救奴才的“傻子”，最终反被奴才们合力驱赶。鲁迅深刻质疑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沟通的可能性，揭示了底层精神奴役的顽固性。这种对启蒙理性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使其先锋性具有了超越时代的哲学深度。

《野草》如黑暗中的磷火，其先锋性并非照亮前路的火炬，而是灼烧灵魂的印记。鲁迅以不合规的文体、不圆融的句子、不美好的意象，逼游荡之魂吐出淤积的“鬼气”；以形式的裂变承载思想的重量，以独语叩问虚无，以绝望反抗绝望，在语言的极限处勘探存在的深渊。其价值不仅在于对旧文学秩序的摧毁，更在于为汉语文学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心灵幽深之境的险径——这条小径上荆棘丛生，却直抵人类精神的永恒困境与不屈追问。在喧嚣的当下，重读《野草》，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穿越时空的锐利目光与思想风暴的强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