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2） 甘孜会师

春江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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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甘孜会师

　　一、转兵西进

　　1936年2月，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了大举进攻，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的防线不断被突破，敌情越来越严重。至上旬，已经形成了东有刘湘，南有薛岳，西有刘文辉和李抱冰的三面包围态势，形势日益恶化。再加上，当年突然下了多年未见的大雪，气候奇寒。红军缺衣少粮，更是雪上加霜。部队伤病员多，减员后又无法补充，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干部情绪波动很大，战士怨声载道。张国焘不得不采纳大家的意见，放弃进攻川西平原，向西康转移。中旬末，南下红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林育英2月14日电“上策”方案），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下旬由天全、芦山、宝兴撤出，分三个纵队向西康北部的甘孜进军。途中再次翻越夹金山，进入达维、懋功。红31军91师师长徐深吉率领273团、276团与9军27师一个团一起，留在宝兴一带担任后卫，掩护全军撤退。

先遣司令员刘伯承和李先念率红30军第89师先行，准备南取康定。下旬初，先遣队采用迂回战术，通过上游浅滩，成功夜渡大渡河，击溃川军李抱冰部约一个团，伤亡敌“营长以下二百余人”，夺取西进要塞丹巴县城，为主力安全西进扫清了障碍。

但是由于川军李抱冰已调泸定守军增援康定，控遏丹巴康定要道的大炮山垭口也被封锁，红军不得不放弃夺占康定计划。总部于25日在懋功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决定向西翻越折多山山脉的主峰党岭雪山，转进道孚。这是张国焘与中央激烈博弈后，正式接受北上战略。

党岭山海拔五千米，翻越时遇到的困难比夹金山还大，当年山顶的气温零下20—30℃。当藏民们得知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要翻越党岭山时，无不惊讶地说：“这个季节要过雪山，简直不可能。你们要是能过 ‘神山’，你们就是神。”红军还了解到，党岭山每天下午都要起风暴。为了能赶在中午以前越过山顶，部队需提前住宿到山脚下，天不亮就上山，但“神山”脾性总是让人捉摸不定。红4军军长许世友回忆，“夜里部队整装出发后，大约一刻钟功夫，暴风雪就来了。霎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刮得人们站不住脚，睁不开眼。紧接着鹅毛大雪越下越大。因为天黑、风机、雪大，难以继续行进，只好原地休息”，直到天色微明，才继续前进，但是“冻得失去知觉的双脚已不听使唤。不少同志的脚冻裂了，鲜血渗透了裹在脚上的破布和采血，在雪地上留下斑斑血印”。

时任红31军93师交通队队长秦忠回忆：“队伍（在山上）遇到了大冰板。冰板上，狂风将雪吹得干干净净，漫坡的冰面滑溜溜的站不住脚。我们用刺刀凿坑，慢慢挪动脚步，大家手牵手走了过去。师长和政委抬着抬子，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不知谁的脚下一滑，担架倾斜，师长失手，那伤员顺着冰坡滑下了山崖，施救没有任何希望。师长自责，捶胸顿足，泪流满面。”

不少体弱受伤的同志，将生命留在雪山顶上。有的战士临终还把仅有的御寒衣服脱下来，送给战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3月1日，先头部队一举攻占道孚，继而赶往炉霍。炉霍寿灵寺有僧兵千余人，装备步枪三百余支、土炮数十门，建筑有坚固的寺墙和碉楼。李抱冰与僧侣结盟，提供弹药并派驻军官指挥。红30军88师先派人送信劝降，承诺保护寺庙，不伤僧人。但寺院住持受国民党煽动，扣押了送信使者，还以火力封锁了经过北上甘孜的唯一通道。红军只能在阴冷雪地里，跺着脚抱着冰冷的枪包围了寺庙。尽管他们曾采取切断水源、爆破等手段，但收效甚微。6日，红军通过潜入僧舍制造混乱和组织强攻，终于攻占寿灵寺。随后立即对经堂大殿等实施保护，僧众渐渐理解红军的诚意。寿灵寺战斗结束后，红军帮助炉霍成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博巴政府”），这是藏区最早的人民政权之一。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于15日抵达道孚，随后进驻炉霍。

逃往甘孜的寿灵寺僧侣目睹红军保护寺庙，转而劝说白利寺格达活佛支持红军，促成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不战而下。

3月15日，总部机关抵道孚，随后进驻炉霍。4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俘敌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以下百余人。31军93师及9军25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守敌李抱冰53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32军及9军27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进道孚、炉霍。

31军91师和5军在宝兴南关、大垭口多次与追敌激战，胜利完成后卫任务后，翻越夹金山，继续在丹巴附近担任警戒任务，多次击溃国民党军和不明真相的藏族武装。

到4月上旬，西进红军在康北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军在这一带整训，筹粮筹物，成立了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为首的粮食委员会，准备北上。随着红2、6军团的接近，朱德决定留下来策应他们北进。

　　二、康北等候

　　自1935年6月，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中央与红2、6军团的联系便已中断，中共中央一直在努力寻找红2、6军团的下落。1935年 9月29日，周恩来用明码发电询问红2、6军团军团情况。任弼时代表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立即用密码给周恩来回电，并要求恢复失联的通讯联络。然而，任弼时的回电被张国焘截获。30日，张国焘回电任弼时提出的问题，并通报：“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红2、6军团当时并不知张国焘已经与中央分裂，更不知其妄想将两军团纳入自己的指挥之下，此后南下的张国焘多以“朱德、张国焘”、偶以“司令部”的名义保持与红2、6军团的电报联系，使得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长时间误以为是代表中央指挥全军的“红军总司令部”。此后“总部”与红2、6军团的联系一直未曾中断，不断地将敌情通报红2、6军团，为两军团摆脱敌人追堵，渡江北上提供了不少帮助。

3月下旬，红2、6军团经过乌蒙大回旋，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占盘县亦资孔地区。2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红军总部，请示红2、6军团的行动方针。30日，朱德、张国焘提出红2、6军团在元谋、龙街北过金沙江，准备两支队伍会合后一起北进。

31日，红2、6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在平彝（今富源）击败孙渡纵队防线，进入云南，向滇中前进，但在普渡河以东遭敌堵截，红2、6军团南下富民。

　　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趁休整机会进行整编。整编后共保留六个军十九个师，分别是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辖第10、11、12师和独立师；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第25、26、27师和教导师；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第88、89师；第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周纯全），辖91、93师；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第13、15师；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辖第94、96师。红四方面军直辖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四川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金川省军区独立1、2师。全军只剩下四万余人。与1935年9月南下时相比，减员超一半。

整编完成后，红四方面军主要进行训练和深入藏区开展地方工作。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红军进入粮食不多的藏区后难免存在军民争食现象。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红四方面军制定了《番区十要十不要》（后来进入回民区还颁布了《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纪律规定，与土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改善了与土司、喇嘛的关系。红军在康北还帮助组建了甘孜、道孚、炉霍等县、区、村博巴政府和“博巴自卫军”，吸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士加入，赠送武器，既保卫地方安全，也配合红军行动。在炉霍，不少自卫军成员后来随红军北上，成为革命骨干。红四方面军官兵还在道孚、炉霍的河谷地带开垦农田，种植青稞、土豆，收获后除自用外，将部分粮食分给贫苦藏民。红军与藏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李中权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后来担任大金川军区独立2师政委。1936年6月在进山清剿刘文辉残部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昏迷过去，两位藏族青年硬是用担架把他抬了出来。后来两位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再次遇到李中权，“他把自己的干粮袋取出来，将仅有的几块牛肉干要分一半给我，我再三推让。最后，还是收下了几块。”

《秦忠回忆录》记载了他在道孚藏民格桑家养病的故事。高烧中的秦忠很想吃鱼，但他却不知道藏族人民是不吃鱼的，他们把鱼看作神。但为了他能尽快恢复，格桑还是逮回了一条鱼，为他熬了味道鲜美的鱼汤。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红军战士，他们破了一直坚守的戒规。秦忠在格桑家休息了二十多天，直到身体完全康复才离开。

1936年7月红2、6军团抵达甘孜时，当地藏民和博巴政府主动提供粮食、马匹，支援红军北上。红军离开后，藏民冒着风险保护红军留下的标语、文件，延续着对“解放”的期盼，而这段在雪域高原播撒的革命火种，也成为后来藏区解放运动的精神源头之一。

　　4月中旬，红2、6军团佯攻昆明，转兵分两路疾进滇西，20日两路红军在宾州会合。此时云龙已派兵在北岸华坪阻止红2、6军团渡江。25—27日，红2、6军团在丽江和迪庆之间的石鼓、巨甸等地从容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滇军南北夹击。

27日，朱德、张国焘等致电贺龙、任弼时，祝贺两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

5月初，红2、6军团翻越四千二百米的哈巴雪山垭口，到达中甸（今香格里拉）地区，进入康巴藏区。稍加休整补充后，又相继翻越扎拉亚卡、理塘南、藏巴拉和仁加雪山。

两军团分左、右两路前进。6军团为右纵队，经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2军团为左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王玉，共同向甘孜前进。

　　三、甘孜会师

　　为了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合，4月15日，红军总部在炉霍决定，由甘孜和道孚派出30军88师265团和32军、4军12师、独立师分别接应左、右路军。在四方面军总部动员会上，徐向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由道孚出发的红军4月16日占领俄洛后，4军12师和独立师在军政委王建安的率领下继续南下，执行瓦解李抱冰部堵截2、6军团北上图谋。他们先消灭了敌第53师派出的一支百十人的别动队，攻克雅江县城，然后利用雅砻江阻击李抱冰部于江东达一个月之久，保证了红2、6军团的安全北上。

　　红2、6军团进入雪山和藏区后，遭遇到了许多困难，整个行动非常缓慢。6月1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红军总部报告，在翻越一路的雪山过程中，因高原反应、饥饿、疲劳、生病和遇敌，有三百多人死亡和掉队。总部复电，指示沿途可根据粮食情况缓进，多休息，注意卫生；同时告知藏区天气较寒，需备冬衣，并须节省经济物质等等。对于红军因雪山高原日光强照和营养不良而导致临时失明，还叮嘱可吃猪肝、牛肝，并找当地老人询问治疗。为了对付土司武装骑兵的袭击，会师后刘伯承亲自给他们讲授打击骑兵战术。

为更好地迎接红2、6军团，徐向前亲自过问准备工作情况。曾在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任作战局局长和参谋的欧阳毅、孙继争回忆：“我们司令部每周都要画一张一览表，将各军和直属单位迎接2、6军团的准备情况，用数字汇总报告徐总指挥，使首长及时了解进展情况。”

　　随着两支兄弟队伍的日益靠近，四方面军从上到下都洋溢着喜悦、激动和期盼。

曾率领红265团接应左路2军团的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们这些曾亲身经历过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欢乐和分离之苦的人来说，就更懂得再次和兄弟部队会师的珍贵。在绒坝岔，他们歼灭了一股反动民团，缴获了不少罐头，谁也舍不得吃，都说要留给2、6军团的首长和同志们。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也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但战士们依旧有滋有味地吃起糌粑和野菜来。

　　6月3日早晨，接应右路的先头部队红 32 军在何长工、罗炳辉等率领下，于理化以南的雄坝与红6军团胜利会师，然后进驻甲洼。红6军团领导萧克、王震、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王震、何长工等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还谈到了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以及又被撤销的情况。在蒲玉隆，朱德总司令会见了6军团领导。据《萧克回忆录》 记载：“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撤换‘左’倾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指出，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这些谈话有助于红2、6军团将士正确认识张国焘，对于如何与之打交道也指明了方向。

红四方面军派驻瞻化（今新龙）的一个连，用骡马驮着紧缺的粮食、盐巴等物资，沿雅砻江往理化（今理塘），昼夜兼程，连续赶路一百多公里，然后翻越雪山，为甲洼的红6军团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红6军团到达蒲玉隆当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红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将掉队人员接回。甘孜的红四方面军，也送来了牛羊。

17日，6军团到达瞻化，与红4军会合。6月21日，朱德、张国焘电示红4军政委王建安、军长王宏坤，要求解决瞻化至甘孜沿途红6军团的食、宿问题。

　　6月25日，红四方面军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的部署。29日方面军总部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大批党政地方干部、地方武装或编入战斗部队，或进党校随军北上。绥崇丹懋战役后，金川省委曾先后组建了金川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1师、藏民独立1师)、丹巴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2师、藏民独立2师)，共三千余人。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时，这两个独立师等地方武装也随军北上，他们当中参加红军的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等同志，后来都锻炼成为党的高级干部。6月17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已经提前由炉霍开往甘孜。6月28日，总部指示丹巴附近负责掩护的红31军、5军集中至丹巴，担任右纵队后卫，准备穿越草地北上。

6月30 日，在甘孜附近的绒坝岔，红 30军88师263团也在翘首以盼中迎来了左路的红2军团。次日中午，88师举行会师宴，热烈欢迎红2军团。大家举杯同庆，开怀畅饮。驻甘孜的部队此刻都在忙着编织毛衣、制作鞋袜、排练节目、张贴标语。整个甘孜已经提前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里。

7月2日，红 2、6 军团齐集甘孜。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筹集了大量的粮食、牛羊，腾出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火，烧好了热水，为红2、6军团准备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还送上自己编织的毛衣、毛袜，使2、6军团的指战员深受感动。甘孜的藏民们也喜气洋洋夹道欢迎，载歌载舞跳起了锅庄。在甘海子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两军会师的消息传到红军大学所在的炉霍，大家非常振奋。炉霍的大喇嘛庙里，存有许多羊毛。刘伯承号召校部的党员们每人织一件毛衣、毛裤或毛袜来迎接红2、6军团的同志。他自己在工作之余也熬夜织毛衣。

甘孜会师的捷报飞向陕北，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7月2日，中革军委电令红2、6军团和32军组成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2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2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6军军长，王震为6军政委。使得红二方面军成为与红四方面军平行的一支队伍。

　　两支队伍会师前后，张国焘曾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拉拢、分化甚至控制红2、6军团，以实现其对抗党中央权威、延续分裂路线的目的。面对这一局面，朱德、刘伯承联合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层，秘密会晤，互通情报，形成反制张国焘的力量。朱德在会师后公开表态：“红军只有一个中央，必须北上！”这一坚定立场极大鼓舞了红2、6军团的斗争信心。

红2、6军团内部也召开干部会议，强调“只有一个中央”，批判南下错误路线，进一步巩固部队对党中央的忠诚。

当张国焘准备调离任弼时“到红军总司令部工作”，意图削弱该部队领导核心时，贺龙明确拒绝张国焘“调整干部”的提议，坚持红2、6军团原有指挥体系不受干涉。当红2、6军团根据党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时，贺龙以此为由，要求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精锐部队（红32军）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变相削弱了张国焘直接控制的兵力。

红6军团政委王震的传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张国焘派人送来《干部必读》小册子，污蔑中央红军 ‘北上是逃跑’……王震立即下令：‘全部收缴，一本不留！当众烧掉！’”

任弼时也在2军团作出指示：“全部收缴，一律烧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凭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最终彻底挫败了张国焘的拉拢分裂图谋，彰显了他们对党的绝对忠诚、维护团结的大局意识、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这场斗争的胜利，成为甘孜会师最深刻的政治遗产之一，直接挽救了红军分裂的危局，为长征最终胜利奠定基石。

　　甘孜会师不仅是一次军事集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扭转分裂局面、重聚革命力量的战略胜利，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新阶段。壮大了川西北红军的力量，也增强了党和军队内部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对于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加速长征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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