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洪山口明代古碑

柴继志（山水人家）

　　古城洪山口，位于唐山遵化市东北的三县接壤处，紧靠长城，是明代蓟镇长城十二路之一松棚路的路城，戚继光、马永等在此抗击蒙古诸部入侵骚扰的主战场。洪山口战略位置及其重要，历朝历代虽多次对此段长城和城堡进行维修和加固，但最终没能挡得住金兵铁蹄，明末“己巳之变”，皇太极亲帅十万大军，由此破关直逼京师，因此崇祯三年朝廷对洪山口古城堡和长城进行了再加固，崇祯十年又一次维修，这次也是明朝长城建筑史上最后一次修长城。

长城和古城堡是崇山峻岭间仍可触摸的历史脉络，但由于时间和自然的风剥雨蚀，这些文化遗产大多成了残垣断壁，这些用先辈智慧建成的最宝贵的遗产，也正逐渐的在人类历史和记忆中消失。

在洪山口这片土地上，与古城堡和长城共存的还有很多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述——明朝长城碑刻，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石碑是长城修筑中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中国长城修筑史的重要文物，有着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为研究明代军事防御体系、工程规模和职官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洪山口长城碑刻是中国长城修建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富有争议的南门额碑

南门额碑“永熙门”三字苍劲有力，但谁是书写者却有不同说法，已故著名画家王庆升依据祖辈相传，认定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御笔亲赐，同时民间还有另一种说法，说这三个字是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兆所书。

《四镇三关志》记载，洪山口关城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所建，属洪武年初期的军事工程，书中记载洪山口城堡有南、东、西三门，东西二门偏北，城墙高一丈五尺，周百二一丈二尺。作为建国初的重要边城，明代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国皇帝为其题字更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洪山口南门额碑到底是不是有缘于明太祖朱元璋呢？我们还是聚焦于碑身文字。

这块门额碑记录内容非常特殊，上刻有两个时间节点，“万历五年”（1577年）和“崇祯二年”（1629年）。我们先追述到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奉命总理蓟镇总兵，为了巩固边防对所辖边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他一改此前的黏土和灰石砌成的夯土墙，这次选择用青砖修长城，并在原来基础之上进行了加宽加固，1577年焕然一新的洪山口古城修建完工，所以此碑上刻了上款“万历五年岁次丁丑”字样，记录了这一盛典时刻。相隔52年后的1629年，朝廷又督派时任三屯营总兵官朱国彦，对破损的洪山口古城堡及所辖长城进行维修加固，又在此碑左右刻录与此工程相关官员官职姓名予以鼎记，完工阅视时间“崇祯二年岁己⺒季夏吉旦”。那究竟“永熙门”三字是谁书写？这就要追溯到万历五年（1577年）以前。

碑文下款“本镇总理戚少保建”，青砖白灰的洪山口古城一定是戚继光督建的，唐朝洪山口还只是个简陋的守边寨子，洪武年初期构筑了石城，修建边墙、古堡，那么这块门额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不是明太祖朱元璋书写的？很失望的告诉大家，这三个字不是朱元璋的御笔所赐。先从书法角度个人用笔特点加以分析，作为平民皇帝的朱元璋，虽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但用他遗留下来的字迹对照，却有极大的不同之处。用拓片对照杨兆的字，大有锋芒一致、字出同源之感。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密云墙子路古堡城门额杨兆同款同名题字后，对此碑乃时任蓟辽总督杨兆所书再无疑问。

杨兆，明朝陕西肤施（今延安市）人，明朝较有名气的书法家，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蓟辽总督。万历五年（1577年）十二月，转南京兵部尚书。这就是说洪山口古城戚继光修建完工前后，杨兆正在任上。这样一位书法大家为洪山口古城题写门额，也为洪山口文化遗存提高了档次。

残存的东门额碑也可能是杨兆书写。

2、松棚路路城题名记

隆庆二年（1568年），抗倭英雄戚继光奉命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在张居正、谭纶支持下长期镇守北方，为了抵御蒙古入侵，强化防御体系，保障北疆安全，他把蓟镇长城分成十二路，松棚路作为其中一路，设路城于洪山口，有参将在此把守。在洪山口众多石碑中，有两块石碑做了见证。

　　好多人都以为松棚路就是岭南的松棚营（原名松棚谷），其实不是。明朝建国以后，松棚谷是镇守洪山口关的营地。明弘治二年（1499年）都御史洪钟奏请朝廷：因营地距边墙逾15公里，山道险峻致人马难行，遇敌时难以快速策应，于是将营地北移李家谷（今洪山口）。69年以后的1568年（隆庆二年），戚继光才设长城十二路，因洪山口松棚蔽日，起名松棚路，参将府设在洪山口，且立此碑为证。因此，此时的松棚路并不是彼时的松棚营。

3、大明工程“实名制”的鉴证

明朝长城洪武初年开始修建，至今已有650年的历史，经过数载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除了采取科学的烧砖、烧灰、建筑技术外，同时在保证质量上下了功夫，为了防止偷工减料，皇帝经常派大臣到工地视察，随机检查砖石的质量。同时对工程建筑采用实名制，用于强化工程质量监督。起初是将工匠姓名刻于城砖石碑上以确保质量，通过将责任与工匠个人利益挂钩，有效减少了偷工减料现象。 ‌后来将负责项目和监工官员和工匠一起在石碑中实名录制，说是万古流芳，其实是便于追责。洪山口现存的城工碑也多数记录了洪山口段长城修筑工程信息，包含修筑时间、规模、工匠姓名等。

　　长城工程建筑实名制成为了中国古代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要范例，解决了工程质量监督难题，间接推动了军事防御体系的巩固，成为明朝初期重要治国策略的组成部分。此制度也被后续朝代沿用或借鉴。这种方法激发责任人的荣誉感与积极性，保证了工程质量，间接促进了工程的顺利推进。

4、阅视制度下的鼎记碑

明朝长城阅视制度，主要指朝廷派遣官员巡视长城修筑质量与边防准备情况的联合检查。官员需实地考察长城修筑进度与质量，对边墙、敌台等工程进行验收，阅视团队通常由总督、巡抚、巡按御史等组成。洪山口现存碑刻中的万历四十四年《天津春防碑记 》、 崇祯三年《修洪山口楼台碑》、天启四年五月《修洪山口二等筑堡碑》、天启四年《松棚路春防修洪山口住城碑》、崇祯十年《洪山口护城敌楼碑》、隆庆四年鼎建碑、《万历四十四年修建长城碑》等都是对洪山口长城、城堡建筑工程进行验收阅视的见证。

　　这些阅视碑记载着明朝历代皇帝对此处边墙多次维修加固，体现了朝廷对洪山口边塞重要性的共识，同时也说明长城建筑阅视制度的实施，强化了边防责任机制，提升了防御体系效能。阅视制度直接关联军事部署，保障了长城作为防御体系的持续优化与实战化需求。

5、太监干政的最后朝代

崇祯三年的《修洪山口楼台碑》碑文：

“钦差乾清官管事忠勇营正提督督理边工御马监太监王应朝

钦差忠勇营正提督标下中军高起潜

钦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风翼

钦差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可训

钦差查督边工监察御史张茂梧

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学周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董宸......”（见上“洪山口修筑楼台碑”）

历朝历代官员对排序先后非常重视，在这块碑中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竟是“御马监太监王朝”和“宦官高起潜（后降清）”，其他高官都悄悄地排在其后。明朝太监参与督边修长城，主要与皇权控制、军事需求及宦官群体的特殊职能密切相关。这快碑也正是对崇祯时期派遣太监直接参与军事决策和监督体系，以强化皇权对边防事务的掌控的铁证。

这种制度使宦官在军事体系中既是皇权代理人，也是军事执行监督者。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宦官群体缺乏军事专业素养，实际执行中常出现指挥混乱、贪腐横行等问题，特别是明朝宦官专权，残害文臣武将的事件频频发生，因此这种制度为清朝帝王敲响了警钟，清初便严禁太监干预朝政或结交外官，将太监明确为“卑微仆从”，非差遣不得擅自出宫，严禁议政或越权奏事。

6、响誉京东的“北极阁”

在洪山口古代众多建筑中，祖辈相传且留给后代最深的记忆，就是被称为京东第一阁的“北极阁”。但可惜的是北极阁没有毁于日本侵略者的枪炮中，却被八路军烧毁，只给后人留下了北城墙上一堆高大的废墟。关于它的记载，现在只能从万历四十二年的《重修洪山口北极阁记》碑记中，想象它的雄伟壮观，“修工军士一千二百□十九名，派修松棚路洪山口北极楼台一座，台基俱拆口到。北面拆旧基之外展修五尺，原台基之上，增高□尺，周围共三十丈，高连垛口三丈五尺。下修□□□□□三洞，上盖重房三间，周围穿廊十间，疆擦三道如法修完讫。”，因年久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认，但笼统的可以看到：一千二百多人施工，楼台基础高12米、周长近100米，下建有三洞，上建双层飞檐房三间，周围穿廊十间。具老人们讲，里边供奉的真武大帝木质坐像，脚面上就可以坐四人打牌，耳朵眼里能容得下孩子们出入。遗憾的是如此高大建筑，重要文物，后人们只能由残存的碑记中想象回忆了。

7、透过石碑看明朝兴衰

一朝君子一朝臣，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大臣，皇帝执政和用人策略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我们看下边两块洪山口明代碑刻，一块是《隆庆四年鼎建碑》，另一块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南门门额碑，这两块碑分别记录着明朝不同年代阅视和鼎建洪山口古堡的大臣官职和姓名。

　　明穆宗朱载垕1567年登基称帝，年号隆庆，他登基后，着手改革父皇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各种弊政。在位期间，将政事委任高拱、张居正等阁臣，兴利除弊，又重用谭纶、戚继光等帅才，加强边防。经过一番整顿，国势有所起色，《隆庆四年鼎建碑》上记载的谭纶、刘应节、余希周、傳孟春、杨锦、戚继光、胡守仁等都是明朝历史上有赫赫战功的英雄，同仇敌忾保疆守国，抵御外敌，国家岂能不安宁。

而南门额碑上插记的崇祯二年，洪山口古堡加固维修的阅视记录中却有这样几位昏庸无能，心胸狭隘、心性多疑、固执己见的佞臣。

南门额碑左右部分内容：

“钦差鏊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元雅

钦差总督蓟州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刘策

钦差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兼备倭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朱国彦

钦差协守蓟镇中路等处地方分理练兵事务副总兵官都指挥叶应武

钦差分守蓟镇松棚路等处地方参将暑都指挥佥事王纯继......

崇祯二年岁己⺒季夏吉旦”

总兵官都督朱国彦，崇祯二年，在皇太极由洪山口进关一路杀向遵化之际，宁远总兵都督佥事赵率教率五千骑兵赶来救援，三昼夜进抵三屯营。而因朱国彦相信谗言不肯放他进城，赵率教只好带着疲惫策马继续向西救援遵化。在遵化与金兵交战时，赵率教被飞来的箭射中身亡，全军覆没。后来朱国彦也寡不敌众自杀身亡，名将赵率教之死朱国彦应付主要责任。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刘策，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军从洪山口等地突破长城，刘策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导致战略要地遵化、三屯营接连陷落，其防区士兵开城投降迎敌，暴露治军严重疏漏‌。袁崇焕曾紧急要求其增援密云，因与袁崇焕个人矛盾，刘策以“此吾地也”为由拒绝调动，错失堵截后金军的时机。后被崇祯判死罪，斩于市。‌

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元雅，崇祯二年（1629年），王元雅主张清汰边饷，削弱了蓟镇防御体系，致使士兵士气削弱，使清军顺利入侵。此前，督师袁崇焕曾两度上书警示蓟门军弱，建议增兵防患，但王元雅不予重视。清军突破防线后，连克遵化等地，王元雅无力组织有效抵抗，最终自缢于敌楼，一死了之，副总兵叶应武、参将王纯继出战后，一去未回，不知去向。

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充分暴露了明末边防的腐败与指挥混乱，凸显其作为封疆大吏的责任缺失。“己巳之变”的悲剧反映了明末军事系统的溃败：将领叛降、士兵逃散，朝廷政策摇摆导致边疆危机加剧‌。这些守城官员虽死而不降，但不能与士兵同仇敌忾，未能挽救危局，虽死不忠。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后，勤于政事，厉行节俭，但他用人不当，刚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对明朝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国彦、王元雅等无勇无谋之流，金兵入侵前夕阅视洪山口城并与戚继光同记一碑，是对此碑的亵渎，也是对戚总理的不敬。

明代洪山口长城碑刻只是众多明长城碑刻中的一份子，但它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它们默默诉说着长城不凡的经历，每个文字都凝聚着历史人文的沧桑。可惜的是，这些碑刻也正在经历着濒临毁灭的危机，它们大多散落在民间，多位于野外环境，损毁风险较高。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增强法律意识，人人为保护这些碑刻尽一份力，守护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把这些珍贵文物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