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

邓亚明

我 的 外 婆

邓亚明

祖辈中我只见过外婆，外公在我出生前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我没有见过奶奶，她29岁时因为难产去世。我也没有见过爷爷，他只活了38年。所以我能享受隔代亲的祖辈中只有外婆。

外婆名胡桂英，安徽泾县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3年）。她母亲病故后，其父带着外婆和她两个弟弟流落到九江寻找生计。外婆父亲是手工业者，靠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外婆那时已是个大姑娘了，懂事能干，两弟尚幼，她就帮别人洗衣服挣钱补贴家用。这样的日子也不知过了几年，外婆父亲也去世了，长姐为母，外婆义不容辞的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带着两个弟弟减衣缩食，艰难度日。

后来外婆经人撮合认识了在九江做文具生意的抚州人孙荣彬，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就喜结连理成为夫妻。外公的忠厚加上外婆的能干，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们做起了小本生意，在大中路开了间卖笔墨纸砚的小店，店名《德记》，有了平台，有了生意，慢慢又有了积累，外公外婆在九江四码头地段买了两套房产，生活越来越好了。

外婆年轻时精明强干，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外公却忠厚巴交，一心忙着生意，家里的的吃穿住行全交给外婆打理，事无巨细。

外婆小脚，不识字，打麻将，抽烟，喝酒，都来。有时酒喝高了还喜欢骂人。拿当今的价值观来评价，外婆与封建礼教显得格格不入，绝不是个能摆得上堂面的正统女人。但外婆善良，正直，能干，勤奋。她就像只老母鸡，罩养呵护着翅膀下家族中的男女老幼。拿九江俗话来诠释，就是“扒家的女人”。

生活好过了，在外婆的张罗下，她的两个弟弟都相继娶亲成了家。前些年我去大舅母娘家拜年，大舅母娘亲口对我说，她是外婆把她从对岸的黄梅接到九江成亲的，还说舅婆也是我外婆从江北接来九江的成亲的。大舅母娘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得那天出嫁来九江成亲的情景，过江的时候，外婆和她坐在同一条木船上，风急浪高，木船摇摇晃晃，江水都溅湿了身上的衣裳。听到这里，我顿生感慨，舅婆和大舅母娘都是江北人，这两代胡家媳妇都是外婆亲自到江北小池口去迎亲到九江的，一次是以姐姐的身份为弟弟娶亲，一次是以姑妈的身份为大侄子娶亲，由此可见外婆对娘家人的呕心沥血和尽心尽力。

外婆生有一男两女，最小的女儿就是我母亲。外婆大弟弟生有两女，小弟弟生有三子。当时外婆已经添孙，大表哥和二表哥都已出生，都在外婆家一个锅里吃饭，膝下承欢，济济一堂。这样的日子也安度了好几年。

那个年代因医疗手段的落后和营养水平的低下，人们的平均寿命普遍不高。过了不久，外婆的大弟弟不幸一命呜呼，弟媳改嫁。外婆大弟膝下有两女，一个一岁，另一个不到三岁，外婆既当姑又当妈抚养起两个孤苦伶仃的幼女，直到长大成人。这两女大的就是我三姨，小的就是我小姨。

外婆家由盛至衰的转折点是1938年日军侵占九江。

日军烧杀抢掠，人心惶惶。当时九江人稍有躲避之地的纷纷携家带口逃难。外婆选择了外公的家乡江西抚州躲难，那时交通极为落后，家族中的女眷和幼儿十几口人由外婆带领，坐民船沿水路经长江过鄱阳湖绕饶州（今鄱阳）到抚州。逃难中有外婆的儿子一家四口，外婆的长女和我母亲。有外婆大弟遗孤的两个女儿，有外婆小弟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留下外公和外婆的小弟看守九江祖屋。

山高水长，船过饶州地段，外婆长女（我大姨）患病在船，船老大忌讳病人死在船上，将病重的大姨赶下船，可怜的大姨就死在逃难的路上，在荒郊野滩草草掩埋。后来我在船上工作，长年跑鄱阳航线，母亲还对我提起此事，希望能找到大姨的遗骸，但是从何找起？

外婆小弟和我外公留守九江看护家业，小弟妻儿都随外婆逃难抚州临川。外婆小弟那时也就三十多岁，血气方刚，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远流异地，而且妻子肚子里还怀有一胎。外婆小弟思亲心切，寂寞难耐，于是私自踏上了寻亲之路。旅途劳顿，晓行露宿，千辛万苦，待到了抚州寻见了亲人，人已疲惫不堪，疾病缠身。外婆得知弟弟是瞒着外公到抚州寻亲的，非常生气，责备弟弟不应该丢下姐夫（我外公）外出来抚州。本就一路风寒，姐姐的斥责加上内心的愧疚，外婆的小弟竟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将少妻幼儿托付给了外婆。

在这短短的时日里，才失爱女，又失亲弟，外婆悲痛欲绝。那时九江仍然处于兵荒马乱之境，她更加牵挂远在九江只身一人的外公。外婆当机立断，将眷属留在抚州回到了九江。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暴发，日冦自顾不暇，九江稍微平静，于是外婆再返抚州临川，要接回困在抚州的眷属。归途仍然是沿水路返乡。不料在返程途中，我舅妈（外婆的儿媳）因难产死在余江。当时春哥12岁，荣哥6岁。

抚州之行，家族中连死三人。遭此劫难，家道中落，《德记》仍在，元气已伤，虽外婆想重振家业，却再难回天。

我大姨短婚未育，在船过饶州病故后，姨爹叶昌崇一直鳏居。姨爹是九江姑塘人，家境殷实，知书达礼，为人老实本分，外公外婆甚是喜欢这小伙子，遂招为上门女婿，与我大姨结为夫妻。大姨死后，或许是觉得我姨爹家里富裕，人又温顺厚道，也或许是舍不得女儿结婚时的丰厚陪嫁礼品，肥水不流外人田，外婆竟然想在她大弟弟的两个女儿中选一个作为填房。这两个女儿是外婆抚养成人的，她俩不称外婆为姑而一直是叫妈。开始是选择了小女（我的小姨），谁知我小姨不从，并出逃到景德镇躲婚。后来外婆选择了大女（我的三姨）。我三姨无可奈何，一是拗不过外婆的威严，二是抱着为我小姨解脱的亲情大义，代妹牺牲，委曲求全，最终从了。这是封建家长制的产物，演绎了一幕近代版《红楼梦》的悲剧。其实我三姨和小姨当时都有心仪的恋人，这婚姻让三姨抱怨了外婆一辈子，郁郁寡欢，不能释怀。

客观的说，外婆对自己的娘家人充满了浓浓的厚爱，全心全意并亲力亲为。但外婆受文化的局限和强势心理的制约，想让亲侄女嫁一个家境殷实的男人能过上好日子，做了一件现在看来是荒诞的事情，是非功过，后人评说。庆幸的是后来三姨一家叶茂枝繁，人丁兴旺。

一九四九年九江解放前夕，老实厚道一生的外公去世，家族中一根大樑坍塌了。这时舅舅已经续弦再婚，我母亲也已结婚生子，外婆时年56岁，就在祖屋依着儿女子孙们一起生活。一九五八年外婆唯一的儿子（我舅舅）因肺结核去世，年仅四十四岁。那时外婆65岁，我已6岁，到了记事的年龄，依稀记得外婆轻抚着舅舅的遗体，肝肠寸断，老泪纵横，恸哭失声。

我是外婆带大的，从小就屁颠屁颠的与外婆形影不离。我印象中的外婆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她对我们四兄妹有养育之恩，全然没有人们描述往日的那种气势和威严。记忆中找不出外婆曾对我发过脾气或骂过我的情景，只记得父亲揍我的时候外婆心疼的在一边发脾气大叫：“打，打，往死里打……”，生气的说着反话，外婆是我孩提时的守护神。

那个时候，父母都要上班挣钱，是外婆给我做饭，是外婆给我穿衣，甚至晚上也倦缩在外婆身边睡觉。听她唠叨着家长里短，听她念诵着九江的市井民谣哄我入眠，直到现在我依然能记得清楚。比如：“人行时又胖又白，走别个门口过，别人把你当客，我找别人借钱，别人答好说好说，我说只借五十，别人借你一百，我说马上就还，别人说用了再说。人倒霉又瘦又黑，走别个门口过，别人把你当贼，我找别人借钱，别人说一分冒得，我说马上就还，别人说你狗屁胡说”。现在想起，让我倍感温馨之余，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我已经读小学了，家中没米，饥肠辘辘。外婆每餐就煮上只有几粒米的一锅汤，再放上菜叶和盐给我们吃，不能充饥还不说，要命的是我每天上课那四十五分钟都坚持不下来，因为肚子里全是汤汤水水，尿频尿急憋不住。有次竟然坐在课堂上尿了出来，尴尬之极。看到我的窘状班主任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今后我有尿随时可以走出教室上厕所，其他同学不得攀比，只给我网开一面。回家后，我就对着外婆满含着委屈哭呀，吵呀，闹呀，说每顿不吃那些米汤加菜叶的糊糊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外婆也没有办法，记得有次她被我吵烦了，竟然无可奈何的哭丧着脸对着我不停的作揖。

盛夏，一张竹床放在祖屋的天井下，童年的我躺在上面，外婆穿着香云纱坐在我身边，摇动着手里的蒲扇给我驱赶着蚊子，我的小手伸进外婆的背心帮她挠痒。这是一幅祖孙共享天伦之乐的画面，历历在目。

总是看见外婆在祖屋里扫地，用的那把笤帚只剩几根杆儿了，九江话叫笤帚脚儿，外婆也是不弃不厌的拿在手中在祖屋弄堂里不停的扫着路上的垃圾。她移动着那双小脚，弯着佝偻孱弱的身体，一头灰白飘零的短发拢在脑后，嘴里还含着半截烟头。这影子常浮动在我的眼前，活灵活现。

外婆在厨房里做饭，她坐在一条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火钳，夹着从隔壁文具加工厂捡来的碎纸不停的往炉子里塞，厨房里缭绕着的烟尘，熏得外婆眯缝起双眼，炉子里的火光映在她那布满皱纹和沧桑的脸膛上忽闪着，她嘴上依然叼着半截烟头。这形态也总是在我的脑海里定格。

文革开始了，外婆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由于在旧社会做过几年小生意，有房产，外婆家被造反派抄了。在那没有法制的年代，红旗往你家地上一插，几个佩戴红袖章的人就可以合理合法的把你家翻个底朝天。年过七旬的外婆嘴里稍稍嘟囔了一句，就被一个年轻人掌掴一耳光。结果是，没有抄出什么东西，但按国家政策住的自留房却让造反派侵占了。

政治运动的摧残和生活的穷困，加速了外婆的衰老，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一九六八年，外婆中风卧床不起，半身不遂，到后来连语言功能都丧失了。

卧病在床的外婆晚年的天地只有两米见方的那张床，来看望的娘家人我只见过小姨，有次我看见小姨从外婆的房里出来，在门口不停的抹着眼泪。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16岁，下乡到修水县当知青，年底噩耗传来，外婆走了，在清光绪年出生的外婆走完了76年的人生。我远在穷乡僻壤，不能为外婆送终。

母亲后来对我说，外婆是在她怀里断气的。没有留下遗言，因为外婆中风后就不能说话了。清洗外婆遗体时，母亲在外婆身上竟然寻到了一枚金戒指，这是外婆最后的仅有的遗产，也是外婆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丝寄托和指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两天后，外婆的遗体被一辆板车拉到了祖坟山孙家垅安葬，除了至亲的家里人没有什么人来送葬，凄风苦雨中几个家人默默的陪伴着我的外婆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程。欣慰的是外婆睡上了棺材，那是她生前为自己准备的。

第二年我从修水回九江探亲，我一个人来到了外婆的坟前，一堆新土拢起的坟丘立在山岗，没有碑石。我就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我没有烧纸，没有烧香，没有鞭炮，也没有流泪，就一直默默的坐在那里沉思，沉思……。天高云低，鸟在啁啾，微风吹来，野草摇摆，远处是田野庄稼，眼前是外婆新坟。差不多过了一个多的时辰，我跪在外婆的坟前磕了三个头，缓缓离去。

直到七十年代，母亲托在九江市教育局工作的小表舅为外婆打了块墓碑。碑石是我坐朋友的油罐车从星子县运回九江的。

二零一七年，因城市建设征用，祖坟山包括外婆的四丘坟墓移葬到了对岸的黄梅小池口。起坟是在一个清明期间的早晨，我匆匆赶到墓地时，荣哥哥一家人已经从黄梅来到了现场，我即刻到附近小店买了近一百块钱的鞭炮堆在外婆坟前。起坟的工人开始不让我点燃鞭炮，说会影响他们工作，我说，我是外孙。工人们立刻理解的说：“哦哦，外孙来了，应该应该”。鞭炮响起，我倒地跪拜。然后一直把外婆和几个祖先的遗骸护送至小池口新的墓地安葬。

几年后的一个清明期间，二表舅率全家子女专程到了小池口，在荣哥的引导下来到了外婆的墓前，祭拜了他的亲姑姑。又过了几年，二表舅也走完了人生之路，他是胡家那代人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

外婆的一生充满了悲欢离合，外婆的晚年是凄惨的，中风卧床，不能言语，一生要面子的外婆活得没有了尊严。那些日子里，常常能听到外婆躺在床上叫嚷的声音。或许是她痛不欲生，也或许是她心中有事却表达不出来，只能呼叫。我想，这是外婆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呐喊，亦或是对所有亲人们的强烈呼唤。如果外婆九泉有知，我只想对外婆说：亲爱的婆婆，把心放下吧！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