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论的前世今生

班贺

　　一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道尽了“血统论”的核心逻辑。它以血缘为标尺划分贵贱，将人的命运从降生起就与出身捆绑，不仅在历史中写下诸多悲情，即便到了今天，其阴影仍未完全散去。重新审视这一思想沉疴，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影响与危害。

历史中的血统印记

“血统论”的幽灵，在漫长历史中从未真正远去。在我国封建社会，它化作森严的等级壁垒：皇帝为维系子孙血脉的“纯正”，在宫廷中纳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甚至将男仆都变为太监；一个懵懂无知的三岁孩童，只因是先皇的后代，就能登基成为天子；出身豪门官宦的子弟，天然就能继续当官做老爷，而出身贫寒的子弟，似乎就只能永远被奴役、卖苦力。

印度电影《流浪者》讲述的故事，正戳中了“血统论”的荒谬——仅凭“小偷的孩子必然是小偷”的逻辑就去诬陷人，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里，这种以出身定终身的观念，就像夕阳残血一般，演绎出了不知多少悲情的故事。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文革”开始，“血统论”再度沉渣泛起。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抛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硬生生以家庭出身为界线，将人分成两类：一方是所谓“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另一方则是备受歧视的“黑五类”、“走资派”子女。

当下的血统余影

即便时代在发展进步，“血统论”的影响仍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当今社会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标签，以及“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现象，其实都是这种思想的变相体现。

“血统论”的危害不言而喻。“文革”时期，多少优秀儿女只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于校门外，多少青年男女只因家庭出身问题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对象、娶不上媳妇。如今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人们或许不再为家庭出身直接烦恼，感觉环境宽松了、自由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

随着城乡差别的存在，不同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相差悬殊，农村的孩子明显起点更低。他们读大学面临的困难，要比城市的孩子、比干部子女多得多。这显然是相当不公平的。

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曾提出“建议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这一说法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质疑。她的理由是：“上大学是要很大费用的，往往一个家有一个大学生就返贫了”“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她说的第一句话确实是事实，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农村孩子上大学，而在于不公平的环境。农村孩子难道就因为家里穷，就不该念大学吗？他们就该守着父母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吗？答案肯定是不应该。

至于第二句话，就更站不住脚了。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回不了家乡怎么就成了悲剧呢？好男儿志在四方，无论到哪里，都是在报效祖国。难道这些孩子出生在农村，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必须一辈子守在农村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保留人才，靠的是政策引导和协调，而不是划地为牢，把农村孩子死死拴在土地上！

打破血统的枷锁

“血统论”最根本的危害，在于它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用出身固化了人的命运，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历史上的等级森严，还是当下的起点不公，本质上都是用血缘和出身限制了人的发展可能。

要打破“血统论”的枷锁，就需要社会不断建立和完善更公平的机制——让农村孩子能和城市孩子一样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让贫困家庭的子女不必因经济压力而放弃深造的机会，让每个人的未来都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非家庭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英雄不问出处”，让每个生命都能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创造价值。

从封建王朝的“龙子龙孙”到“文革”时期的“成分标签”，再到如今隐于生活的出身差异，“血统论”的变种从未真正消失。但历史的车轮始终向前，无数普通人通过奋斗改写命运的故事，早已打破了“出身定终身”的魔咒。或许彻底根除这一思想沉疴需要时间，但只要社会始终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行，让努力比出身更有分量，让机会向每个拼搏者敞开怀抱，那种以血缘定优劣的旧调就终将被“有志者事竟成”的新曲取代。这不仅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更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与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