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笔人生

谢石

漫笔人生

文/卫国和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无论辉煌还是平庸，好的坏的、得意的失意的，都是自己人生的过往，都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脚印。以前总觉得这些事儿不值一提，过去就过去了，可近来总在某个安静的瞬间，那些人、那些事就冒了出来，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想着还是捋一捋，整理记录下来，不为给谁看，就当是给自己这段路留个脚印。等以后走不动了，翻一翻，就像又把这辈子的过往，慢慢走了一遍。

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就像给自己的生命建一座专属博物馆。每一段记忆，哪怕是碎片式的记录，也藏着当时的温度。真真切切的经历不用刻意修饰，真实的感受最有力量。文字或许不会惊艳，但多年后翻看，会清晰地看到自己如何从跌跌撞撞的模样，一步步走到此刻。每一次提笔，都是在和过去的自己认真对话，也是在为未来的日子，留下一份带着体温的注脚。

（一）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出生在延长县张家滩公社何家村。一九六六年起，在邻村高坪小学读书。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八九个小孩就排队出发，步行三里路去上学，背着干粮，等老师做饭时顺便热一下再吃，一年四季皆是如此。学校的条件很差，只有两孔土窑洞：一孔用作老师宿舍和办公用房，另一孔是综合教室。一至五年级共二十几个学生，一块木板用石头垒起当课桌，一块石头就是坐椅。木板并不完整，上面有好多窟窿。有一次，二姐说错了话，老师批评她时，她就弯下腰把脸藏进木板洞里；老师从木板底下看她，她就抬起头，反复几个回合后，老师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

一九七〇年春，该上五年级了，我和发小闫金荣背着铺盖卷和一个小木箱，徒步来到张家滩队办小学求学。入学很顺利，校长白希贤问了基本情况后，就给我俩安排了宿舍、编进了班级——原来白校长和我爸是同学。到了张家滩才发现，该学的好多知识我们都没接触过。第一节课是算术课，老师在黑板上验算分数，我跟同桌艾璠莲说：“老师把算式写错了，一个在上边一个在下边怎么验算？”璠莲说这叫分数。语文课上更是笑话百出，好多字我们都读错了：“七律”读成“七津（jīn）”，“魂魄”读成“yún bai”，“沁园春”读成“xīn园春”，直到一周后才彻底纠正过来。

一九七一年初，我考入张家滩中学初中部；毕业后，一九七三年春就地考入该校高中部，成为我们村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高中生。一九七五年元月五日高中毕业后，我随父亲前往雷赤居住。当年三月，靠着担任公社革委会主任的父亲“特权”，我被安排到公社所属的农村小学当起了“孩子王”（民办教师）。期间，一九七五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六年九月，我被延长县计委招收为新办延长卷烟厂的第一批工人（亦工亦农）。九月十八日参加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二十日就到县城报到，成为一名光荣的卷烟工人。

( 二 )

当时的延长卷烟厂筹建处设在原农展馆（现在的新华书店）院里，临街有两层小楼，上下共二十来间房，后院有几孔石窑洞。工人们被安排住在二楼的通间里，地板上铺着麦秸，铺上毛毡和褥子就席地而睡，条件十分艰苦。

铺的麦秸盖的天，头枕一块大青砖，

一日三餐玉米面，菜里难见油点点。

以上这四句话，便是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名为工人，其实和农民没多大区别：每天早上肩扛铁锨、镢头，排着长队，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随着领队“一二一”的号子声从县城出发，前往一公里外的王家川参加建厂劳动——挖地基、翻土、提泥包、搬砖、和灰，当小工。

早出晚归不见阳，披星戴月度时光。

一日三餐皆粗粮，月薪仅有三十两。

尽管又苦又累，工人们却个个干劲十足、热情很高，对工作前景满怀期待。一群二十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说说笑笑热闹非凡，早把困苦劳累抛到了九霄云外。

其实，我没干多少苦力活。因为报到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筹建组张志强主任就点名让我做会议记录，从此我就成了“钦定”的文书。一直没弄明白领导怎么就相中了我，反正从那一刻起，我成了行政人员，没干多少体力活，只是跑腿比别人多得多。建厂初期没有坐办公室享清闲的岗位，都是一人兼多职，我身兼文书、基建保管，外加采买等，虽然权力不大，职责却不小，挨批评也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一天在城里买东西跑了十几趟，期间工地上要领用材料，到处找不到我，负责工程建设的刘志贤副主任一天就“收拾”（批评）了我八次，说我乱跑误事。虽然内心觉得委屈，可还是忍了又忍，没解释更没反驳。可最后一次他越吼越凶，竟说：“想干你就干，不想干立马走人。”我觉得他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一天累得要命，忙得恨不得拴住太阳干，他却不理解、不体谅，气不打一处来，狠狠怼了他一通，然后把库房钥匙甩给他，说我不干了。这可把他气坏了，最后他去给张主任告了状。当晚张志强主任找我谈话，问明情况后，考虑到我确实忙不过来，就决定让我交出保管手续，只负责采购和文书工作，我的工作也因此轻松了许多。

几个月后，厂房建好了，马上就要投入生产，厂里一切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厂里决定成立团委，在确定的五个候选人里，通过海选选出团委书记和副书记。经过全员投票，我和鲁翠娥榜上有名，鲁翠娥比我多一票，可由于性别优势，最终我被任命为书记，鲁翠娥为副书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内心别提多激动了。工作上也就更积极、更主动、更努力，经常组织青工们开展有意义的活动，编排文艺节目，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在以政治挂帅的岁月里，每周一、三、五都要组织职工学习时事政治，具体工作就落在我这个厂部及党委文书身上，搜集学习资料、朗读学习内容都由我负责。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既活跃了气氛，也填补了当时枯燥的业余生活。

七十年代的陕北小县，既没电视也没什么夜间娱乐活动，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了当时最大的奢求。票价一毛五分钱，却成了工人们消遣和放松的唯一去处。每周二、四、六、日晚饭后，工人们身着劳动布工装，骑着二八大杠，带着心仪的人（有男有女），成群结队涌往县城，影剧院成了大家最向往的地方。人多势众，加之服装统一，浩浩荡荡，成了延长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看电影也为青工们提供了相恋的机会，让不少单身男女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工装整洁倍精神，二八大杠抖威风。

车载情人心自怡，结队成群拥入城。

男欢女爱看电影，你情我愿共倾心。

影剧院中言蜜意， 终身大事此商定。

( 三 )

卷烟厂的三年半，是我值得庆幸和收获最多的时光。值得庆幸的是遇到了一位良师益友——张保。这个名字在延长赫赫有名，在卷烟厂更是最受工人们敬仰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官有多大，而是因为他太有才气了：文能挥毫作文，武懂队列军姿，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文章写得好：建厂初期他只是生产组副组长，可厂里的规划、总结以及技术性报告都由他编写；字写得好：无论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大字小字都带有艺术性，刷标语、办板报从不打草稿，一气呵成且恰到好处；画得好：不但板报办得好，就连烟盒商标都是他设计、画成样本后交给印刷厂印制的。张保可谓全才，卷烟厂的技术改造项目都由他主导，且亲自指挥实施。他无私无畏、大公无私，对卷烟厂的贡献最大——商标设计、技改项目不知节约了多少经费，他从不计较，既没多挣一分钱，更没提及专利和版权的事。由于突出表现，他从生产组副组长、组长、副厂长、厂长一路晋升，最后被调到省烟草委以重任，这是对他才华、能力、贡献的充分肯定。

我担任文书工作，受他影响最深，得的实惠也最多。他写的规划、报告、总结等草稿，都由我帮他誊抄整理，或是刻版油印出来。起初我写的字像蜗牛爬过似的，很难看；自从帮他誊抄东西，接触他字迹的机会多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自然而然跟着学习，几年下来，我的字彻底变了样，大有长进。当年外出办事人员带着我开的介绍信，人家都说我的字写得好，其实，我连张保十分之一的功底都没学到。

时光荏苒转瞬间，未历风霜鬓已斑。

弃教融工操卷烟，文秘团委数职兼。

艺疏学浅常自愧，笔拙书庸字难看。

幸得机缘逢贵人，张保堪为第一贤。

亲传蜡版雕镂技，更受真迹笔墨篇。

持勤砥砺三年半，终身受益胜金钿。

正式投产后，我又身兼数职：团委书记、文书，以及烟叶、辅料、五金、成品等保管。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才把烟叶和辅料保管交给赵发清，五金保管交给贾德富，成品保管交给惠淑兰，只担任团书记和文书，直至一九八〇年四月调离卷烟厂。

( 四 )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从卷烟厂调出。当时父亲已联系好三个愿意接收我的部门：县政府、粮食局和城关供销社。计划经济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所有物品都凭票供应。像肥皂、牙膏、热水瓶，红糖、白糖、水果糖，香烟、名酒、纯毛毯这类紧俏商品，没有关系根本买不到。那个年代，售货员是相当“吃香”的，多少人想亲近、巴结、讨好，这是卷烟厂工人远远比不上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供销社。

我是城关供销社（转角楼）大楼竣工后的第一位售货员。大楼初期只设一个烟酒副食柜组，由我独自负责。两个月后增设布匹柜组，由李玉兰分管。同年七月，七里村供销社改建为七里村百货公司，人员全部并入城关供销社。大楼内共设十二个柜组，形成涵盖烟酒副食、针织布匹、大小百货、五金家电、鞋帽服装、文体用品、调味杂货的综合性商场，我仍负责烟酒副食柜组。尽管站柜台仅四个月，我工作从不含糊，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力求做到最好。我还想方设法把柜组布置得美观醒目，利用香烟包装盒的丰富色彩，在货架和玻璃柜台里摆出“百问不烦，百拿不厌”“为您服务”等字样，成了商场里的一道特色风景，深受顾客喜爱，也多次得到领导表扬。

延长是农业县，服务对象多为农村百姓。陕北人素以纯朴善良闻名，而延长的老百姓因交通闭塞、信息不畅，与外界联系甚少，思想很单纯，只要对他们态度好一点，他们都会心怀感激。有一次，商场来了一对青年男女选购结婚用品，走到布匹柜组时，两人都为做棉衣该买多少布料拿不定主意。那时农村妇女扯布，都会根据布匹幅宽计算所需尺寸，我便凭着掌握的常识，给他们建议了合适的布料用量。结果到了下个集日（当时延长县城是逢二、五、八日为集日），这对青年提着一小笼(筐)鸡蛋专程来商场感谢我，说我计算得恰到好处，既没少到不够用，也没多到浪费，分毫不差。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举不胜举。平时熬稀饭用的小米、绿豆、豇豆、花生米等，基本都不用买，大都是得到耐心、热情服务的乡亲们送的。

三尺柜台守初心，热情周到待客亲。

百问不烦笑常盈，百拿不厌誉声存。

纯朴善良桑梓人，受恩必报念情真。

农副特产凝意深，点滴皆是赤子心。

（五）

一九八〇年八月，县联社安排我们去延安地区供销干校财会班学习，同行的有五人：闫富强、张桐、赵燕、王纪安和我。干校设在李渠原八一铁厂院内，当时共开设两个班，一个主任班，一个财会班，学期为四个月。学习期间，恰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我们每天晚上都聚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了审判全过程。

十二月二十日培训班结束。次年三月，联社主任赵学仁让我去距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滩供销社，接替升任副主任的刘忠文的会计工作。但因长子刚出生不久，妻子在印刷厂上班离不开人，我便以此为由谢绝了。之后，我每天和新招来的王梅英一起摆地摊：上班时推着架子车，把床板和床凳支在影剧院前的人行道上，摆上烟酒副食和小百货售卖。这份工作没有销售任务，只需按时上下班。直到十月份天气转冷，地摊才撤了回来，我们就成了单位的机动工，哪个营业员请假或外出，我和王梅英就临时顶上。十一月初，农副公司与贸易货栈分家，我被调到贸易货栈当会计。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农副公司解体，分设出生产资料公司和土产公司，贸易货栈同时被撤销，并入土产公司，我便成了土产公司的会计兼文书。因为我接受过专业培训，也算是“科班”出身，从账务处理、传票整理装订，都得心应手。特别是每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分析，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分析透彻，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行业内部引起关注，并深得主管部门的认可。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被任命为土产公司副经理。我就此身兼数职：副经理、会计、文书。直到一九八六年四月，张桐从安沟供销社调入土产公司接替了我的会计工作，至此，我就成了专管业务经营的副经理，文书工作仍在兼任。直到一九九二年调离土产公司，十二年间，我为公司经营管理付出了不少心血，亲自草拟制定了包括《营业员守则》《经营管理办法》《库房保管员守则》《废旧物资收购管理办法》《农副土特产品收购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办法》以及《行政后勤工作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为企业的科学管理及有序发展提供了纪律保障。

在土产公司期间，我还肩负着一项额外工作，就是去省供销社，省棉麻公司和省生产资料公司争取扶持资金。天长日久，去的次数多了，领导们就熟悉了，省供销社的基建处刘加俊处长就不叫我的名号，习惯性的叫我延长“要钱”经理。几年里共争取资金数十万元，修了石窑洞及平板房，解决了二十几户职工的居住用房，也为改善工作条件提供了资金保证。真正是：

烟厂历练三载半，弃工从商偿夙愿。

供销商场售货员，后学财会赴货栈。

公司改制分土产，业务财会文书兼。

精研管理细核算，规章渐至体系全。

数赴省城大西安，奔走筹资促发展。

职工住宅得改善，工作生活俱舒坦。

干群称道声名远，行业内外美誉传！

( 六 ）

一九九一年三月的一天，时任县供销社主任的贺玉山邀我到他办公室，说郝福财县长有意让我调任县糖业烟酒副食批发公司（以下简称副食公司）经理。我几乎未加思索便回绝了——其实贺玉山主任本就不舍我调离供销系统，当即就给郝福财县长回了话。

一年后的一九九二年三月，县长又托时任财委主任的冯继红来做我的工作，仍是调往副食公司的事。我初心未改，再次婉拒了领导的美意。为了避开这件事，我就建议并经程进兴经理同意，我带着财务、收购、业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去产棉区的六个乡镇供销社清算棉花收购账务，心想拖上几天，调动之事或许就不了了之了。没承想，等所有账目清算完毕，周末回到县城时，竟在街上撞见了时任常务县长的马智敏。他见了我，劈头就说：“国和，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党性原则都丢到哪去了……”一番数落让我抬不起头，只觉得无地自容，脸颊烫得像着了火。想开口说些什么打破僵局，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勉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最终只说了一句：愿意听从组织安排。

三天后的三月二十八日，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二十九日，时任商业局长的杨文忠便带着任命文件来催我去副食公司报到。我找了些理由拖延了几天，期间杨局长每日催促，直到四月四日，我才随他去报了到。那时的副食公司，境况实在不容乐观：硬件设施年久失修、陈旧老化，零售商场外墙损毁严重，满目斑驳；内墙墙皮大片脱落，光线昏暗，地面坑洼不平；柜台、货架更是残缺不全，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垮塌。经营上也是萧条困顿，连年亏损，加上手续管理上的一堆麻烦，真是步履维艰。

在此情况下，我一边着手改造商场与公司大院、更换老旧设施；一边组织业务和财务人员从清查实物负责人的短款缺货问题入手，集中清理经济手续。用了两个月时间，查清并处理了六位保管员的盘亏问题和财务人员的账务差错，既避免了企业损失，也彻底解决了积压多年的手续管理乱象，更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司上下几乎人人满意；经营方面，则推行承包制，逐步放开批发与零售业务，由承包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一九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同志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几个月后，南巡谈话公开发表，国企改革随之掀起热潮，势如燎原，从上至下强硬推行以“三铁”(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破“三铁”(即企业领导的“铁交椅”、职工的“铁饭碗”、分配上的“铁工资)，改革气势汹涌。副食公司也和众多国企一样，被列入改制序列，一场“甩锅砸碗”的深刻变革就此展开。百分之八十的职工面临分流下岗、自谋生路。那时的现实，实在让人难以面对：我素来同情弱者，可面对需要分流的职工与国家既定的政策，只能束手无策，无力回天。

庆幸的是，被分流的四十多名副食职工，没有在改革浪潮中沉沦。他们意志坚定，在潮头之上不畏艰难，乘风破浪闯过重重险阻，最终各自寻得生存空间——或个体经营，或承揽工程，或受雇谋生，凭着自身的努力与拼搏，个个事业有成，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大多儿女孝顺，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每当想起这些，我都倍感欣慰。

企业改制过程中，因身份转换等因素，下岗职工与企业管理层之间渐生对立情绪。尤其是停薪留职后，职工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时难以适应生活的巨变；加之对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了解，不少人对缴费产生抵触，这使得养老保险费用的征收面临很大阻力。为此，企业曾采取过拉闸断电、收取滞纳金甚至罚款等强硬措施。其实这些做法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职工的长远利益——确保他们退休后能有稳定的养老保障。毕竟养老保险的缴纳实行个人与企业共同承担的机制，个人缴纳8%的同时，企业还要承担12%，如果职工不缴费，看似减轻了个人当下的负担，实则也让企业的配套缴费随之缺失，最终损害的还是职工自身的养老权益。但对于这一点，许多职工当时既不理解，也不领情。

如今，已过去三十三年，回首往事，依旧感慨万千，遂作小诗以记：

回首三十三载前，往事如昨映眼帘。

风雨同舟老伙伴，同甘共苦度时艰。

朝夕相处整九年， 相濡以沫三千天。

日积月累情丝绵，无恨无嫌心自连。

南巡谈话起波澜，国企改制浪涛翻。

破“三铁” 砸饭碗，职工身份待新迁。

企业同仁经考验，下岗失业迫眼前。

将失久赖铁营盘，心理失衡意还乱。

纵有怜惜藏肺腑， 职责所在难两全。

忍痛割爱强着力，泪咽心头暗自煎。

副食职工志弥坚，改革潮头勇向前。

乘风破浪经万险，终盈一片艳阳天。

国策如磐岂容撼，幸与同仁结善缘。

共品成功甘甜味， 笑对人生泯旧嫌。

（ 七 ）

1992年8月，经县政府正式任命，我担任延长县盐务管理局局长，同时兼任副食公司经理。当时，延长县境内尤其是乡村地区，无碘原盐非法贩销活动猖獗。为此，我们组建食盐稽查大队，加大对走私无碘原盐的打击力度，有效遏制了私盐泛滥势头。

1996年，延安市盐务管理局依据国务院《食盐管理条例》，提出“实行碘盐配给制，消除碘缺乏病”的倡议。该政策起初在宝塔区、甘泉县开展试点，但一年下来效果不佳。为打破这一营销僵局，市盐务局专门召开会议宣传动员，推动“配给制”落地。我第一时间向分管文教卫生的朱辽成副县长汇报会议精神，阐述实施思路，得到朱县长大力支持，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当即责令我们以政府名义草拟《延长县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碘盐配给制、消除碘缺乏病的实施办法》。办法明确：按照各乡镇实有人数，依据国家核定的人均年食用量6公斤标准，由乡镇政府配合落实，基层供销社负责供应。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要求尽快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落实。在县政府高度重视下，我县“碘盐配给制”推行顺利，走在全市十三个县区前列，得到延安市人民政府和市盐务局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扬，相关经验在全市推广。1997年至2000年，我县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市“推行碘盐配给制”先进单位，不仅让全县城乡群众吃上合格碘盐，消除碘缺乏病隐患，也促进全县食用盐购销任务逐年完成。

1999年，为进一步完善食盐管理体制，县政府决定将盐务管理局从糖业烟酒副食批发公司分离出来（此前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成立独立的“延长县盐务管理局”，下设“延长县盐业公司”，我继续担任盐务管理局局长兼盐业公司经理。分家工作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人事劳动局、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局、商业局共同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事宜。其中，流动资产与债权债务分割、人员分配、固定资产划拨等事项，均需我们提出初步方案，经领导小组审定后呈报县政府批准。这些工作敏感性极强，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及个人利益、影响平稳过渡。经过全体人员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分家任务顺利完成，且做到上下协调、各方满意，圆满收官。2000年7月1日起，分设后的“延长县糖业烟酒副食批发公司”与“延长县盐务管理局”以全新面貌正式投入运营。

民以食为天，食以盐为先。食盐是人人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碘缺乏病是殃及全民乃至子孙后代的顽疾，危害至极、影响至深。而食用碘盐是消除碘缺乏病的最有效途径。我们依据国务院《食盐管理条例》和国家食盐专营有关政策，在全县城乡除推行“碘盐配给制”外，同时实施食用盐定点挂牌专营：确定门店、统一价格、明确职责、强化管理，为消除碘缺乏病、保障全县人民身心健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食盐至朴味咸鲜，佐料之尊谁能撼。

民赖三餐食为天，佳肴美味不离盐。

缺油少肉犹可饭，唯有此品必备全。

碘盐配送谋万全，定点专营保民安。

政府主导擎主线，部门协同护周全。

惠泽庶民十四万，福荫子孙华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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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2001年9月初的一天，县委办来电，说杨霄书记找我有事，我当即赶了过去。杨书记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我准备给你换个位置，去招待所当所长，你有什么想法？”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干不了”。

首先，虽说我经营商业企业多年，但餐饮业对我而言完全是陌生领域，从未涉足过。何况招待所是延长县的门面，属于一级窗口单位，一旦搞不好，难免有损延长的整体形象，我实在怕难以胜任。其次，盐务局是正科建制，而招待所是副科单位，这一点我心里难以接受。其三，我觉得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便推荐了三位我认为最为合适的人。结果杨书记说：“没干过可以学，盐务工作你当初也不是科班出身呀。你本身是正科，还在乎管的单位是正科还是副科？再者，今天说的是你的事，不是让你推荐别人，就这事，你回去考虑一下。”可这还用考虑嘛，我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不去。

第二天，杨书记亲自打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我说我确实干不了，不敢去。杨书记有些生气，挂断了电话。当天下午，时任政府办主任的高宏斌约我去他办公室，笑着说：“书记都没做通你的工作，我就更没戏了。但领导指派的任务还得完成，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应该认真考虑考虑。”我再次陈述了自己的想法，高主任便没再坚持。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县委办又来电话，让我去杨书记办公室。进门一看，薛海涛县长也在。杨书记直截了当问我考虑得如何，我说我真的干不了。这时薛县长言辞犀利地说：“盐务局好，你就卖上一辈子盐”，我意识到，今天这事怕是在“劫”难逃了。再说恐怕也无济于事了，只能违心地答应了。

几天后，县委常委会决定任命我为“延长县干部招待所”所长（正科），同时决定对招待所进行全面装修改造。9月14日，在常务县长冯振东的陪同下，我去招待所报到，正式上任。18日，县委、县政府在招待所三楼会议室召开“延长县干部招待所装修改造工程联席会议”，会议决定：①工期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为期三个月，2002年元旦以“延长宾馆”之名挂牌营业；②我为改造工程第一责任人；③工程以邀标形式确定施工队伍。

9月19日，在城建局的主导下，确定了三个施工队，分三个标段施工，即土建工程、装潢工程及水电暖管道工程。20日起，招待所正式歇业，改造工程启动。与此同时，我们到西安考察，定购了配套的家什用具及客房、餐厅的家具用品。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没有足够时间进行专业设计，只能凭着自己的构想，边设计边施工。

深秋十月，阴雨连绵，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为了赶工期，我们要求施工队加班加点，务必按时完成。结果很圆满，工程赶在12月30日正式竣工，装潢、土建、管道及设施用具全部到位。31日，县委、县政府在宾馆举行揭牌仪式，延长宾馆正式对外营业。（注：此前十月初的县委常委会议已决定将“干部招待所”更名为“延长宾馆”，定为正科建制，事业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任命我为宾馆经理，并兼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2002年2月，我们向延安市旅游局呈报了《星级宾馆评定申请》。经市局有关科室依据国家相关规定评审，核定为“二星级饭店”（因受规模限制，仅符合二星级酒店条件）。

在日常经营中，我们以满足基础住宿需求为导向，以地方特色饮食为依托，通过高效稳定的运营保障，实现安全、便捷与性价比的平衡。力求把基础工作做扎实，用优质的服务、优美的环境、优良的秩序、高效的基础服务和合理的价格，满足大众对住宿和餐饮的实用性需求。餐饮管理上，我们力求在“接地气”的运营中赢得顾客，实现稳定盈利。经常派厨师深入乡村农户，向农村巧妇请教，挖掘地方风味小吃，做到粗粮细做、细粮精做，让山野菜肴堂而皇之地登上宴会餐桌，深受宾客的青睐。由于注重服务质量，我在任的九年里，八年均被延安市旅游局评定为全市行业内“创佳评差”先进单位(全市每年仅评定三个先进单位)，职工们也享受到了每年多发一个月奖励工资的福利。

2004年4月，我们通过竞标投资近二百万元，争取到了位于县城中心地段的3.03亩宅基地，集资修建了一幢家属楼，解决了三十户职工无房居主的困难，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在宾馆工作的九年时间里，宾馆的对外声誉大幅提升，职工待遇明显提高，运营效益显著改观。作为管理者，我内心坦荡无畏，行不愧影，寝不愧衾。

奉旨受命掌宾馆，使命担当心无憾。

笑对人生面祖先，坦荡无畏魂自安。

九年八登领奖台，职员待遇近翻番。

集资建房众心暖，不负信任诚举荐。

（九）

2010年5月，我调回县政府办公室，被任命为主任科员，直至2018年4月正式退休，四十四年的从政生涯就此淡然落幕。

回望半世人生，有喜悦也有悲凉，有欢乐也有忧伤，曾自信满满亦曾失意连连，走过坎坷不平也遇过坦途广袤。人生漫长，满目沧桑；人生短暂，过眼云烟。从少不更事的毛头后生到满头霜发的白头老翁，半个世纪的光阴竟如昨夕。那些过往种种，像一帧帧滚动的幻灯片，在脑海中次第铺展又倏然掠过，每一幕都带着时光的温度，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人生从不是彩排，从没有重来的机会，否则，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如意了。我这一生走过的路，虽平庸却也算顺遂，然而，有件事始终是我的心头之憾，每当想起便如鲠在喉。

其实我曾有过许多跨入体制内的绝佳机遇，但终因自己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缺乏前瞻性而错失。记得1985年初，时任县人大主任的宋致琳有意调我去县人大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我在土产公司任副经理），我了解情况后却拒绝了。只因那个年代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工作，每个单位每年须抽一名干部下乡包队，常年驻守在农村。我最怕下乡，何况若去了县人大，作为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包村任务铁定就落在我的肩上，因此退缩了。第二次机会，是时任县财委纪检组长的李生忠调任县经委书记后，财委王增才主任想让我填补这个空缺，便指派副主任和时任劳动局长的我的大姐夫做我的工作，我还是没答应。原因有三：其一，我去劳动局算过工资，发现比在土产公司低不少——当时我正常工资应为48.5元，但政策规定担任公司副经理后工资直接调至96元，若调出则只能享受副科待遇，这一政策便不再适用，每月可能少拿几十元；其二，那个年代物资极度贫乏，白糖、红糖、水果糖、肥皂、牙膏等紧俏商品，没关系很难买到，而我们单位一年发的根本用不完；其三，商贸企业在当时很吃香，是人人仰慕的行业。何况那时候，企业和党政事业单位差别不大。可随着政策不断调整，企业和党政事业单位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退休我才发现，尽管从1986年起我们就开始缴纳养老金了，个人账户累积了近十万元余额，退休待遇却比长期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的同等条件干部每月低一千多元。退管所的解释是：企业缴费基数按当地最低标准，而党政事业单位虽未缴费，却一律按视同缴费，且基数按全省平均水平计算。个人近十万元的账户余额，竟抵不上人家的零圪蛋，这便是政策，毕竟，制定政策的是行政人员，而非企业人员。何来的公平？

漫漫人生几十年， 稍纵即逝如云烟。

映入脑际犹如幻，帧帧流影剪不断。

坦途广袤接云天，万里驰驱任往还。

坎坷征程须奋蹄，莫言前路雾烟迷。

顺逆由天不由你，莫留忧烦给自己。

功名利禄身外物，何必忧心伤身体。

( 十 )

二〇一〇年五月离岗后，我便协助保姆照料年迈的父亲。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父亲仙逝，九月末为次子办完婚事后，我与妻子移居西安，日常除接送孙子上下学，便常去长乐公园散步。因无其他喜好与特长，每日不过绕着公园转圈漫步。二〇一七年四月，公园桂花园里来了一拨擅长音乐的帅男靓女，每当日落西山，他们便支起架子鼓、挂上照明灯，乐师们奏响欢快乐曲，唱起红歌。

起初两日我未曾留意，第三日见围观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便凑过去看热闹，发现这队伍虽规模不大，却五脏俱全：有主持、有指挥、有朗诵、有伴舞，笛子、板胡、萨克斯、口琴、吹管、架子鼓一应俱全，还有印制精美的歌本，透着规整气象，现场气氛更是活跃。受这氛围感染，我当即买了两本书加入其中，没承想竟一发不可收拾——每日晚饭后便急不可待赶往桂花园，帮着做开唱前的准备，摆摊起场、拉绳挂灯，成了合唱团的忠实歌友。在我看来，这是个充满正能量的团队，从团领导到每位歌友，不论男女都透着阳光，与他们相处，总有种亲切、舒适又难以割舍的感觉。合唱团人员构成虽然很杂，一百多位歌友几乎来自全国各省，有体制内退休的领导干部，有企业退休的工人师傅，有教育战线的园丁，有医疗卫生界的白衣天使，也有来自田间地头的农民朋友，且多是花甲以上的老人。但无论来自何方，从无地域歧视；不论官职大小，也无贵贱之分，众人水乳交融、并肩同行，相处得其乐融融。

在合唱团，总能让人焕发出青春活力，激发出积极向上的激情，时不时还会有意外惊喜。

二〇一七年末，我们决定回延长照看即将出生的小孙女。消息传开后，在团长袁爱华的牵头下，大家在“味道潇湘”餐馆举办了“喜迎新年庆元旦，欢送漫步回延安”联欢活动。一百多位闻讯赶来的歌友赠礼品送字画，执手相看泪满眼，句句牵挂暖心间。袁团长亲自指挥，为我们送上一曲《驼铃》：

“送战友 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 雾蒙蒙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情

战友啊战友

亲爱的弟兄

当心夜半北风寒

一路多保重……

战友啊战友

亲爱的弟兄

待到春风传佳讯

我们再相逢”

情深深，意切切，全场上下热泪涟涟，那场景感人至深，令我终身难忘。当时，我以一首小诗道出不舍：

挥泪别友回延安，帮儿育女延长县。

孙女适龄入幼园，开心长乐共联欢！

二〇一八年五月，合唱团建团一周年，团里举行盛大庆典。团长让我写份致辞，当时团名是“长乐公园艺术合唱团”，我觉得这名字有区域局限，便依据“开心长乐，共建和谐，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建团宗旨与精神内涵，提议更名为“开心长乐艺术合唱团”，得到团领导一致认可，在致辞中正式确定，沿用至今。关于活动地点，公园本无“桂花园”这一地名，我想着没有确切地址不便开展活动，便依着场地身处桂花林中的特点，拟名为“桂花园”。这名号也一直沿用下来，在歌友心中成了刻进骨子里的温馨港湾。

虽远在圣地延安，与合唱团聚少离多，但团领导始终关照器重我：二〇一八年任命我为常委，二〇一九年改任副团长。几年来，我也未曾辜负重托，为合唱团的发展壮大尽心竭力，做了些份内之事：

一是积极主导、协助团委圆满完成建国七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并代表团委致辞；

二是创作《开心长乐歌友之歌》：“我们是开心长乐歌友，歌声荡漾在美丽的桂花园，歌唱是我们追梦的理想，长乐团是我们精神的家园……”，这首歌深受大家喜爱，为凝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二〇二一年春节新冠病毒肆虐之际，受团委委托，由我策划、编导并主办“开心长乐合唱团《喜迎春节网络晚会》”，因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歌友参演率高，获团领导充分肯定与歌友高度赞扬；

四是在合唱团组建“开心长乐秧歌队”，将陕北秧歌搬上合唱团舞台，既合民心顺民意，也让缺乏舞蹈天赋的歌友能一展风采。每逢团里有活动，开场秧歌总是首当其冲，承载着团委的重托与歌友的期盼，扭出了自信与和谐，成了长乐公园一道亮丽风景；

五是秉持以诚待人、以信服众的处世之道，倡导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少些摩擦。歌友们都愿将我当知心朋友，有想法会敞开心扉倾诉，有心事会乐意交流，听取我的建议。在我的疏导下，化解了不少矛盾隔阂，维护了合唱团的和谐发展。

二〇二四年，于我是段艰难岁月。春节后总觉胃部不适，三月六日在延长县人民医院做胃镜检查，结果显示为贲门恶性肿瘤。当天家人便陪我由儿子驱车赶往西安，在西京医院进一步检查后，三月十七日入住该院消化病院，十九日行胃部切除手术。五月十日是我六十六岁生日，彼时我仍在西京医院第九八六医院接受化疗，而长乐公园桂花园里，已是鼓乐齐鸣、歌声嘹亮——袁爱华团长带领歌友们高唱《祝你生日快乐》为我祝福。许是大家太过激动，当袁团长喊出“开始”时，乐队老师们竟不约而同“跑偏”，全伴奏成了《酒干倘卖无》的曲调，现场气氛热烈又透着沉重。当歌友们反复高喊“祝漫长团长生日快乐”，我的心仿佛要跳出胸膛。打开合唱团微信群，更让人潮涌心动：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全群刷屏的生日祝福与美好祝愿连绵不断，字里行间皆是深情，直抵人心。

开心长乐值得珍惜，开心长乐值得拥有。开心长乐它是音乐的殿堂，开心长乐它是幸福的家园！

退休后最正确的选择，便是加入开心长乐合唱团；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合唱团这群新的老年朋友。

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充满阳光、开心快乐。衷心希望所有老年朋友，都能像我们开心长乐歌友这样，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心快乐地度过幸福晚年。

人生自古谁无老，风雨飘摇终有了。

饱经沧桑成历练，不卑不亢心无憾。

才疏浅薄志难展，回首往事意圆满。

夕阳无限兴趣添，心无旁骛显童顽。

寻找机缘广交友，不负韶华度晚年！

( 完 )

开心长乐秧歌表演

代表团委致词

合唱《祖国颂》《红旗颂》

合唱团五位团长

快乐时刻

　　

作者简介

卫国和，生于1958.4，先后在延长卷烟厂，城关供销社，土产公司，副食公司，盐务管理局，延长宾馆，延长县政府办公室等供职，2018年4月退休，现住西安颐养天年。1974年张家滩中学高七四级毕业后再没深造，故文化有限，不善文笔，只是偶尔兴起拙笔习作，抛砖引玉，敬请老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