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青海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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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博物馆筹建于1957年，1986年9月正式建立并对外开放。

青海江河连东土，河湟山川通西陲!

距今约3.7万年前，华北地区的先民进入青海，进行过季节性游猎活动。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人群徙居青海“东大门”，粟黍农业和彩陶文化进入河湟。距今5500年以案，马家密文化的兴起使河湟地区成为我国原始彩陶文化的中心。4000年前齐家文化人群的徙入使河湟地区踏进文明时代的门坎。

汉代，青海古羌人，卷入了中原王朝与匈奴的角逐，中原王朝的势力随之进入河徨。魏晋以降，中原板荡，诸胡涌入，来自辽东的鲜卑族吐谷浑部终在群羌故地建国。她跨数千里、立国三百余年的吐谷浑，在隋、唐与吐蕃接踵发力下灭国，青海又成了唐蕃交锋之前沿。“安史之乱”后，吐蕃一度控制青海百余年。十一世纪初，吐蕃之余绪建立了青唐政权，后亡于北宋。此后的金、西夏政权及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王朝，日益加强在青海地区的经营与统治。

在绵绵几干年的政治、军事冲突与交锋中，一方面，青海这块土地上不断变易的主人因山川形胜之利而扼守冲要，一地之烽烟，每每与天下格局的变动互为因果；另一方面，此间多民族在青海的迁徙、融合与汇聚不绝如缕，连接周边、通往域外的交通干道亦次第开辟，成为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循着山、水、路，可追溯大美青海，泱泱河湟，源来这样……

青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

距今3.7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生活在这里。柴达木盆地、沱沱河沿岸、霍霍西里、昆仑山的三岔口和龙羊峡地区的黄河阶地、环青海湖地区、长江和黄河上游均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青海东部的河湟谷地，都有古代文化遗存分布。河湟地区彩陶文化璀璨，被誉为史前艺术的明珠。

距今4000年前后，青海地区逐渐进入青铜时代，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是本土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一脉相承，属于先羌文化。青海境内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等是齐家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们都是羌人遗存。

青铜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羌人适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青铜器的冶炼加工技术日益成熟，器物有生产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等。

第一位羌人首领—一无弋爱剑：

秦厉公时（公元前476一公元前443年），戎人无弋爱剑被秦国俘虏，学到了中原先进的农牧生产知识，后来逃回河湟，将耕稼和养畜技术传授给羌人，受到羌人拥戴，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羌人首领。

秦献公时，其后裔为避开秦国兵力的威迫，从河湟地区走上了迁徙之路。

向东：散居于黄河中游一带，与汉族融合。

向西：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发羌，是今天藏族的先民之一。

向北：长途跋涉到新疆天山南麓，形成婼（nuo）羌。

向南：到白龙江流域的称武都羌；到涪江、岷江流域的称广汉羌；到雅砻江流域的称越嶲（xi）羌。

无弋爱剑的曾孙 “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中国最早的文字一—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羌”的记载，“羌”字由上面的“羊”和下面的“人”两部分组成。会意与羊有关的人。

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诸羌见爱剑初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可见羌人以畜牧为主，兼有一些农业种植。

羌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汉族、藏族、土族、彝族、白族、怒族、纳西、哈尼、拉祜、普米、傈僳、独龙、景颇、门巴、珞巴、基诺、阿昌等十几个民族都流淌着羌人的血液。

距今4000年前后，青海地区逐渐进入青铜时代，其上承新石器时代，下延至汉代，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是本土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古文化遗存数量达三干多处，省内大部分河谷地带，均发现有古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址、墓葬、岩画等各种文化遗存。齐家文化是青海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文化，其后分化为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诺木洪文化。

在青海出土的青铜文物中有很多文化交流的印记，为早期青铜之路的雏形。

秦汉时期，匈奴崛起于北方草原，在冒顿单于时期“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青海羌人和西域羌人成为匈奴进攻汉王朝的辅助力量。

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开始“北却匈奴，西逐诸羌”。随着战争发展，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四郡，并在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设置了护羌校尉和在河湟地区设立西平亭等管理机构。

汉昭帝时，西汉设置金城郡，汉宣帝时金城郡西扩至青海河湟地区，自此青海东部正式纳入中央管理的郡县体制。

东汉时期则从金城郡中析置西平郡（今西宁市），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西部边疆。正是在这一时期，青海羌中道成为联通东西的交通要道，与靠北的道路共同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111年，汉代名将李息、徐自为领兵征服了先零羌人，随后西汉政府开始在河湟地区迁徙汉人，开置公田，并开始在今西宁市及其附近陆续设立有军事和邮驿性质的西平亭、长宁亭、东亭等，河湟地区开始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名将赵充国奉命平先零等羌得胜后，罢兵屯田于河，设“金城属国”，安置归附羌人。河湟地区正式纳入汉朝郡县体系。

汉初，羌人是河湟地区的主要居民，为匈奴所挟，时常侵扰汉朝边地。

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汉武帝元鼎年间，李息、徐自为在击败羌乱后，在河湟腹地开置公田、开始将中原汉族迁徒于此。

汉宣帝时，将军赵充国平定起事羌人，安抚归顺羌人，并“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屯田河湟地区，使中原先进的耕作方法和生产工具传入青海，提高了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力。

东汉在河湟地区的屯田时断时续延续了100多年，范围也从湟水流域发展到黄河河曲两岸乃至青海湖一带。和帝时有 “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 的记载。

赵充国（公元前137年一前52年），字翁孙，汉族，原为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后移居金城（今甘肃永登），西汉著名将领。

赵充国熟悉匈奴和氐羌的习性。汉武帝时，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率壮士突围；昭帝时，又生擒西祁王。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平息羌乱，提议罢骑兵留步兵屯田，后人“千载称其贤”。致仕后，仍常参与议论“四夷”问题。谥号“壮”，为“未央宫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西海郡故城内出土。篆刻有“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铭文。

“虎符石匮”主要用于内置“符命四十二篇”，是王莽假托天命，大造舆论，夺取西汉政权的产物，也直接证明了王莽在青海东部置郡设县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得西海（青海湖）地区后，为制造“四海归一”的政治升平假象，请设西海郡，加上已有的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设置西海郡后有“四海归一”的征象。西海郡下设环湖五县，并在环湖地区设驿站及烽火台。中原王朝势力进入青海后，创立和实行了若干行政管理制度。内地的文化也影响到青海地区，并且与汉帝国的其他区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行政管辖，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魏晋以来，北方各少数民族不断南下西迁，兴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大批内迁的北方民族纷纷建立了政权，历史上称为十六国时期。

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吐谷浑从辽东慕容鲜卑部落中分出，西迁至青海地区，统治了今青海、甘肃西南部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了吐谷浑国。公元399年鲜卑首领秃发乌孤率部进入青海东部地区，先后建都于乐都（今乐都区）、西平（今西宁市），统治了甘肃河西走廊东部和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史称“南凉”。此外，乙弗鲜卑也一度在青海湖西北建立了乙弗勿敌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称“吐谷浑道”，也称“河南道”。“吐谷浑道”因河西道阻塞而兴盛，成为沟通中亚、西亚与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王朝处于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无力顾及青海边地，青海地区群雄割据，政权频易，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以及吐谷浑等政权先后统治青海局部地区并且在青海展开角逐。

西平大姓”郭、麴、田、卫

自汉魏以来，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和河湟文化的兴盛，河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家族。著名的有西平郭、麴(qU)、田、卫四大姓，是见于正史的“河右大族”，尤以郭、麴二姓名人辈出，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其中，郭氏女明元郭太后是历史上唯一入立为皇后的河湟女子，曾主持曹魏后宫27年，在青海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郭氏女明元郭太后”指的是魏明帝曹叡的皇后郭氏，她在曹叡去世后被尊为太后，谥号为“明元”。

郭氏出身于凉州大族西平郭氏，黄初年间，西平郡反叛朝廷，郭氏被没收入宫。曹叡即位后，对她颇为喜爱，封她为夫人。景初二年（238年），曹叡病重之际，册立她为皇后。景初三年（239年），曹叡去世，皇太子曹芳即位，尊郭氏为皇太后。曹芳被废后，郭氏历经曹髦、曹奂两朝，一直位居皇太后之位。景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264年2月8日），郭氏去世，与曹叡合葬于高平陵。

南凉国

南凉政权为河西鲜卑首领秃发乌孤所建。乌孤自幼“雄勇有大志”，在继任酋长后，“务农桑，修邻好”，其部族逐步进入农耕生活，势力集中在湟中一带。

公元397年春，乌孤建元太初，秃发乌孤在廉川堡自称大都督、大单于、西平王，正式建立了秃发氏政权，专力经营河湟地区，作为立国之本，对河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元399年，徙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区）。同年，乌孤因酒醉坠马而亡，弟利鹿孤迁都西平（今西宁市）。公元402年利鹿孤卒，弟傉檀立，以凉为国号，史称南凉。嘉平七年（414年）秃发傉檀投降西秦。南凉前后共三主，历18年。

吐谷浑，原为人名，为辽东鲜卑慕容氏单于慕容涉归之庶长子。因与兄弟失和，从公元四世纪后，吐谷浑遂率部西迁至青海东部等地，侵逼氐羌,成为强部。

大约公元329年吐谷浑孙叶延承袭为首领，以其祖“吐谷浑”作为这个鲜卑人和羌人联合体及其政权的名称，成为当时我国西北地区众多割据政权之一。吐谷浑建国350年间，先后在慕贺川（今贵南穆格塘一带）、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北地区）等地建立了政治中心。隋唐之际，吐谷浑政权渐趋衰落。唐初，吐谷浑归附。吐蕃政权崛起后，逐渐向甘青地区扩张，于公元663年灭吐谷浑。吐谷浑末代王诺曷钵率领残部逃奔至凉州。

吐谷浑都城——伏俟城

伏俟城遗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村西南，俗名铁卜加古城，是古代连接东西交通的重镇。城中有小城、官殿，布局受汉地影响较多。“伏俟”为鲜卑语，汉意“王者之城”。古城所在位置与史籍中“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的记载相吻合。

隋朝建立后，与吐谷浑在青海东部及甘肃西部地区互为攻掠。隋文帝派兵击溃吐谷浑，封吐谷浑高宁王移兹裒（pou）为河南王。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至开皇十五年，吐谷浑多次遣使向隋“奉表称蕃，并献方物…·”，文帝也遣使访问吐谷浑，双方保持友好关系。

隋大业三年（607年），隋改州为郡，在青海东部设浇河（今贵德）、西平（今乐都）等郡。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吐谷浑，击败吐谷浑。隋炀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青海大部分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以内，对促进青海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广大疆域及民族大家庭的形成，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唐太宗时，封吐谷浑首领诺曷钵为河源郡王。诺曷钵请唐颁授历法，并遣子弟入朝奉侍。吐谷浑成为唐的附国。唐贞观十年十二月，诺曷钵入长安向唐请婚，唐太宗许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唐贞观十三年（639年），诺曷钵到长安迎婚。第二年，唐太宗派朝官护送弘化公主到吐谷浑。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河西地区因战事纷起，丝路阻断，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改由祁连山南吐谷浑统辖的“青海道”（羌中道）。吐谷浑在青海立国350年间，国力强盛，地跨东西数千里，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吐谷浑国致力于经营这条商贸通道，起到了沟通东西，联络南北的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商贸的兴盛，对这一时期道路的发展、兴盛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人牵驼模印墓砖

南北朝

420年-589年

隋炀帝西巡线路示意图

公元609年4月，隋炀帝率百官、宫妃及各路大军从关中的扶风西行，跨陇山，经陇西、枪罕（今甘肃临夏），出临津关（今甘肃大河家至青海官亭古渡口），渡黄河，至西平（今青海乐都）。

五月，大猎于拔延山（今青海乐都南山），入长宁谷（今青海西宁北川），度星岭（今青海大通景阳西北），宴群臣于金山（今大通金娥山），其后行至浩门川（今青海门源）。6月，经大斗拔谷（今甘青交界的扁都口）抵张掖。9月，返回长安，西巡结束。

至此，吐谷浑故地皆纳入隋朝版图。隋炀帝西巡疏通了中原至西部的道路交通，对国家统一、中西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公元6世纪，西藏山南地区建立起吐蕃政权。新兴的吐蕃政权向青海方向扩张，并最终攻灭了吐谷浑，唐蕃双方随即在青海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与政治角逐。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唐军东调平叛之机，占领青海大部。9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内乱不断，沙州汉人张议潮一度趁机控制了青海东部。唐末，吐蕃全境爆发大规模平民奴隶暴动，青海吐蕃势力也分崩离析，不复统一。

唐蕃时期兴起一条连接中原与西藏、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即唐蕃古道。青海成为这条中原与南亚间商贸之道、民族友好之道的重要环节和必经之路。

吐蕃兴起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太宗请婚，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双方以甥舅相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展开了频繁交流和沟通。

唐高宗继位后，吐蕃吞并吐谷浑的势头不减，唐朝内部举棋不定，致使吐谷浑最终为吐蕃吞并。吐蕃控制青海游牧区后，又攻陷唐西域羁縻十八州，安西四镇并废。大受震动的唐朝决定反击，并助吐谷浑复国，结果唐军在大非川惨败。唐、吐蕃在青海东部展开争夺，唐神龙三年（707年），唐中宗嫁金城公主于吐蕃赞普，再次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加强了唐蕃之间的交流。之后，双方时和时战，唐玄宗开元和天宝早期，唐军对吐蕃屡有胜绩。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被东调平叛，吐蕃大举扩张，控制青海一带达百余年。

毡裘蕃语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吐蕃趁唐朝内乱和国势衰颓之机，占领青海全境。吐蕃在青海设置军政设施，统一语言，推行藏文，进行驻屯和移民，对青海各部族人民实

行同化政策，大量羌人、汉人、吐谷浑人融入到吐蕃民族当中。唐代诗人张籍《陇头行》中描绘汉人融入吐蕃的情形，称“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鸾凤铜熏炉盖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

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

赤岭（日月山）在汉、魏、晋至隋、唐时期，是中原王朝辖区的前哨和屏障，故有“西海屏风”、“草原门户”之称。

北魏明帝神龟元年（420年），僧人宋云自洛阳西行求经，便是取道赤岭前往天竺。唐武德三年（620年），唐与吐谷浑讲和修好，并达成互市协议，互市于承风戍（今拉脊山口）。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即以赤岭为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与吐蕃定点在赤岭互市，以一缣（jian）易一马。唐肃宗以后开展了“茶马互市”，青海大批的牛马被交换到内地，内地的茶、丝绢等同时也交换到了牧区。

公元821年，吐蕃遣使至唐，通过多次商谈，双方在会盟方面达成共识，唐穆宗在长安西郊同吐蕃使者举行隆重的会盟仪式。翌年，唐朝派大理卿御史大夫刘元鼎作为会盟使，前往吐蕃逻些（今拉萨）会盟，在逻些建立会盟坛。

公元823年，双方在逻些立碑。碑文表达了“甥舅”结立大和盟约、平安相处的盟誓。这通见证汉藏友好的会盟碑，即历史上有名的甥舅和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

如今，该碑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历经干年保存完好。

金胡瓶

唐1618年907年

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士

木骨黄褐地三色斜纹丝织锦鸟

唐/618年-907年

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

三彩骆驼

唐/618年-907年

鎏金西方神祗人物连珠纹银腰带

唐/618年-907年

羽人瓦当

唐/618年-907年

民和县川口镇享堂古城出土

公元7世纪初，唐与吐蕃王朝关系日益密切，唐蕃古道随之构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古道全长3000余公里，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五省区，其中一半以上路段在青海境内，是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十一世纪初，吐蕃赞普后裔确厮啰统一河湟吐蕃诸部，定都青唐（今西宁），建立以吐蕃人为主体，包括汉、回鹘、党项等诸民族的地方政权，结束了本地区自唐末五代以来 “族帐分散，不相君长” 的混乱局面，史称 “青唐政权” 或 “喻厮啰政权”。

根据政治需要，青唐政权灵活采取联宋抗夏或联夏抗宋策略。元符二年（1099年）和崇宁三年（1104年），宋军前后两次进军河湟地区，终结了嗡厮啰政权对青海的统治。

青唐政权前后历时近百年，对维护本地区社会的安定、农牧经济的发展、中西交通的畅通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青唐道是宋代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别名。西夏控制“丝绸之路”中道后，对过往商旅盘剥严重，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因此，“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只得绕道青唐。在此背景下，青唐道一度兴盛起来。

嗡厮啰政权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以青唐为中心的中西交通线，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千方百计维护道路的畅通，不但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也使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得以维系，为维护东西交通大动脉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唐道所行路线即汉唐丝绸之路故道。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弑后，青海河湟地区陷入分散的部落割据状态。公元1032年，嗡厮啰定都青唐城（今西宁市），建立了以吐蕃为主体的地方政权。三世以后，王室内部纷争，政权不能自存。崇宁三年（1104年），宋军进占河湟地区，改鄯州为西宁州，是“西宁”见于历史之始。北宋灭亡后，金和西夏占据青海东部和黄河以南地区约一个世纪。

确厮啰统治时期，青海东部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府青唐城，是中原通往西域的枢纽。确厮啰政权一方面保持着吐蕃的文化传统，兴盛佛教。另一方面在宫室建筑、官职制度及农业生产等方面，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嗡厮啰政权延续了近百年，至公元十二世纪前半期才结束。

宋人李远曾随宋军进入青唐城，以其所见所闻撰有《青唐录》，详细记述了青唐城的建置、风俗等情况。

公元1227年，青海东部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版图。公元1370年，明军控制了青海东部，洪武六年（1373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清初，河湟地区由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控制。雍正初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政权才正式实现了对青海河湟及以外地区的统治。

自元朝之后，青海河湟地区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发展的格局。这一时期，茶马贸易兴起，青海的茶马古道成为连通中原与藏区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开始进入青海地区。蒙古首领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班·贡噶坚赞在凉州会晤，达成共识，西藏及青海涉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随着中央王朝不断加强对青海建政施治。

明朝在进行卫所设置的同时，在河湟地区推行“以卫所为依托、土官流官参治、以流治士、以土治番”的治理政策。明代河湟地区的屯田以军屯为主要形式，这对保证西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屯田的开展，相应地出现了移民现象，并直接影响到今天青海民族的构成和分布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青海农业的发展。

粉彩百鹿纹瓷尊

清/1636年—1912年

铜鎏金大国师印

明11368年-1644年

明清鼎革之际，控制青藏的和硕特蒙古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四世班禅于崇德二年（1642年）派使团觐见清太宗皇太极。

公元1644年初夏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建立清王朝。顺治时承认固始汗的地方政权，贡使常至北京并入关贸易。公元1647年固始汗表示服从清朝，各部使者入贡。公元1658年诸部与清朝地方官达成划界放牧协议，保持了暂时稳定。

明崇祯九年（1636年），固始汗率以和硕特蒙古为主的卫拉特蒙古联军进入青海地区，相继击败青海牧区的却图汗、康区白利土司、卫藏地区的藏巴汗，建立和硕特蒙古汗庭，统治青藏地区，同时也开启了和硕特蒙古在青海的历史。

固始汗将青海分给其八子和其他卫拉特蒙古部，史称“青海八台吉”，建立了对青海的军事统治。

顺治三年（1646年），固始汗与卫拉特各部首领二十二人联名奉表贡，清廷赐以甲胄弓矢，命其统辖诸部。顺治十年（1653年），赐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承认了他的地位。

罗卜藏丹津之乱后，结束了和硕特部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和硕特部统治青藏期间，独尊格鲁派（黄教），奠定了该派在藏传佛教各派中的优势地位。

罗卜藏丹津是清代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首领，固始汗之孙，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承袭其父的亲王爵位，成为青海和硕特部蒙古贵族的最高首领。

罗卜藏丹津对于清朝不许他干预西藏的控制权和族内混乱方面的规定深感不满。从西藏返回青海后，罗卜藏丹津暗中约定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为援，组织叛乱。

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蒙古各部贵族于察罕托罗海会盟，发动武装割据叛乱。清政府闻变后，立即命年羹尧、岳钟琪等率军镇压，很快将叛乱平定。

粉碎叛乱后，清廷采纳了年羹尧所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

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对蒙古族各部采取编旗设佐领措施，共编为二十九旗；同时派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一切政务，使青海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瞿昙寺位于乐都区瞿昙镇，是青海唯一一座由皇帝敕建的佛教寺院，也是明朝同青海藏区进行联系推行“抚边”政策的枢纽。

明朝初年，人称“三罗喇嘛”的西藏高僧，从西藏来青海弘扬佛法。后朱元璋表其忠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请至南京，尊为上师，后被封为西宁僧纲司都纲，是西宁卫的宗教领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开始建寺，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特赐寺额“瞿昙寺”，瞿昙即“乔达摩”，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姓氏和尊称。瞿昙寺历时36年修建完成，是明代青海东部最大的佛寺。

瞿昙寺的建筑群是典型的官式宫殿，从山门起的中轴线上，有金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等大建筑，左右两边陪衬以碑亭，壁画廊，大小钟鼓楼等小建筑，风格不同的殿堂，古朴的斗拱，构成了明代建筑特色，被誉为“青海小故宫”。

雍正元年（1723年），瞿昙寺寺主阿旺宗泽参与了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寺主封号被革，领地也大大削减，瞿昙寺地位日渐衰微，随即被塔尔寺替代。

塔尔寺又名塔儿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创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于万历五年（1577年）建成。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藏语称为“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塔尔寺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推崇塔尔寺的宗教地位。明朝对寺内上层宗教人物多次封授名号，清康熙帝赐有“净上津梁”匾额，乾隆帝赐“梵宗寺”称号，并为大金瓦寺赐有“梵教法幢”匾额。

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另外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历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

宗喀巴的诞生与黄教的兴盛

明代改变元代独尊萨迦派的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均予尊崇封号，对进贡番僧均予优厚赏赐。允许广建寺院，并赐封土地，专敕护持。

明初，盛行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主要有萨迦派（花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和噶当派，其中一些教派不重视宗教戒律，不习 “显宗”，重视 “密宗”，受到群众的厌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位宗教改革家一一宗喀巴（1357-1419年）。他创立了藏传佛教一个新的派别，即格鲁派，俗称“黄教”。宗喀巴所创建的黄教对西藏佛学的各个流派兼收并蓄，在理论上使大乘佛教更系统化、具体化，一经创建就在藏区广泛传播，黄教寺院大量出现。黄教势力几乎垄断了整个青海藏族地区，对青海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王朝也通过它有效地维持了广大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统治。

木雕坛城

清/1636年

木质立体坛城通高179厘米，底径222厘米。该坛城由数十部件铆拼对而成。圆底盘，方供台。其体形庞大，制作工艺精湛，为藏传佛教同类文物中之精品。

坛城又名曼陀罗，是梵文的音译，藏语称作“吉廓”。坛城既是一种供器，也是一种法器。其源于古代印度的密宗本尊及其誉属聚集的道场。那时的人们为了防止“魔众”的入侵，修秘法时就在修法场地修筑起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坛，在土坛上修法，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亲临作证，并在土坛上绘出他们的形象，由此构成了后世坛城的基本框架，演变出多种形式和类别的坛城，陈设于佛堂，以供观赏。其制作方式有许多种，可透过平面或立体形式表现，手绘、铜铸、沙砌、木雕，各具特色。

藏文“扎什利玛”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清 1636年-1912年

骨雕宝臂饰 清/1636年-1912年

骨雕髅冠饰 清/1636年-1912年

镶宝石包银头盖骨碗

清1636年-1912年

青海省博物馆藏

包皮胫骨号

清 1636年-1912年

镶珊瑚陨骨法鼓

清1636年-1912年

《涅槃经》

1368年1644年 乐都区瞿昙寺

铜鎏金马鞍

明 1368年一1644年 乐都区瞿县寺

青海省博物馆藏

象牙边饰马鞍

明 1368年-1644年 乐都区瞿县寺

青海省博物馆藏

铜龙首马镫

清 1636年 1912年

青海省博物馆藏

结束语

山水万重的青海，地貌南北三分，文化农牧兼蓄。

扼守冲要的青海，民族聚居融合，交通连接中外。昔日的山、水、路，是演绎青海厚重历史的舞台，但探讨青海的历史文化则要进一步拉开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更广阔的视域下沉思，青海历史最重要的篇章其实是青海以外区域的各种力量在此地冲撞交融时，青海承担了怎样角色和发挥了哪些功用，亦即青海的历史“不在”青海。盖因她始终是纽带和节点，我们越过青海的河谷峻岭，思绪或盘桓在条条古道的尽头，或追随滔滔东去的河湟之水。

当我们将目光从青海的河谷峻岭移开，顺着“条条古道的尽头”望去，会看见这里曾是丝绸南路的驼铃驿站，是唐蕃古道的马帮渡头，是蒙藏走廊的转经之路。那些来自长安的锦缎、波斯的玻璃器、印度的佛经，曾在青海的驿站里短暂停留，又带着高原的风继续远行。这种“连接中外”的使命，让青海成为文明互鉴的“十字路口”，正如河湟之水虽发源于高原，却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江大河，其价值早已超越地理边界。

参观青海博物馆后最深层的感受是，青海不再是地图上一块凝固的区域，而是一个始终在呼吸、在对话的文明生命体。她的价值，在于以高原的胸襟接纳四方来客，以山水的褶皱保存文明基因，以交通的枢纽地位让不同文明在此擦出火花。正如河湟之水东去不返，青海的历史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叙事，但那些留在高原上的烽燧、驿站、经幡，却永远在诉说着一个真理：真正伟大的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孤岛，而是开放的渡口，是让不同文明得以相遇、相知、相和的永恒舞台。

参观青海博物馆，仿若在文明经纬中穿行。新石器彩陶的纹路里藏着农牧文明的初章，青铜器铭文中映现族群交融的剪影，唐卡的鎏金笔触间流动着宗教艺术的对话，丝路遗珍则凝固着中外往来的驼铃。最触动我的是展厅字里行间的“破界感”——青海的历史从不局限于高原河谷，她是羌笛与胡琴共鸣的驿站，是汉风与藏韵交织的转经筒，是文明长河里永不干涸的渡口。当目光掠过“青海的历史‘不在’青海”的结语，忽然懂得这片土地的真正魅力：她以山水为纸，以交融为墨，书写的从来不是孤本传奇，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2023年7月2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