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纪游｜石狮：嗜史实始识是士

陈牮

不知从何时开始，院校合并成了时尚，可怜那些学子，走着走着，回头看母校，没了，今后查校史，得找别的学校了。

州邑的分分合合，历史上也是常有的，那些前朝往事，翻着翻着，没了，欲知前世因缘，得找别人家的方志。

石狮就是这样的县级市。它太年轻了，1988年才析自晋江，为了不忘前事，以备师之后事，离得开晋江史志吗？

问题在于，如果人家搞错了，你都不好意思说，毕竟，“冠名权”不在你手里。

譬如，石狮有明代三大卫城之一的永宁卫（另二大是天津卫、威海卫），清道光《晋江县志》载：“永宁城在三十都。宋为水寨，明洪武二十七年，江夏侯周德兴改为卫。”作为最有文化底蕴的人群之一，不知纂志者为何犯下如此低级错误。《明史·周德兴传》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意思就是，因为儿子周骥与宫女乱搞，开国元勋周德兴也受牵连而被处死。《明史》终归是后人写的，朱元璋是当事人，他知道这事得怎么说，所以《明太祖实录》记载如是：“己未（即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意为没有管理好，以致家庭内部男女关系混乱）伏诛，命收其公田。”绕这么大的圈子，就是要说，洪武二十七年，永宁卫的事都与周德兴无关了。

“寄居”在别地的县志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除非熟习方志者，很难搞清楚那些记载在《晋江县志》的历史人物，谁是“今天的石狮人”。历史上的晋江，确实称得上人杰地灵、人文荟萃。而我只能搞清楚一个，他就是明代官员黄克缵。

关于黄克缵，《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都有传，基本相同，“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再查《明史》本传，也差个八九不离十。《明史》谓“累官山东左布政使，迁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而方志则多了个“台阶”，称其宦海浮沉始自寿州知府。

那我就从光绪《寿州志》查起。该志称其万历十一年（1583）任知府，“修桥堤，治芍陂（当地一处古水利工程），抑豪强，清户口”，令人感动的是，“后官山东巡抚，犹捐俸寄寿，置畦以资书院膏火”，就是说，拿自己的薪水，让寿州方面买点田地，以津贴书院开支。

康熙《山东通志》载其任山东左布政使，惟注“万历间任”。这中间，黄氏又经历了什么呢？所幸《晋江县志·杂志》有载，“曩守赣郡”云云，于是，我在乾隆《赣州府志》里查到，黄氏于万历十七年（1589）任知府，时值大灾之后的大饥荒，他果断打开朝廷掌控的预备仓，赈济灾民。“在郡五年，清操如一，升四川学使”，也就是说，此次升迁，当在万历二十二年左右。

而乾隆《四川通志》载黄氏，在“职官·按察使司副使”栏，这可能与明代学政由按察司官员兼任有关。此后，我又在《明神宗实录》里查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九月，“升山东左布政使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已可与《明史》本传相接。不久，加兵部尚书，四十四年后任刑部尚书；天启元年（1621）任兵部尚书，四年任工部尚书；崇祯元年（1628）任南京吏部尚书。这就是《泉州府志》《晋江县志》所谓“温陵（泉州别称）盛时，黄公克缵一人而兼五部尚书”。

有意思的是，黄氏任工部尚书，《明史》谓魏忠贤所召，“视事数月，遂移疾归”，而《晋江县志》则在这两句中间加了一句“因兴工建殿与魏珰（即魏忠贤）不合”。而任南京吏部尚书，县志惟曰“不就”，《明史》谓其因为“有劾之者”。黄氏被劾，概与“持议与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者异，攻击纷起”有关，尤其是“红丸案”，他怒斥有关官员“昵私交，昧大义”，而他本人则是“历官中外，清强有执”，就是夸他无论任地方官还是廷臣，都清廉强干，一贯秉承原则。《晋江县志》亦谓“居官甚廉，抚齐十二载，家无厚赀”。

可惜了，这么一位有分量的历史人物。

石狮文史，既有赖于已有方志，又不能局限于现成记载。最好的办法就是撰一部“通志式”市志，贯通石狮的今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