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回忆录——忆杨闇公同志（续四）

ning寧

大会结束后的那个黄昏，我与杨闇公同志各自踏上归途。他先行一步回到四川，而我则稍后启程。那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蒋介石在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在5月提出“整理党部案”，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已昭然若揭。四川的右派势力也趁势抬头，西山会议派的头目石青阳等人回到重庆，另立了一个伪省党部，设于“总土地”，人称“总土地党部”。他们与我们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针锋相对，时常派人前来滋事，甚至动手打人，不少同志因此受伤。面对右派的挑衅，杨闇公同志坚定主张坚决斗争，同时强调要讲究策略，不可盲目冲动。那是一段充满紧张与压抑的日子。我们走在湿漉漉的木质栈道上，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仿佛也映照出我们内心的沉重。但即便如此，我们心中仍燃着希望的火光，就像那被拉长的影子，虽被黑暗笼罩，却始终坚定地指向前方。

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我们进行了明确分工。他负责我党的组织工作，推动工农运动；而我因曾留学日本，与同盟会的老同志较为熟悉，便承担起整顿国民党组织的任务，重点在中上层和军队中开展活动。杨闇公同志在组织群众团体时，特别注重扩大与整顿并重，他曾言：“两者万不可偏废。”那时我暂住在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中，而他仍住在二府衙，我们经常在彼此家中开会，讨论工作进展。我们的工作推进顺利，无论是策动军队、整顿国民党，还是发动群众，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常说：“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军阀那几杆烂枪，又能奈何得了谁呢？”

不过，他对军阀武装的反动作用估计得还是有些偏低。军阀刘湘对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极为忌惮，他害怕“赤化群众”，便暗中支持“总土地党部”与我们作对。他曾直言：“莲花池这批人太厉害了，他们是想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啊！”确实，我们发动群众的目的，正是为了铲除军阀势力。为了壮大国民党左派力量，我们计划在8月召开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我和刘伯承同志再次前往广州后，由杨闇公同志等人具体组织，并如期召开。

1926年9月，以杨闇公同志为首的重庆地方委员会，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暴行，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军舰和所有英帝国主义势力不得不撤离四川。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并于10月攻克武汉。随着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的独裁野心也日益膨胀。为了遏制其专权，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联席会议，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实行“二五减租”等决议案。

此时，四川军阀中仍效忠北洋军阀的杨森，竟从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严重威胁北伐军的进展。此前，朱德同志已被党派往杨森部担任党代表，试图争取他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杨森是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表面上答应加入，暗地里却奉北洋军阀密令，对武汉发动攻击。就在这时，邓演达与我讨论二次北伐的问题，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等人也提出，希望设法接应冯玉祥的军队从陕西出兵，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考虑到冯玉祥部被困西北、杨森部侧击武汉等复杂局势，我根据党的指示，在会上提议派刘伯承同志回川，策划军事工作，以应对局势变化。

当时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以“特派员”名义派遣刘伯承同志回川。同去者还有欧阳钦同志。接着，我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伯承同志等则返回四川。向杨闇公、朱德同志传达了党的意图后，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并由杨闇公同志兼任书记一职。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北洋军阀，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皮光策、陈兰亭三个旅，举行泸州起义，由刘伯承同志任指挥。这时，陈毅同志正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回四川执行任务，也参加了顺泸起义的领导工作。当时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互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

1926年末，顺泸起义先后爆发。顺庆起义迫于比预定计划提前，非常仓卒。刘伯承及我党派去的其他人员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由于起义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此战斗力差，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同志到了开江县。紧接着，顺庆之后，泸州起义也爆发了。按原订计划，泸州起义部队是要迅速开到川北去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的，但起义部队将领都是些军阀，他们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就在因起义胜利才得到泸州这块肥肉，他们哪里肯放呢？为了争夺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他们甚至发生内哄。陈毅见他们无望就离开。

后来刘伯承同志赶到泸州，对起义部队力加整顿。这时蒋介石已公开反动，他指示四川军阀：一面在重庆布置大屠杀，一面调动军队包围泸州，企图消灭起义部队；而川黔各个地方军阀，为了争夺泸州这块地盘，凡是能赶得上的，各人都派出一支军队把泸州包围起来。等刘伯承赶到后，泸州城已被团团围困——与此同时，“三·三一”惨案发生了。刘伯承同志一面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刘湘，一面积极布置守城。由于我们在泸州的工作较有基础，所以一经我党发动，广大群众就积极地起来支援起义部队。工农商学各界，特别是学生，积极参战，有的甚至壮烈牺牲。全城军民在刘伯承同志卓越的指挥下，英勇地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守城战斗。

顺泸起义时我在武汉。起义之初派人来告诉我，顺泸起义已发动，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我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任刘伯承同志为该军军长。会议通过了我的提议，但别有用心谭延闿（这时他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借故推延说什么需要经过蒋介石，并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顺便带往南昌蒋总部——这时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勾搭上，阴谋叛变革命，他怎么能够同意我党的军队呢？但国民政府会议现已通过了，根本不需要经过蒋介石。因此，我们后来没有理会，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给顺泸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同志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变成暂编第十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