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上是激发了农民（那时还叫社员）对土地的热情，看上去也正是这样的气候——一家老小齐上阵，恨不得吃住在田间地头，恨不得天光不要暗、太阳不落山；家家户户思想好，交公娘、收提留，不用大会作动员，不用干部上门催。其实是把农民从土地上初步解放出来了，所以农村分田到户最初的“生产大好形势”没有几年就稀疏平常了。首先是有头脑的年轻人，认识到靠这几亩田再怎样“精耕细作”“精打细算”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就是乡村的年轻人靠作田要想建新房、娶新娘，几乎比登天还难！于是乡村的田垄里，青壮年男女越来越少。但这“责任田”还是捆绑了一些人的手脚——公粮、余粮不可少，荒芜或转让更是大逆不道，隔三差五还有乡村干部要求你种这个好那个好。也就是“分田到户”很多年以来，农民对“责任田”的责任还是对乡村干部负责，而不是想象的对自己负责——在自家的“承包地”里“屙【ō】屎划墨【mìe】、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br> 只有在农村税费改革后，也就是打破了中国历朝历代以来“种田纳粮”的惯例，不仅免除了种地农民的税费，而且还对农民种粮进行了政策性的补贴，乡村百姓才真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解放的意义有二：你可以在地里种花种草种忧愁、养鸡养鸭养蛤蟆；你可以撂荒、转包和转让，甚至可以开天窗建楼房。不要说“三农问题”专家，就是个普通百姓都能觉察到，这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土地，任承包人“屙【ō】屎划墨【mìe】、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看起来是农民实现了几千年以来真正意义的“当家做主”，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糟蹋耕地无异暴殄天物！<br> <br> <br><br> “调定【tiaotìn】”，不是简单的“调整与确定”，而是含有“计划、规划和目标，以及实现的路径与措施”的综合选择过程。“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即自我安排、自主决定和自我约束，而“约束”也仅仅在良心和道德的初级层面，也就是与我有害或与我无利，这“良心和道德”也就丝毫不起作用。“屙【ō】屎划墨【mìe】”，却是完全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屙【ō】屎”，如果不是婴幼儿或病残，能生活自理的正常人，尤其对于懒散惯了的乡村百姓来说，“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乡村百姓在那个不自在的集体经济年代，就有人以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抗议大队小队干部的管得紧、管得宽：你管天管地，还管得我屙屎打屁？只有后来我们的乡村百姓有机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才知道体制的威力、职场的无情，原来这“屙【ō】屎屙尿”还真有人要管、能管！。 而“划墨【mìe】”，则是一种权威的体现，是有技术含量的“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专属于“师傅”的“划墨”就是木匠的取材和布局。取材，即根据木匠心中的构件需要对原木的统筹考虑，锯板材，还是取方料，先要在原木上划出线条，又叫“打墨”。布局，则是对拟好的方料或板材进一步标记加工图线，例如标记榫卯的位置与大小、粗细，以方便准确打出榫眼和锯出榫头。在整个比比划划的过程中，徒弟没有话语权，而“事主”（即请木匠的主人家）只有提供原材料和“服侍”（即招待和保障）老师傅的责任，哪里还敢对师傅“划墨【mìe】”提出异议？ “屙【ō】屎划墨【mìe】、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看起来不是随心所欲，也是自由自在。其实事到临头，远不是那么回事，多是“只要结果不看过程”的粗暴方式温柔体现。例如大旱年景，生产队长派出几个强壮劳动力去上游整修河坝、维护水陂，难免有冲突之危险。带队的心有疑虑，提出要求。队长没有具体指示，一句话授权“屙【ō】屎划墨【mìe】、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如今不再有生产队，也就不再有队长为了全队老老少少上百口的生计而撂狠话。但乡村百姓也能耳濡目染，甚至亲身体验到，这比队长擅于撂狠话、惯于撂狠话的领导、老板多的是。所以，如今蜗居乡村的老人都看得惯了——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乡村百姓习惯的“屙【ō】屎屙尿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都大打折扣了！<br> 乡村的文明，或许就是从事关人人的“屙【ō】屎”能不能“自己【sìgā】调定【tiaotìn】”开始？所不理解的是怎么把木匠师傅的“划墨”与“屙屎”并列在一起俗谚俗语？还是比喻“屙屎”要像“划墨”一样，心中要先有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