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安石·第一章 绪论

加木

梁启超·王安石·第一章 绪论（上） |

第一章叙论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 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禩，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干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日乱臣，日贼子，日奸险，日凶残，日迷信，日发狂，日专制者，日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及见。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会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

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泪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干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 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污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悉弊端，枝叶扶疏， 往往切当。人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灌哗，行之未几，天下洶，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替其决。

忠朴屏伏，金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窗排公者， 大抵极诋营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当者哉？ 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

(中略)近世学者，雷同一律， 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徒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馀四十年， 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王安石》

2025-08-05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一章 绪论（中） |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祐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曾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创发而卒，神宗言之，泣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宋何以为国？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

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岂得已哉？譬之仇雠，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极话之曰奸曰邪，并不与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

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韩富司马等皆当忽置也乎。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一抬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

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祗荆公。陆佃日: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揩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则有金陵蔡元凤先生(上翔)，殚毕生之力，为王荆公年谱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则凡善有可纪，恶有当褫，不出于生平事实。而后之论者，虽或意见各殊，褒贬互异，然事实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论公者则不然，公之没去今七百馀年，其始肆为祗毁者，多出于私书；既而采私书为正史，此外事实增，欲辨尤难。(中略)忆公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言日:“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 皆可考据。

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汕在后而不羞，苟以厌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呜呼，尽之矣。此书作于庆历皇祐间，当是时公已见称于名贤钜公，而未尝有非毁及之者也。然每读是书，而不禁獻欷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

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继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据，则必有所自来。若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尽采私书为正史。当熙甯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祐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沫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厌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

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馀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明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 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温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则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馀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后略)

—《王安石》

2025-08-05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一章 绪论（下） |

陆、颜两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极群书， 积数十寒暑之日力网罗数千卷之资料以成年谱，而其持论若此。然则居今日以传荆公，欲求如克林威尔所谓“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难之业哉？虽然，历史上不一二见之哲人，匪直盛德大业，淹没不章，抑且干夫所指，与禹鼎之不若同视，天下不复有真是非，则祸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将与洪水猛兽同烈。则夫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 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著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业考，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处、遗漏处、牴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辩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祐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

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惇曰:不准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安焘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祐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修屡抗疏乞根究。

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著熙甯日录以进，将元祐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祐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又有徐者， 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

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祐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报复。而荆公自著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辩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赞。

要之欲考熙丰事实，则刘正夫、徐𪟝 所谓元祐绍圣好恶不同互有得失者，最为公平。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祐绍兴本欲以一手掩盖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乌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 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干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

颜习斋又尝为韩侂胄辩冤，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人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垞、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

2025-08-05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1） 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 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

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 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行者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

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 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

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 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 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曰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

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 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王船山宋论之言如此，可谓知言)。自是以后，辽遂是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贴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 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苟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

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际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柳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承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王安石》

2025-08-06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二章 荆公时代（上）（2） |

夫吾所谓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 史家颂之日: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

诸镇之兵，亦皆戍更。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有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 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 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

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 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 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面见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国之大政，日兵与财。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财政则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师之故，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而外州无留财。开国之初，养兵仅二十万，其他冗费，亦不甚多，故府库恒有羡余。及太祖开宝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万八干。太宗至道间，增而至六十六万六干。真天禧间，增而至九十一万二干。仁宗庆历间，增而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

其英宗治平间及神宗熙宁之初，数略称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优廪之，岁岁戍更就粮，供亿无艺。宗室吏员之受禄者，亦岁以增进。又每三岁一郊祀，赏赉之费，常五百余万。景德中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百二十万，飨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万。盖开宝以前，其岁出人之籍不可详考，然至道末，岁入二干二百二十四万五干八百，犹有羡余。不二十年，至天禧间，则总岁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岁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干二百。 及治平二年，总岁入一万一干六百十三万八干四百，总岁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干一百，而临时费(史称为非常出)又一干一百五十二万一干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旧也。而二十年间，所输赋增益十倍，将何聊其生。况乎嘉祐治平以来，岁出超过之额，恒二干余万。

洎荆公执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哓哓然责荆公以言财利。试问无荆公之理财，而宋之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当时内外形势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应之者何如？真宗侈汰，斵丧国家之元气，不必论矣。仁宗号称贤主，而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虽谓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

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论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首自名，犹日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元耶律德光李继迁骜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雛，其不为石重光者几何哉。

—《王安石》

2025-08-06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二章 荆公之时代（上）（3） |

平心论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为善者也，使得大有为之臣以左右之， 宋固可以自振。当时宰执，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栋，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

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以信任不专，被间以去。其余最著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则酣嬉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也。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 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

荆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对，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宦；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救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 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后略)。

其论当时之国势，可谓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变法之故亦具于是矣，故其上仁宗书亦云(节录，全文别见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 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莫敢与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呜呼，仁宗之世，号称有宋全盛时代，举国欢虞如也。而荆公忧危之深，至于如此，不惜援晋武以方主，而惧中国之沦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呜呼，靖康之祸，公先见之矣。

—《王安石》

2025-08-07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1） |

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 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 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准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 而与专制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日，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

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 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

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

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

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 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 而以朋党之名加人，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 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以上皆录宋史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

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日好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濮议者何？仁宗崩，无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后，是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议追尊濮王典礼，廷臣分党相哄，汹汹若待大敌，朋党之祸， 于兹极烈。台谏至相率请斩韩琦、欧阳以谢先帝，驯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诬欧阳修以帷薄隐匿之事。而当时以濮议被攻者，如韩欧之徒， 固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议攻人者，如吕诲、范纯仁之徒，又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此事虽若与荆公新法之哄争无与，然其现象极相类。且前此首攻濮议之人，为此首攻新法之人， 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 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王安石》

2025-08-10 13:17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2） |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

翰林学士王珪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而以，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日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珪等请称皇伯而不名。

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捡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

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圆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日: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

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 皆新被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

多乖缪，不可施行。

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辣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 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非。

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日: 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快快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

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日此好题目， 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

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 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弹，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阁阁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

（未完待续）

—《王安石》

2025-08-10 13:23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三章 荆公之时代（下）（3） |

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涵涵，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订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敌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呈进， 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圾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

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礼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气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谕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气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

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何如。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帝，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

遂依此降手诏施行。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 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海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 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

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白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

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德色。而吕诲亦谓人日: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

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海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 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海等所料，海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 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

—《王安石》

2025-08-10 13:31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 第四章 荆公之略传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讳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之抚州也。父益，母吴氏，以真宗天禧五年生公。幼随父宦韶州，十六岁随宦人京。 十九岁丧父。二十一岁成进士，签淮南判官，实仁宗之太历二年也。

旧制:判官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公独否。二十七岁，调知鄞县，治鄞四年，秩满归。明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以祖母老家贫不赴。至和年，年三十四，除集贤校理，不赴。

嘉祐元年，年三十六，为群牧判官。明年，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又明年，使还报命，上书仁宗言事。四年，提点江东刑狱。五年，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六年，除知制诰，年四十一。凡知制诰三年。治平元年，年四十四，以母丧居江宁。

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立。三月起公知江宁府。九月，除翰林学士。明年，为熙宁元年，公年四十八，四月，以翰林学士越次人对。熙宁二年二月，以公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累疏乞解机务。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除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年十月罢，以使相判江宁府，时公年五十七。自照宁元年人对后，执政凡九年，自是遂称病不复起。

元丰元年，年五十八，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领集禧观使。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进公司空。明年，为元祐元年，四月，公薨，时年六十六，赠太傅。

凡公罢相后剧江宁又九年。绍圣中谥曰文公。

—《王安石》

2025-08-11 17:03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1）

第五章 执政前之荆公(上)

古之天民者与大人者，必有其所养。观其所养，而其所树立可知也。 观其所树立，而其所养可知也。荆公之德量气节事业文章，其卓越干古也若彼，则其所以养之者必素矣，吾故于其少年时代事实之有可考者略论次。

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盖庆历三年由淮南判官乞假归省时作， 读之而公少年之经历可概见也。诗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困困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足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龇血被面无时晞。

母见順顺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闲。

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准沂无山四封摩，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落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赛书清府私自列，仁者侧隐从其祈。

慕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毂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沉复邱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骄非。

窗当开尊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此不啻公二十三岁以前自述之小传也，其天性孝友之纯笃，固盎然溢于楮墨间，而所谓欲与稷契遐相希者，盖自弱冠时而所志固已立矣。

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自得之。而辅仁之友，则亦有焉。今刺取集中书序往还论学言志者次录之，其于公所养，可见一斑也。

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语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送孙正之序)

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 予其或者归而为涂之人而已耶。......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

策而入也。是不惟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者为多。(李通叔哀辞)

某愚不识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已也。穿贯上下，浸淫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涯岸，要将一穷之而已。 (上张太傅书)

方今乱俗，在学士大夫，沈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 (答曾子固书)

天下之变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辞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内得于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于物也。非有待于物，故其迹时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尝有悔也。若是者，岂以夫世之毁誉者概其心哉。 若某者不足以望此，而私有志焉。(答李资深书)

学足乎己，则不有知于上，必有知于下；不有传于今，必有传于后。不幸而不见知于上下，而不传于今又不传于后。古之人犹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谓知命也。命者非独贵贱死生尔，万物之废兴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答史讽书)

夫君子之学，固有志于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后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耳。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之说如此，而或者以为孔子之学汲汲以忧世者，惑也。惑于此而进退之行，不得于孔子者有之矣。.......吾独以为圣人之心，未始有忧。有难予者曰:然则圣人忘天下矣。日: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荣以禄者，知命也。吾虽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忧之其能合乎？.....孔子所以极其说于知命不忧者，欲人知治乱有命，而进不可以苟，则先王之道得仲也。世有能谕知命之说而不能重进退者， 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刓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吾以为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与王逢原书)

—《王安石》

2025-08-10 17:27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执政前之荆公（上）（2）

集中言论，似此者尚多，今不悉录，录其尤者，尝迹荆公一生立身事君之本末。进以礼，退以义，其蚤岁贫苦患难，曾不以樱其，能卓然自立，以穷极古今之学而致之用。其得君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 致为而归，则又澹然若与世相忘。记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公当之矣。及读此诸篇，然后知公之学，盖大有本原在。其大旨在知命，而又归于行法以俟命，故其生高节畸行，乃纯任自然，非强而致。而功名事业，亦视为性分所固然，而不以一毫成败得失之见杂其间。此公之所以为公也。

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于用世，而玉蕴山辉，不能自闷，贤士大夫， 稍稍知之而乐称道之。其交公最蚤者，则曾巩也。巩与欧阳修书云: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而陈襄上荐士书，以之与胡暖等并举，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皇祐三年，宰臣文彦博，遂以之与韩维共荐，于是有集贤院校理之命。嘉祐元年，欧阳修又以之与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荐，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自是徵辟屡至，然安于小吏，不肯就职，非故为恬退，亦有取于素位之义而已。

(考异一)宋史本传称曾恐携客安石文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櫂进士上第。 今按此妄语也。巩上修书，有先生使河北之语，其事在庆历六年。而公之成进士，在庆历四年，且书中明有已得科名之语，则公之得第，非藉榆扬甚明。宋史开口便诬，何以示信。

(考异二)本传又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三人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今授此又妄语也。陈襄当皇祐间，已称公文辞政事，著闻于时。欧阳公亦言学问文，知名当世。而韩维者，则文潞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吕公著者，又欧阳公以与公同荐者也。然则韩吕安能重公？而公亦安藉韩吕以为重哉？

夫自皇祐以及十年间，公声名满天下，若范文正公、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皆交相延本集及其他记载者班班可考。而本传曾不道及，乃至并文欧二公之荐若有损诸君子知人之明者，徒曰藉韩吕以为重而已，毁人者何所不其极) 吾所以哓哓辨此者，以公之名节高一世，即其没后，而反对党魁之温之，(见下)今如宋史所记，则一干禄无耻之小人，而其居恒所谓知饰说以欺人矣，此大有玷于公之人格，虽欲勿辨，乌得已也。

荆公少年，交友甚少，曾子固称其不愿知于人，而公答孙少述书，亦言“某天禀疏介，生平所得，数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数人，复欲强数，指不可诎。”由此观之，公之寡交可见。而俗史乃有公与濂溪交涉一事，是又不可以不辨。罗景纶鹤林玉露云: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诸六经乎？乃不复见。度正撰周濂溪年谱云:嘉祐五年，先生年四十四，东归时，王介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年三十九， 已号通儒。

先生遇之，与语连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寝食。(此说本邢恕， 恕程氏门人也。)今按此两说者，一言不见，一言已见，既相矛盾，岂荆公少年即既恚其不得见，及年至四十，又及其门而求见耶？抑濂溪始焉三辞之不见，而继且复自往见之耶？一何可笑。不知两说皆妄也。考濂溪不过长荆公五岁，以为少年，则俱少年耳，即云荆公求友心切，亟欲见濂溪，而濂溪以彼此同在求学之时，何得妄自尊大若此。岂孔子之与孺悲耶？且濂溪既未见荆公，以一向学之少年，何由望名刺而知其不可与语？濂溪果如此，尚得为人耶？况按诸两家年谱，盖终身无从有遇合之地。濂溪以天禧元年生道州，天圣九年，年十五，父卒，从母入京师依舅氏，则自十五以前，皆在道州也。

景祐四年，母卒，葬润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宁县主薄，始入江西。荆公生天禧五年，幼随父宦韶州，其忆昨书曰:丙子从亲走京国，则年十六也。明年亲作建昌吏，则年十七至江宁矣。宝元二年，父卒，在江宁居丧，诗所谓三年厌食钟山薇也。庆历二年，年二十二，成进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宁。是二人当少年时，未尝一日相值，罗氏之说，从何而来？嘉祐三年，荆公自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

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人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于是年六月解合州签事归京师，则荆公已去江东，年亦四十矣，以为二人相遇于江东，其年与地皆不合，而刑氏、度氏之说，从何而来？彼讲学之徒之造为此说者，欲借荆公以重濂溪耳。若夫濂溪之见不见，则何足为荆公轻重？ 而吾犹辨之不惮词费者， 凡以见当时之所以诬诋荆公者，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响之事，而言之若凿凿焉，则其他之不可信，皆类是矣；而真事实之被抹煞而不可见者，又何限哉。

—《王安石》

2025-08-11 20:55 发布

梁启超《王安石》·荆公之时代（下）（3）

| 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 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则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设之不肖，是则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间矣。

而岂其然哉？若其不然，则攻之者之设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议不过皇室私事耳，曾无与天下大计，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细已甚。而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况乎荆之变法，其事业之重大而不适于庸众之耳目，有过此万万者乎，其一人狂吠而举国从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 既已若是，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夫后此之以此等种种恶名加诸荆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诬为交结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诬为盗污孤甥。

则凡后此所以诋荆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区区之濮议，其是非可一言而决者，而有一孙固欲与彼等立异， 章未上已群指为奸邪。则后此凡有为新法讼直者，一切指为奸邪，不当作如是观耶？濮议一案，以有欧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传于后。而熙丰新法，以荆公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准见一面之辞，于是乃千古如长夜矣，哀哉！

且尤有一事极当注意者，则治平间攻濮议之人，即熙宁间攻新法之人也。荆公初参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实为吕海。吕海即于濮议时主持最坚，首纳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镇、范纯仁。元祐初为执政以破坏新法者，司马光、吕大防。而镇、纯仁、光、大防，皆与海为一气者也(欧公濮议未及司马光，然当时首倡异议者实光，盈廷因而附和之耳。及诲等被黜，光抗疏乞留之不许，遂请与俱贬，亦不许。此皆明见史册之事实也)。彼等后此之攻新法，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而后世读史者， 亦以其为有大不已者存也。夫濮议之役，在彼辈岂不亦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耶。然按诸实际，则何如矣？

夫以当时朋党之见，如此其重；士大夫之竞于意气，如此其烈，为执政者，惟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阉然媚世，则庶可以自存。苟有所举措，无论为善为恶，皆足以供给彼辈题目，而使居之为奇货，如欧公濮议所云云者。而荆公乃毅然以一身负荷，取百年苟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张之，其丛天下之谤于一身，固其宜耳。夫范文正所改革者，不过裁恩荫之陋，严察吏之典，补苴时弊之一二事耳、然已盈廷讧之，仅三月而不安其位，亦幸而仁宗委任不专耳。使仁宗而能以神宗之待荆公者待范文正，则荆公之恶名，文正早尸之矣。故虽谓范文正为未成之荆公，荆公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夫以当时之形势，其万不不变法也既若彼，而以当时之风气，其万不能变法也又若此，吾于荆公，不得不敬其志而悲其遇也。

—《王安石》

2028-08-10 17:00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