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蹉跎的岁月（1）：50年春秋。北美二师兄

北美二师兄

今年是我作为知青去浙江的山区插队落户的50周年。

50， 这个数字这些天来一直在我心头像一辆不知疲倦的装有消音器的掘土机，不断静静地挖掘着尘封的年月，把一件件往事翻到了夏日的阳光下。这些陈旧的记忆有的不堪回首，有的则在多年后仍让人血脉贲张。

好几次准备放弃这份回忆，却又重新开写。毕竟人生极少会有2次50年，当某一日躺在最后的病榻上，我的灵魂从窗口遁出时，也许它会蓦然回首，见到了主人的过去，知道此人年轻时曾经在逆境中迷失、奋斗、自赎过，继而便会满意地飘然逸去，完成一世循环。

至今已经在美国做了1/4世纪的医生，生涯的一幕幕快速闪过。现在已近职业晚期，不禁想起一位同学在小学3年级时跟我交换的他写的自由体诗的一句：“时间就像白驹过隙，板上滚珠” （这位同学如今的确在生意场上光鲜退场后又成了广有拥趸的诗人，在江南诗坛颇有一些知名度）。又想起一句现代的歌词：“时间都去哪儿了”！现在坐在美国中部的阳光房里，透过落地玻璃，望着前院绿色草坪，和后院那些参天大树，思绪万千，仿佛又回到了在浙江省富阳县新义公社千家村大队插队落户的日日夜夜。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开始被无数年轻白晳的的双手所书写。

那时还小，经常听到敲锣打鼓，报告谁家的孩子光荣地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响彻邻里。

还在上小学的我有时会掩到居民区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毅然决然地拿着户口本报名。也见到过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如痴似狂般冲进去，意欲抢回户口本。见到过母女、祖孙抱头低泣，晶莹或混浊的混杂的泪水让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无所适从，百思不解。

70年代中期时，知青下乡的方式已经比较有序了，多为“𠂆社挂钩”。母亲所在的浙江麻纺织厂是一个当时“巨无霸”式的存在：7千余员工，因而有比较强的谈判地位。当时浙江有几个非常穷的县，比如淳安县，幸而浙麻挂钩了相对比较富裕的富阳县。更具体的是富阳县几个相对富裕的公社：新联、新义等公社。

当年的知青大多阮囊羞涩，极少拥有相机。50年后再回头已无法重现昔日的模样。下图是7年前重回千家村时拍的照片，这块巨石显然是后来才放置的。

家里有一个大我3岁的哥哥，和小我6岁的妹妹。按照政策，当时每户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家里。从小哥哥就比我聪明一点，功课也比我好一些，当我们渐渐长大时，谁留杭州，谁上山下乡的选择就逐渐摆到桌面上了。妹妹还小，暂时不用考虑。记得父母在饭后数次讨论此事时，我告诉他们不必为难，哥哥比我早3年毕业，应该用“先留”的方法把他留在城里。谁知道呢，也许再过3年政策会改变。要是不变，则我的命运也许就是属于农村的。我还记得父亲那永远很严肃，不怒而威的面色，却有好几次掠过恻恻之意。

从初一开始，我一到寒暑假就趴在桌子上杜撰小说，开始是短篇，学莫泊桑，契可夫，欧亨利；高中时开始写中篇小说。当然，一次次投稿一次次失败。在此期间，哥哥上了高中，当他1972年高中毕业时（71届），正好杭州有“500教师”的出路。由于他成绩非常好，当然地留在杭州作为待职教师（后来神差鬼使地，他被“掉包”到杭州江干区的码头做装卸工，成天从货船上通过颤巍巍的长长的跳板挑着沉沉的黄沙到岸上，一个文弱书生干起了沉重的力气活，直至后来考上大连工学院方才脱离装卸工的生活，这是后话）。

由于哥哥已经留在杭州，我下农村是铁打的事了。我把高中的年月都化在毫无收获的写作上，不仅小说，也写自由体诗，十四行诗，和仿唐宋诗词，但是从来没有被刊物接受过，于是便在高中后期汇入了当时流行全国的“手抄本”潮流，在那种非官方的手抄出版界凭着朋友和同学们的转传而满足了自己被承认的心理。

于是到了我也高中毕业的时候了。那时的74届在75年上半年毕业。一毕业我就打听可以去哪里插队。我“也有2只手，不愿在城里吃闲饭”。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一提要去插队的事就被父亲深陷在眼窝的尖锐的目光盯一个激灵。

时间转回到1975年中期，记得我跟父母要求了数次离家下乡才获准。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小被说成“叛逆”，经常有独自出去看天下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可是那时没有户口本、钱和粮票寸步难行。如能下乡则一切皆有可能。最后我终于得偿所愿。

那时尽管不解生活为何物，可是心里却早已确定自己的未来不可能是为一个家所羁绊的，尽管完全不知道这个“未来”意味着什么。可是，天下又有哪一个青少年不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低估了人生的坎坷的！

然后到了收拾行囊的时候了。素来寡言的父亲的话更少了。

我装了2个箱子的衣物，包括四季替换，以及一些书藉、本子和几枝笔。在1975年10月25日离家。

尽管平时老是希望能出走看世界，可是那天早上走出所住的新风里22号那细长而略显阴暗的过道时心里被重重地锤了几下。至于想了些什么，50年后的如今大部已经忘却，只隐隐记得有2个念头。一是心里酸涩了一阵：几年前我的奶奶就在此处去世，那是最护着我的亲人，她过世后我每次放学回家总会感知她那遥远但是温暖的存在，今日一旦离去，便是真正的天人永隔。第二是奇怪地想起我们所住的巷子以前叫“阿弥陀佛弄”，文革时改为“新风里”。那是因为我们房间边上住着一位还俗老尼，1949年前那里是一个尼姑庵， 很小的时候有几次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怯生生地掩进她家，那是一位一头乌发梳得极整齐的老妇人，脸上并无半点皱纹，深色木质傢俱上一尘不染。她对我非常友善，也许疏于人世间的交流，偶尔见到一个小男孩便心中欢喜。可是我惧怕她的镜片后的眼光，总是只敢逗留几分钟而已。那天走出家门时不知怎么会想起这位还俗的孤独老人。

那天早上随父母坐51路电车约1小时后到彼时的郊外，拱宸桥的浙江麻纺厂大门口。忘了当时兄妹是不是来送行。有几十上百个年轻男女在各自家人的陪同下等待。

未几，数辆大巴载着我们从拱宸桥往城外开去。经过六和塔，转塘，在离富阳县城不到约10公里的高桥站往右下了公路。这条路已经不再是柏油路面，而是夯实了的泥路。早一晚秋雨过后有点坑洼。

记忆中开了很久才有一辆大巴分了道，然后又一辆分流，我们这一辆一直开到新义公社大院，稍作分调后11个知青和父母们到了千家村大队。进千家村的路隐约有一点印象，路面是石板与泥土的混合体，颇为坑坑洼洼。到了大队的广场后下车由各小队的队长领去房东家。

千家村共有6个小队。我和另一位男知青国法被分到4小队。

天色微黛，炊烟四起，农村的炊烟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以致以后几十年路过乡村嗅到炊烟气息便会想起当年忙累但充实的日子。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2层楼的木屋，那是一个规模尚可的房子，门槛比较高，门前的几块大青石板镌刻着深深的岁月的痕迹。

已经记不清父母是否一直送到了房东处。但是记得清楚房东三人：大妈是一个个子矮小且瘦弱的女人，满脸皱纹，牙齿已多半不在了。她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一年后我的富阳话已经说得跟她不相上下了，记得她说过好几次我就是她的二儿子）。家里另有2个小伙子，一个比我大4岁，叫阿根，忘了全名。他身材敦实，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曾经问过他好几次跟谁打架落的刀痕，“我去帮你打回来”。可他总是说别闹别闹你不懂。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戴着一顶常常是油腻挂丝的帽子，后来熟悉了，我曾经摘掉他的帽子看看：奇怪，并没有瘌痢头呀！

另一位叫士明，比我小一岁，可是干起农活不输于哥哥，为人处事有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当年我个子矮小，高中毕业时才1米67，体重一百斤挂零。看他们很是彪悍，也有点羡慕。

这是6年前重访千家村见到的房东的显然重建过的房子，比当年的老屋好上百倍。现在二楼窗口还有一个卫星天线呢！

这是新房内的柴灶．但是记得方向已经换了。当年进大门是一张实木大八仙桌，漆已大半剥落，摆放在略有起伏的夯实的泥土地上。右侧是一个双锅大柴灶，容下2口大铁锅，锅台上居于大铁锅之中是一前一后2个圆形小铁锅，里面装满井水。烧饭时余热把水烧得火热，用以洗涮。灶台之上是木板楼梯。至今想起仍有吱吱咯咯的声音每天随着疲惫的脚步往上走的感觉。

楼上是几个用木板隔开的小间。记得大妈的房间在上楼后的右手紧靠楼梯的部位。接着是阿根和士明各自的小间，然后便是我和国法的房间，双床面对面，中间隔一张小木桌。什么样的床已经记不清了。我们的房间外摆了一个便桶，应该有木板遮拦。还记得坐在便桶上从地板缝隙中看到楼下的光景。有些楼板间的间距还是不小的，当然没有半夜掉到楼下之虞（奇怪，50年后，脑子里会留下这种很不重要的痕迹，而不记得有血有肉的事件，如今作为神经内科医生的我，也曾很为记忆的形成和保存动过脑筋，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当年读高中时的粮食定量是24还是28斤一个月。下乡知青记得是44斤，但是又有60斤的记忆。无论多少，这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几乎加倍的食粮配额预示着小青年们的生活将无可避免地与高强度劳动和缺油少荤的前景相关联。

下面是从网上下载的照片，因为如今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扁担和土箕了。

第一天出工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早上是挑土箕，现在已经忘了挑的是泥沙、碎石还是谷物。后者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时至深秋，地头没什么粮食可挑了。

土箕通常由竹篾编制而成，大嘴开口。扁担则由毛竹削成，中宽两端略窄，长约2米，头端打洞，穿有麻绳连铁钩。挑担时微蹲，前后钩子钩着土箕上的横环，一鼓气站起身来。由于是平生头一次真正做农活（学生时期刁儿郎当的学农劳动不能算数），连续挑了好几个来回。一个十分明确的印象是：由于无法控制2个土箕震荡幅度和频率，担子前后乱晃，肩膀上的份量越来越重，将我前前后后晃得脚步趔趄。几个来回后我只会双手撑住双腿，大口喘气。眼看有一位年轻的女农民身材健硕，脚步轻盈，显然已经干了许多年农活。同小队的国法看来也远胜于我，挑起担子步子相当稳健。这样的情景激发了我的好胜心，站起身来奋勇往前。自我感觉如同打鸡血上战场似的强悍，无奈肩部火辣辣地灼痛着，隐隐然知道肩头的皮肤已经磨破，血水已然渗出衣外。眼看着自己的脚步全然踉踉跄呛，到最后几圈不轰然倒地已然是莫大的成就。终于在约2个多小时后捱到了工间休息，如获大赦般跌坐在地上喘粗气。记得问一位农民大爷“我这一担有100斤吗”？当初自忖比较谦虚，不好意思问这一担子如此之重是否有150斤。谁知那位大爷走过去掂了一下，用怜悯的眼神望着我说“碰顶了70斤吧”。这一句话，这一个略嫌轻蔑的眼光让我无比失望，也让我终身难忘。我知道自己身材不济，先天不足，因此要么沉沦，要么奋起。我怔怔地仰望着他，嗫嚅着问道：你看我什么时候才可能挑得动150斤呢？老人撇撇嘴，回答：“把你那城里人的皮肤晒成我一半的黑，再给你2年锻练，如果不逃回家去，估计就行了”。

事实上，不须一年，次年的夏天时我巳经晒得极黑，肩头和背上油光锃亮，是小队里仅次于有限的几个老农的“黑泥鳅”。那是我故意打赤膊，穿短裤，脚踏草鞋干农田，走山路造成的。那时我已能赤脚挑200多斤走一里多山路，以及跟人合抬400斤…不知道是第一天出工时那位老农的轻视激发了我的斗志，还是高强度农活迅速让我脱胎换骨，反正不到一年我已不再忌惮体力消耗和挑战了。那一阵子，我每顿晚饭吃满满的5大碗，心中惴惴别把房东大妈家吃穷了！吃完后还眼巴巴地望着铁锅底的锅巴。便如饿死鬼投胎似的。当干饭盛完后，稍微滴几滴水和几粒盐，然后用铁饭铲把锅底刮得震天价响，刮起的锅巴丢在嘴里极香。至于菜肴，通常是大妈在自留地割一些菜。我们大队也种油菜，收到的油菜籽上交后换回一部分油票分给各户，在大队供销社买食油。但是菜不是用油炒的，而是蒸熟后滴几滴油在菜上，这样在上桌时仍旧保留了一些油香。

就这样，一个1米67的中学生硬生生撑上去了7、8厘米之多，到了1米75。本来双臂几乎达膝（因此中学时被称为“长手”），这下裤角边也褪到了脚踝以上，有时会想，可怜我的父母到哪去搞额外的布票为我做新衣新裤呢！

那时劳动的报酬是工分制。开始全大队3个新科男知青全天挣8个工分，每个工分值约一角六分五（每年的兑换值依当年大队经济状况不同而不等）。当年年终不记得有没有分红。大约半年内我的工分已经从8分渐渐增加到10分而后12分。12分是全劳力，或称为强劳力，另两位男知青也都提到了12工分一天。第二年底结账，除了全年付给我们的米、油和一些生活用品，我清楚地记得从大队会计土根哥手上接过19元7角零几分（去年回杭州再次知青聚会时找到了土根哥，微信已经联系上了）。至今仍然记得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份用血与汗（但是没有泪）换来的报酬让我无比自豪，比起如今不知高了多少倍的收入让我更为兴奋无比：“我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只是这两只曾经白晳柔软的手已非昔日的模样：手背筋脉绽露，手掌上早已生满了厚厚的茧， 那是血泡破裂后修复再破裂，直至结蒂组织覆盖手掌，角化的手掌不再能被随意磨损为止。

春节时回杭州，第一件事就是掏出那19元7角零几分，减去一角多的车费，把余款全部交给母亲，告诉她，儿子没被生活压趴下，日常开销后还剩余这么多钱，这是给她和父亲买补品的钱。我没有说出口的是：曾经对奶奶说过，待我长大挣钱后，第一次工钱一定要给你买衣服、鞋子、香烟（奶奶抽烟）、上海大白兔奶糖和杭州麻酥糖吃。我知道，那位不识一字却脑子极灵，在邻里有极大威望的奶奶已经永远地逝去，再也无法享受到小孙子的孝心了…

当初大队里给每位知青发了一个铁锄，一把钉耙，一根扁担。一早出门时肩扛这3件套，偶尔会在我不太灵光的脑子里浮现扛枪上战场的景象，就像大多数不黯世事的小年轻常常把自己当成拯救人类的英雄，随即会意识自己肩上的只是普通农具，前面的战场只是满布碎石的梯田，和一大堆待耙的猪牛粪。

说到猪、牛粪，后来跟城里的朋友们聊起时他们还悄悄地嫌弃了我一阵：用铁耙在田间摊粪不方便，太慢，所以都会用双手抓起一把把粪撒出去。十几分钟后，欠身环眺，非但没有天女天男散花的模样，更无勇士奋战的雄姿，有的只是双掌粘糊糊的牲畜粪。

通常劳作2、3个小时后，会有一次休息。我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田头，常常散布在当地农民之间。天热时每天会有人挑来2桶凉茶。茶桶上常常盖一片不知什么名字的大叶子以免行走时茶水荡出了桶。每个桶有好几个带长柄的竹管勺茶。大家会轮流勺茶水，咕噜咕噜倒进干燥的嘴里，一小半倒到裸露的胸膛，和着颗颗汗珠往下流，引得一众轰笑。知青也好，农民也罢，每人嘴里总有一小半茶水又被回笼到茶桶，稀释后被下一位渴者吞下，同时我们也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唾液贡献给大茶桶。末了，大家都满意地抹抹嘴，大多会点起一根香烟，望着天空，希望能看见一丝乌云，同时比试谁的烟圈吐得更圆，似乎那是极高深、极重要的技术。

锄，掘地的标配

耙。

挖土的神器。铁器部分有一个半圆孔，木柄插入，然后再契入薄木片，以防止耙柄脱落，否则在奋力挥耙时偌大一佗生铁飞将出去可不是当耍的，砸到人头上会要命的。

锄和耙的照片也是从网上下载的，因为50年后早已没有了实物

谈到香烟，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试的第一根香烟是初中时期，有一次随着哥哥和他的3个死党去绍兴玩。不记得是谁让我试一下，我真的点起了烟，吸了一口，又一口，奇怪没有呛到，却觉得头晕目眩，便似脚踩浮云。一阵后又噁心得厉害，终于吐了起来。可是小男孩不愿被轻视的心态促使我继续吸完（一半是烧完的）这根烟。

下乡后几个月，思乡和寂寞在心底燃烧。我终于去供销社买了平生第一包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烟瘾越来越大，平均一天2包烟，经过农村2年半的生活，后来回城做学徒工，继而进浙医大读大学，毕业后读生化硕士，紧接着去美国，读博士，然后去波士顿做博士后，香烟一路伴随着我。直到20年后的1996年3月6日，考了医生资格的第二部分后的当天觉得一定能顺利通过，于是在1996年3月8日夜晚11点吸了最后一根万宝路香烟，直到烧尽海绵滤头，接着把剩下的大半条香烟扔进了垃圾桶。至此20年平均2包一天的历史终结了，29年半从未再摸过一枝烟。这20年烟史始于浙江省富阳县千家村，而终于麻省的波士顿，在美国开始行医的前夜。

当年在农村时，顶级的香烟是中华牌，镶金边的是“金中华”，还有“大中华”和“小中华”。记不清多少钱一包，因为价格远超我的承受能力。次级但是也不在我的承受范围内的是3角6分的“大前门”和3角3分的“西湖牌”。我的承受品牌从2角9分的“利群”牌开始以降，到2角3分的“新安江”牌，再到1角8分的“雄狮”牌，1角4分的“大红鹰”牌，乃至很苦味的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后者是廉价商品的典型。我抽得最多的是“新安江”和“大红鹰”，难得待自己好一点，买一包“利群”烟，吸一口满嘴清香。

下乡半年以后，知青点排屋建成。于是我们就从房东家搬出去住知青点。

那是一排7间瓦房，离村子大半里路。它的第一间是灶房，记得比较清楚：前后各有一个门，房间尽头有一个烧柴的大灶，并有一口大蒸锅。11个人，8女3男就住在那里过起了半集体生活。灶前有一个七石缸，大家轮班去约半里外的一个满布青苔的水塘挑水倒入缸内。当然，轮到较为弱小的女知青时我会悄悄帮她们挑了。一担水约一百斤，那时挑5、6个来回已经难不倒我了。在冬天时，天寒地冻之际女知青挑水更是不容易，记得我们几个男知青有空都会帮着挑的。

烧火的柴也是每人轮值上山砍伐得来。一根扁担，一捆麻绳，一把柴刀（带钩的那种）。

这是网上下载的砍柴刀的照片。看上去不太像，太新了，而且记忆中是木柄。当年用它砍手指般粗细的树枝毫无问题，当然要避免手指被砍断。

那时尽管都很穷，但是大队里发下来的米却是是新米，蒸熟后很香。烧火也是11个人轮流做。大家各自盛一碗米，淘好，盖住，当值的伙伕便在浓烟和咳嗽声中点火烧水。蒸熟后喊一声，各人取走自己的碗回房间吃。当时我们这些人会陆陆续续去杭州探一回亲，回村时带来一些荤菜，常与大家分享。女知青带回村的菜似乎总是更好一点，弄得我们都有点馋。我一年回家2到3次，应该算是较少的。家里会把肉票和水产票搛着，买一些较小的带鱼腌起来，离家时或蒸或煎了；又买一些五花肉，用乌黑的绍兴梅干菜焐肉。焐熟后总有1/3碗是猪油，蒸完揭碗一股浓郁的香气飘满厨房。这些荤菜带回村后常常几个知青就着烧酒吃个痛快。

这个知青点平房背靠茶山，面对水库；下了知青房不到水库就是大队林场场屋，里面时常藏有数桶上好的“金刚刺”烧酒，也有“地瓜烧”，两者烈性程度不输于市场上卖的任何烧酒，点一根火柴能烧得起来那种烈酒，喝一口一条热线沿着喉咙经食道入胃。有时天晩了，供销社已经关门，上好的下酒菜刚从杭州带来，忍不住时我们会掩进场屋，找到酒桶，拧开开关，灌半到一斤烧酒，月黑风高之际，心里怦怦跳着溜回知青排屋。由于是“偷”来的酒，喝得格外开心。跟我同小队的国法记得是不喝酒的，另一位男知青国泉则酒量深不可测，简直像是永远喝不醉的。记得我的记录是4“合”即8两烧酒，喝到后来头晕得不行，但是没有吐。记得我是越喝话越少，8两至少55度的烧酒落肚后就完全不说话了。站起身来走路摇摇晃晃，咬着牙才没倒下。

通常从家里带来的菜一周内必定吃完。余下的日子可是漫漫无期。这时我最常吃的是从供销社买的1角3分一斤的什锦菜。那是南方很常见的早饭菜，它由小萝卜、大头菜、胡萝卜、冬笋等10多种蔬菜调以酱油腌制而成，食之清口入味。由于每天干活出汗很多，口里很淡，这一斤什绵菜不用一星期就能吃完。事实上1角3分还是有点贵，又不好意思主动向家里讨钱，口袋里有几块钱却买了烟和烧酒，阮囊羞涩时，只能买1角6分一斤的酱油淘饭吃。虽然以盐就饭更便宜，可酱油却有盐不能提供的一股鲜味。就这样，以酱油淘饭常常会吃半到一个月，有时会嘴上起泡，或嘴角皲裂， 自忖是缺少新鲜蔬菜而致。

彼时经常盼望房东大妈的小儿子来叫：“妈让去吃晚饭”。这一声叫总是让我无比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有一碗清寡的但是远胜于无的蛋花汤，甚至还可能有几片薄薄的咸肉，并且肯定有自留地里刚割下来的青菜，青菜碗里已经滴了好几滴菜油。这该是多么地奢侈！大妈总是会帮我把第一大碗饭盛满了，又压几下，再添一瓢，用显然心疼的眼神看着我，那双眼睛虽然已不再清彻，眼角也常常被烟熏风吹弄得泪眼模糊，但是那片溺爱之心却无法掩饰。我常常吃到第4碗时有点不好意思，大妈会把碗拿过去再装满。最后，我的双眼总会不争气地往大铁锅看去。不久，一块加了盐和几滴油的锅巴就到了我的嘴里。这香味，这恩情，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对待使我终身难忘。

现在是时候介绍几位千家村知青了。由于上世纪70年代物质匮乏， 拍照留影相当不多见。至今只有2张以千家村为背景的知青照片，以及数位知青在即将下乡前的照片。很可惜，找不到更多的照片，当然更没有合影了。

这位是2小队的国泉，杭一中毕业，气力极大。

这是3队的美丽，从不叫苦的人

3队的素娥和美丽，前者时常轻轻哼唱

左上角是惠英，她单独下乡，比我们早一、两年到千家村，不住在知青点。右下角是一小队的水英，笑颜常开。

还有几位知青点的同伴：平英、邵群、惠芬、国红（下乡时才15岁）、国法等无法提供知青时期或略为此前的照片。另外有别的早我们几年插队千家村的男女知青：黎明、鹤仙、利胜等偶尔也来知青点作客

惠娟，高挑个子，很好学

这是在下，高中毕业，下乡之前，70斤的土箕下就会被压得东倒西歪那个人

这是7年前第一次回访当年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这群人的山村。这是千家村水库，四十几年过后再看它不免有点陌生。

曾几何时，一群在田头挥汗如雨的年轻人收工回来把晚饭蒸上后纷纷跳入水库，涤尽汗液，让清凉的水抚愈了酸痛的肌肤，为第二天同样高强度的劳作作好准备。对了，水库中央水温很低，深不见底。

下乡前我已经会游泳了，曾多次在杭州下城区的天水游泳池登上10米跳台，心中悄悄嘀咕“别折断了脖子”，然后一跃而下…

水库里当然没有跳台跳板，也没有大鱼，倒是常常在岸边时大腿上被一些小鱼挠得痒痒的。

有一次，几人在水库里正游着，一位女知青突然挣扎了起来，我碰巧在旁边，使劲推着她的背往岸边游去，心中念念有词：皇天后土、天可怜见，你可千万别回过头来一把拽住我，俩人一同沉入水库底去。 还好不久她就能双脚着地，显见挣扎处已经离岸边不远了。

这是7年前返“乡”时，重访知青点时所摄。当年的一字排房，以及它下面的大队林场场屋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无数忽明忽暗的回忆。

当年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电脑。劳作之后，一身疲惫，欲寻排解而不得。于是常常持一把口琴，拿着小竹椅，暮色苍茫之中走上茶山，到山顶坐下。面对水库，眼望月亮之下水光粼粼， 𢜟然若失。于是吹了一首又一首的《外国民歌一百首》里的曲子，袅袅余音， 寄托了十几岁青年的思乡之情，对缈茫前途的不解，和青春期的暗潮汹涌。那时自学了简谱，吹出轻柔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萨”，低沉的“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夜歌”，以及“桑塔露琪亚”，“鸽子”等等。

悠悠的口琴声略显单调，偶尔有大幅度的抑扬，却总是难以真正使人释怀。

良久，月影西斜，便会踽踽独行，下山时有时会想到：难道我这一生就交待在农田、水库和茶山之间了吗？要知道那时是一个户口社会，下乡的当天，户口就已经从城里迁至农村，这意味着今生回家无望并非不可能。

有时在茶山顶会想起那时手抄本上读过许多遍的康𤋮年间的才子纳兰若容的诗词，其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虽然讲的是纳兰远赴边关时的思乡之情，与我的心境相差甚远，却也经常因思乡而想到那首词。前途未卜，归期缈缈， 常使得心的疲惫远甚于肌肤之痛。

7年前回千家村，茶山依旧，只是穿山隧道在右下角把好好一座山弄得伤痕遍体。据说这个工程把从千家村及邻近几个公社，尤其是更在深山里的杜墓大队等到杭州的距离从几乎一天缩短至几十分钟。

日子缓缓地过去，山里实没有太多的令人振奋的事。有时会去冨阳城关镇走一趟。从千家村到最近的公路高桥站有20里路，幸运时能搭上一阵拖拉机，递给司机一根烟后，便天长地短地闲聊一阵。每过一到二个月我会到高桥搭车去富阳镇。常常在小有名气的鹳山驻足，那是镇东一个只有几百米高的小山，山顶有一个亭子，年代久远已经忘了亭子的名字，记得有一次秋风秋雨之际，悲从中来，在亭柱上写过一首五绝，50年了，已经忘了涂的是什么鸦。

鹳山之所以有名，全拜东汉严之陵垂钓的名声。

7年前回千家村时因为时间原因，没去富阳县城（现在是杭州市富阳区）重游旧地。下次回去会找到亭子再斟一杯。

于是日复一日，时间缓缓地流淌，别的没什么长进，身体倒是被打练得异常强壮。日间劳作后一身疲惫，像败兵似地拖着铁耙扁担回知青点，淘一碗米蒸上，看着小半瓶酱油，叹一口气，坐在竹榻上，就着15瓦的灯光，取出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杨文澜的4册《中国通史简编》，慢慢读了下去。

房间大约18-20平方米，床头中间是2扇窗户。夏天时白天从窗口传来知了的聒噪，晚上则是永不停歇的蛙鸣。

夏天用水抹一遍吱吱作响的一米宽的竹制小床，光膀子躺在热乎乎的竹床上；冬天则紧闭窗户，蜷缩在被子里，脚后放一个烫婆子，还得小心不能漏水，看着书渐渐入睡。那时倒是不做梦（至今也几乎不做梦），天亮时自然就醒来，匆匆去半里路外的水塘洗脸刷牙，吃一碗浇了若干酱油的蒸饭（有时快没米了也会在晚上蒸完后只吃半碗，留下半碗第二天早上吃，因为那是更重要的一顿）。十来岁的时候，无论当天怎么累，第二天起来毫无疲累感，全然不知天下有关节酸痛之事，便如猛虎下山，又开始新的一天了。

写到这里，想暂停一下，再收索一阵记忆。过去种种像出现于天际的惊涛，一阵阵涌来，带起的不是涟漪， 而是大浪；有时又如一眼小泉，娟娟滴滴流淌至跟前。有时大浪吞没了细流，使得回忆似是而非，让人无所适从，唯有望着夏末的晚霞，便如当年在茶山上一样，让一声叹息淹没无尽的思绪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