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龙集市

峰雨同行

元龙的集市是单日集，至于为啥是每月的单日不是双日不得而知，大概是约定俗成吧。买卖双方在集市完成交易，元龙人把这一天叫“逢集”，也即重逢、碰面，聚在一起交易的意思。
逢集，元龙商贩还有周边客商云集于市场买卖，至于双日俗称“背集”，商贩或干农活，或补充货源。采买东西的顾客一般是不会上街的，也有记错逢集的日子跑到街上的，结果发现商贩全部歇业，街上一片空荡，这才脑门子一拍恍然大悟：“嗨，双日，看我记性”。若在背集空荡的街上撞见熟人，对方准把锄头往地上一杵，嘴角咧到耳根：“哟，跟背集的秀才又来数石板啦？”。
“跟背集”在元龙可不是一句好话，一般指不能随大流、跟不上节奏，与时代格格不入之人，事情干的不漂亮、拖了大伙的后腿，很容易被扣上“跟背集”的帽子，因此街上遇到称呼你“跟背集”，可别给他抛媚眼或点赞。
在我的记忆中元龙集市最早在元龙村的主干道，也就是所谓的“正街”，东头主要是邮局、兽医站、供销社、大酒店、农行、工商所等，这也是老街上重要的人气密码，这些职能部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街的繁华，街西头主要是家庭旅馆，因此西边也称之为“上店子”，大概与住宿有关。
上世纪的正街，商铺关门没有卷闸门，依靠一扇扇老门板。每到黄昏，店主们如同拼积木一般，将油漆斑驳的门板一块块卡进门框的卡槽里。那些木板被风雨啃噬出裂痕，却依然严丝合缝地守着祖辈的规矩——仿佛合上的不是门，而是一本写满旧事的账簿，这是祖上几辈人传承下来的，就像西北黄土地里农民黑黝黝脸庞上永远的褶皱。
斑驳的土墙上，房檐拼命向前伸展，像一只张开的手，在有限的土地上争夺每一寸空间——这是老街居民的生存哲学。不过在近二十余年的乡村振兴中，被现代商业淘汰出局的“正街”早已被改造的面目全非，市场的转移，必然带动职能部门的转移，现在的正街已沦为彻头彻尾的生活区。
老街的繁华不只在于买卖，更在于那些如毛细血管般维系着市井生活的铺面——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藏在中药柜后的那抹甜。上高中那会，逢集一出校门就能集市上晃悠，由于体质差，生活艰苦，自然少不了看医生，老街上马仲田的父亲当时尚还健在。老人在我看来是一位医术高明的老中医，逢集的一天，老人在很有年代的药铺里坐堂问诊，慈眉善目，语言温顺，一把雪白的胡子自然垂在胸前，药价便宜，这怎么能不让人记忆深刻哩。
有一次我发烧去看病，马老先生并不急着把脉，反而从柜台下摸出一块冰糖递过来。“娃，舌苔苦不苦？”药铺里弥漫着甘草和陈皮的苦香，他递来的冰糖像是某种秘方，融化在舌尖时，连病痛都甜了几分，三副药下去，感冒好了大半。
除了中医之外还有一家常去的药铺就是张亚龙大夫的药铺，以西医为主，马老先生的中医过于温和就得找张大夫开猛药。张大夫是一个胖子，鼻梁架一副大眼睛，张大夫眯缝着眼睛，满条斯里的语言，使得患者顿时觉得病这里也就是小菜一碟。张大夫的眼镜片上总蒙着一层油光，他开药时从不犹豫，仿佛人的病痛和牲口的病症在他眼里并无二致，花花绿绿一大把，有人说张大夫以前学的是兽医，反正能治好病就是好大夫，这就是我的逻辑，很遗憾张大夫因病去世十余年了吧，他外出看病背的那个方正的药箱子令人难忘，依稀有战场上卫生员的感觉，听说他的儿子继承了他求死扶伤的遗愿，这也算是张大夫事业的另一种延续。
压面条的铺面隐约记得在马老先生药铺的隔壁，压面的老板记不准确了，课业紧张时，端着面粉去加工，到租房煮面条，可节省不少时间。压面铺子里的压面机很先进，电动的，这一点比我家的先进，在白杨林瓦窑堡时，我家有村里唯一的压面机，因为当时村里还没通上电，压面只能手摇，村里人逢盖房子或打麦子都来我家压面，憨厚朴实母亲放下手中活，全程技术指导，压面得他们自己摇，力气活，在我那偏远的没有商业气息白杨林瓦窑堡，大伙更在乎的是乡情，我家毕竟不靠压面谋生，自然是免费的。
弹棉花的铺面也是印象深刻的，因为弹棉花的老板经常全身甚至眉毛都是白的，也许那时有个电影叫《白眉大侠》的缘故吧，我很好奇那把弹棉花的大弓，“会挽雕弓如满月”，弹棉花的老板说不一定是一位隐藏闹市的绝顶高手，我曾经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昔日农行隔壁饭馆的扯面和大饼是真的不错， 只要生活费有常余，必然是首选，老板娘好像是河南口音，后来饭馆不开了，估计老板去了别处发财了。
饭馆老板的大饼馒头和李文毅老师的丈母娘手艺有得一拼。我求学那会，李老师的丈母娘在学校给教师蒸馒头，若有剩余也卖给学生，那馒头真叫个香，刚出锅软软糯糯，我一口气可以是三个，也许是自己做饭经常胡凑活，没吃过这么精致的馒头，经常饥不择食，一口下去噎得翻白眼也是常有的事。现在不敢说锦衣玉食，至少不再为饥饿发愁。有时看见学生将营养早餐浪费扔进垃圾桶时，我的心都会猛然刺痛，执拗地将家长叫来一起，当着家长面将学生臭骂一通，送走家长，心里很是落寞。
“一箪食一瓢饮，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二十一世纪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环顾中东战场那些冒死往家里抢救济粮的场景，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强大国家后盾吧，在全校家长会我忍不住再次提起此事，尊重粮食就是敬畏生命。
至于供销社除了提着瓶子去灌做饭用的煤油并不常去，九十年代中期的供销商已经开始私人承包了，但物资受交通限制还是比较紧缺，供销社的柜台前总排着队，玻璃瓶碰撞声里，我盯着货架顶端的红糖罐——那抹暗红比老师黑板上的'市场经济'四字更早教我知道什么是稀缺。毕竟作为一个学生而言关注的无非是一些生活必须品，主业还得是学习。
邮局旁边还有一个理发屋，理发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应该和我同龄吧，据同桌高彦辉说是伯阳人，人热情，长的也好看，我跟风、也去理过几次发，也没有漂亮理发师理发，自己会比之前帅一点，也许是自己底版的缘故吧。还有一位理发的，是一位回族老大哥，姓马。老大哥长的帅，剪刀上下翻飞，不管是“三七分”还是“四六分”都给你拾掇得妥妥当当，马老大哥有两个儿子，约略记得当时在上学校，很是调皮，大致记忆如此。
“正街”之外，还有一条不太正经的“副街”或者“偏街”在铁路的北面（现如今废弃的半截陇海铁路线）。
若说“正街”是元龙规整的体面，那么藏在铁路涵洞后的“副街”，则像花椒代办藏在袖口里的金怀表，粗粝却暗涌生机。出了铁路下面的涵洞，沿着中学至崖村的乡村道路两侧铺展开来，乡政府坐落中间，商贩在路两侧摆摊设点，购买力决定了街道的人气。
有人开玩笑说“副街”的流动性和时尚型很迎合主人创新变革的思路，这一“正”一“偏”两条街很像地主老财的婆娘，虽然都是生儿育女，但各自地位还是不一样的，地主老财最爱的是“偏房”。
校门口主要是蔬菜区，因为高中住校生放学出门可以顺道买菜做饭，隔壁乡镇府对面铁路路基下则是一溜石棉瓦搭成的活动板房，这算是有固定产业的，至于打游击的，就只能摆到板房之外的空地了。集市结束后，捡几块砖石，或几张条凳标记自己的“领地”，以便于下个逢集有可摆的地方。“副街”卖饭、卖药、卖农药，贩茶、剁肉、榨油坊，火车铁桥下则是骡马交易集散地。
粉辣椒面的马达轰鸣声是副街的节拍器，花椒树苗特有的麻香混着骡马粪的土腥味，在铁桥下发酵成独特的集市气息。如今超市冷柜里的机制面条整齐如军列，再没人记得手摇压面机吱呀声中，那袋用体温焐热的面粉。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元龙的集市早已搬迁到元龙老火车附近，一派现代商业的气息，自选超市、大药房如雨后春笋，商品房一楼商铺，二楼住家很是文明，卷闸门像曹世民烧烤摊上豆腐皮一般有韧性，铁钩子一拽，卷闸门应和着楼前广场舞娘们的节奏，富有弹性地一跳一跳拉下来了。
昔日元龙两条街在时代的进程中湮没在时代的记忆中，有谁还记得中学至上崖村的主干道曾经有一段辉煌的过往，至于“正街”，也贴上“老街”的标签，走在安静甚至有些落寞的“老街”，往日的繁华仿佛就在昨天，曾经的青石板路被水泥覆盖，门板铺子换成了卷闸门，自选超市取代了供销社。
元龙的集市，像许多中国乡村一样，被推着向前跑，却不知是否真的跑对了方向。老街残存的青石板、残垣断壁上有祖辈们趟过或抚摸过的印迹，还有里面封印起来的陈年往事，积淀下来花椒商业亢奋犹在耳畔回荡，元龙老街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我也曾到过秦州区的关子镇，在街上我发现了一处门面房还有上个世纪的遗风，去了清水的山门镇，那里几处老旧建筑让我一下回到了在元龙“正街”赶集的情形。
在山门镇的旧屋檐下，我忽然想起元龙老街的青石板——原来这些皱纹般的沟壑，早被时光拓印在我脚底。孩子问我为何盯着破房子发呆，我没解释。有些地方，你非得用半辈子走远，才明白它从未放你离开。
2025.8.10凌晨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