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随笔】</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1, 100, 250); font-size:22px;">好风送归立左舷</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1, 100, 250); font-size:22px;">——怀念王好立先生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李琛 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明天，是老友王好立先生的祭日。我为了写篇纪念文，搜一点和王老师有关的资料，发现公众号《法学阅读匯馆》在2024年8月7日转载了方流芳教授的一篇旧文，题为《应当致敬的期刊编辑》，其中就提到了王好立先生。这一天恰好是王老师去世的前一天，如此巧合，令人唏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去年夏天，我忙于处理自己的事情，好几个月都没看微信朋友圈。10月30日，我点开王老师的相册想看看他的近况，惊愕地发现他的家人发布的讣告，王老师已于8月8日离开了。他的微信封面是动态的，一只白鹭与一只红鹮翩然双飞，掠过一片荷塘，而后画面上只剩下红鹮独自飞翔，逐渐远去……鸟的鲜活与人的寂灭，羽色的鲜红与死亡的黑暗，强烈的对比冲击着我的心。我看着那只红鹮，仿佛是友人的精魂，纯净而热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初识王老师，是在2003年。当时刘春田老师带我去暨南大学参加“全国知识产权理论问题研讨会”。我看到会议通知上征集论文，便从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拆了一段略作整理，提供给举办方，或许是文章选题引起了举办方的兴趣，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会议结束后我往外走，一个中年男子忽然追了上来，让我等一下。他拄着一根拐杖，追得有点吃力，略带气喘吁吁，眼神纯净，笑容里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符的单纯。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用温和的声音作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叫王好立，希望我把刚才的发言发展成论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我欣然答应，接下来的交往便是围绕着论文的审阅与修改。我当时初出茅庐，文风并不算特别规矩，但王老师对此很是鼓励。当然，我后来知道了原因，王老师自己就是个资深文青，他的本专业是历史，但对文学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创作过诗歌与剧评。这篇稿子就是后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的《质疑知识产权之“人格财产一体性”》。文章的小标题用了一种带有文学性的排比式表达：“质疑：“人格财产一体性”的逻辑困境/反思：劳动过程与权利对象的法律意义/追寻：作品与人格交错的历史轨迹/审视：美学与法学的双重角度/展望：著作人格权的式微命运”，这正是吸收了王老师的建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05年，浙江大学法学院举办“法律与人文”专题研讨会，作为60周年院庆的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可能是主办方之一，王老师觉得这个主题和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契合，建议我和他一起参会，并在这个会议上作个发言。到会之后，我发现参会者几乎全部是法理学或宪法学的学者，极少有部门法研究者，不免有点心理压力，不知自己的见解是否过于浮浅。所幸的是，发言的效果还不算差，王老师再一次邀请我整理成文刊发，后来以《“法与人文”的方法论意义——以著作权法为模型》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年前，高校的“工分制”还没有像今日一般如火如荼，初识王老师之时，我根本不知道A刊的概念。我在他身上从未感受到以掌握资源者自居的俗气，以至于后来从同事口中得知A刊的“江湖价值”，觉得自己简直幸运得莫名其妙。这几年，“工分制”变本加厉，某些被册封为核心的期刊难免异化。但愿年轻的同事还能得遇王好立先生这样纯真热情的伯乐，也望掌握资源的长者能避免流俗，无私而真诚地提携哪怕素昧平生的后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与王老师熟识之后，我们会不时地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聊一点闲话，话题以文学艺术为主。后来，微信代替了以前的交流方式，现在想来是非常遗憾的。从微信交谈中，我知道他退休后又重新开始弹钢琴，并且当了爷爷。有时他会分享音乐，以古典音乐居多。如果我发表了入眼的文章，他会在朋友圈转发，按语总是用“老朋友李琛教授”有时，他也会得意地忆当年，发来年轻时的诗作《我站在轮船的左舷》。我在徐晓的《半生为人》中看到他的名字，高兴地拍给他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从讣告来看，他的疾病应该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痛苦，但在我们的交流中未露一丝痕迹。我父亲去世后，我很想给刘春田老师打个电话倾诉一下，但没有来得及，刘老师就走了。王老师和刘老师也是老朋友，刘老师走后，我曾给王老师发了条信息：有空给您打电话。这个电话也落空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有一次，王老师看我的旧诗《莲》的开头：“在虚无的生命之湖上/铺满惊叹一般的红艳/只因了/根与根的连”，立刻编辑瘾发作，说“虚无的生命”构成阅读障碍，不如直接写“在湖上”。这首诗写于少年时期，缘起是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句话：度过没有爱的一生，如同一只鸟站在没有鱼的湖边，所以诗的主旨是“唯有爱能够克服生命的虚无”。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向王老师解释这个创作思路，因为“作者意图”恐怕会比“虚无的生命”构成更大的阅读障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也许是神秘的巧合吧，那只红鹮，如今正是翩飞“在湖上”，那火一般的颜色，也是“惊叹一般的红艳”。而那湖，也终非虚无的生命之湖，因为热情的精魂曾予温暖以世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1, 100, 250);">李琛2025年8月7日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