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的故事》—— 孙殿英与孙天义

月朗风清

（摘自网络）—— 抽象派大师2025-08-08 02:24 ·河南 孙殿英当土匪挖清陵，让人没想到，他儿子却是个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1928年7月酷暑，河北遵化马兰峪的夜晚闷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孙殿英把军帽往汗透的脑门上一压，挥手示意工兵点燃导火索。 一声闷雷般的巨响后，慈禧的定东陵石门被炸得粉碎，石屑飞溅，惊起满山老鸦。 火把照进地宫，他第一眼看见的是棺椁外那株用翡翠雕成的“蝈蝈白菜”，蝈蝈须子细如发丝，在火光里颤颤巍巍，像在嘲笑这群闯入者。 孙殿英与蒋介石 　　没人想到，三十二年后，正是这个盗墓军阀的独生子，会亲手把另一座帝王陵寝——黄帝陵——从荒烟蔓草里一寸寸扶起，成为万人敬仰的“守陵人”。 孙殿英一生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孙天义，1931年农历六月初三生于北京米市大街一处三进老宅。 那天孙殿英并不在家，他正在河南前线忙着改换门庭，从冯玉祥到张学良再到蒋介石，像换戏服一样勤快。 　　产房里，母亲刘清贞抱着啼哭的婴儿，窗外胡同口贴着“东陵盗犯”的标语，浆糊未干，墨汁淋漓。 多年后孙天义回忆，他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妈”，第二个词却是胡同顽童追着他喊的“小盗墓贼”。 童年的家是一座阴森的大宅子，前院堆着没卖出去的楠木棺材板，后院埋着几口大缸，缸里装着父亲来不及出手的字画、玉器。 刘清贞怕孩子学坏，把正门反锁，只留一扇小侧门供母子出入。 孙天义五岁那年，第一次偷跑到街上，看见别的小孩吃冰糖葫芦，刚想伸手，卖糖的老汉突然啐了一口：“小兔崽子也配？” 那天他哭着回家，母亲用戒尺打了他手心三下，又把自己陪嫁的一对翡翠耳坠塞进他掌心：“记住，你能换的不是糖葫芦，是命。” 1947年，孙殿英病死在河北武安县战俘营。 　　消息传来，十六岁的孙天义正在北平艺文中学读高二。 那天他照常去上早自习，教室门口却围着一群同学，有人怪声怪气地念报纸标题——《东陵巨盗孙殿英病殁》。 他站在门槛上，手脚冰凉，第一次意识到“孙殿英的儿子”这六个字会像影子一样跟他一辈子。 那年冬天，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口樟木箱子抬到当铺，换来一袋面粉和一张辅仁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准考证。面粉蒸了馒头，准考证改变了命运。 1951年，孙天义揣着馒头和借来的旧西装走进辅仁大学考场。 　　面试时，主考教授是英籍神父，问他为何选英文系，他答：“想读原文《圣经》，看看罪人有没有救赎。”教授在成绩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 大学四年，他靠给图书馆抄卡片、替教会做礼拜翻译维持生活。 毕业时，全班三十七人，外交部挑走了三十六人，唯独他被留下——档案里写着“父：孙殿英，军阀，盗陵”。 1953年，他主动申请“支边”，带着一只母亲缝的帆布箱来到西安外国语学院。 那时的西外只有两栋青砖楼，周围是麦田和坟包。 他被分到英语教研室，宿舍是一间废弃的锅炉房，窗框上糊着旧报纸，冬天北风一吹，“哗啦啦”像有人鼓掌。 孙天义却觉得踏实，在这里，没人关心他父亲是谁，学生只叫他“孙老师”。 1966年，风暴来了。 他被剃阴阳头，脖子上挂“东陵余孽”的牌子，跪在教学楼前的高台上。 台下有学生拿皮带抽他，骂“你老子挖了皇陵，你就想挖社会主义墙角！”皮带扣划过眼角，血流进嘴角，咸而腥。 夜里，他被关进牛棚，跟一群“牛鬼蛇神”挤在麦草上。 　　有人小声问他：“后悔吗？”他答：“后悔没早把父亲留下的东西全烧了。” 其实母亲早把最后几件宋版书、玉扳指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只留下一张父亲穿军装的旧照片。 他趁夜深人静，把照片埋进麦草深处，从此再没找回来。 1973年，孙天义被“解放”，分配到学院烧锅炉。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先把煤堆里的冻块敲碎，再一桶桶往炉膛里送。火苗舔着铁门，他的脸被映得通红，像地宫里那盏长明灯。 就在锅炉房昏黄的灯泡下，他偷偷翻译完了《林肯传》第一卷。 译稿用复写纸誊了三份，一份塞床底，一份寄给商务印书馆，一份埋在操场老槐树下。 1979年，商务印书馆来信：《林肯传》决定出版，署名“孙天义”。 孙殿英之子 —— 孙天义 　　那天他跑到锅炉房后墙根，扒开浮土，看见当年埋下的译稿纸竟还干燥，墨迹未晕，他抱着那摞纸嚎啕大哭。 1986年，五十五岁的孙天义出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 　　上任第一天，他把办公室一张皮沙发搬出去，换成硬木长凳，理由是“坐得太舒服，心里不踏实”。 他跑遍全国招老师，把俄语系老教授从黑龙江农场请回来，把留美博士从香港理工大学挖过来。 有人提醒：“底子薄，步子别太大。”他笑笑：“底子再薄，也比我父亲当年炸石门时薄吧？” 十年间，西外从两百学生的小学堂变成拥有八个语种、两千多名本科生的西部外语高地。 真正让他走进公众视野的是黄帝陵。 1992年春，陕西发起重修黄帝陵募捐，孙天义被拉去当“顾问”。 　　那天他第一次登上桥山，看见黄帝陵冢荒草萋萋，守陵老汉用塑料布盖着祭台，风一刮，“哗啦哗啦”响。 他下山后连夜写了一份《关于黄帝陵保护现状的紧急报告》，毛笔小楷，六页纸，末尾一句：“吾祖陵寝，岂容草莽！”报告送到省里，省长当场拍板：成立黄帝陵基金会，孙天义任会长。 基金会成立之初，账上只有财政拨的二十万启动费。 孙天义带着两名干事，跑遍全国找乡贤、企业家、海外华人。 在西安机场，他吃三块钱一碗的凉皮；在北京，他住五十块钱一晚的地下室。 1994年大年三十，他敲开香港船王包玉刚的家门，递上一张手绘的黄帝陵规划图，讲了一个小时，包玉刚写下一张三百万港币的支票。 陕西省政协委员孙天义 　　五年里，基金会共募资8000余万元，一分不少全用在陵区：迁走七十七户民宅、重修棂星门、种下两万棵侧柏。 2001年8月，新落成的轩辕殿前，孙天义亲手把第一炷高香插进香炉，转身对众人说：“我父亲炸过皇陵，我修过祖陵，历史总算在我家拐了个弯。” 学术上，孙天义是新中国第一代英语翻译家。 他译的《林肯传》至今仍是大学历史系必读书；他主持编译的《美国文明史》被季羡林称为“用汉语写成的美国年轮”。 八十岁那年，他还给研究生开《翻译美学》选修课，板书英文花体仍像四十年前一样漂亮。 有学生问他：“孙老师，您最怕什么？”他答：“最怕死后墓碑上只刻一句‘孙殿英之子’。” 2018年深秋，八十七岁的孙天义最后一次以黄帝陵基金会会长身份登上桥山。 　　那天风很大，他弯腰拔去陵冢上一株枯草，回头对秘书说：“我死后，骨灰就撒在桥山腰的侧柏林里，不要坟，不要碑，只要每年清明有人给树浇桶水。” 秘书红了眼眶，他却笑：“别难过，我父亲把帝王的骨头扔进了泥水，我把自己的骨头埋进树根，这很公平。” 如今，西安外国语学院校园里，孙天义当年种下的法国梧桐已有两人合抱；桥山黄帝陵的侧柏也已郁郁成林。 学生们经过树下，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弯腰扫落叶的老教授，就是“东陵大盗”的儿子。 历史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是右眼角一道浅浅的疤，那是皮带扣留下的。 偶尔有记者追问，他会摆摆手：“不提了。” 　　孙殿英用七昼夜炸开了两座皇陵，把无数珍宝装进箱子；孙天义用七十年修起一座祖陵，把尊严和敬畏种进土里。 一个把历史撕开裂缝，一个把裂缝慢慢缝上。 父与子的故事，像两条方向相反的河流，最终在时间的旷野里，汇成一句轻轻的叹息——功罪之间，隔着一条叫做“担当”的河。 声明：个人原创，仅供参考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