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荀子》同源而异流

北平一夫

　　最近读《荀子集解》就想到了他的前辈《孟子》以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区别问题。可谓“二者同出而异名”，孟子与荀子两位先哲的生命相距七八十年。孟子与荀子虽同属战国时期儒家代表，然而二人生活的时代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其生活的时代背景的不同也就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取向：

1，时代，

孟子：约生活于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主要活动在战国中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经过变法后实力增强，兼并战争加剧（如齐魏马陵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的前奏），但周王室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仍存，士阶层周游列国、宣传学说的空间较大。

荀子：约生活于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主要活动在战国晚期。此时，秦国已通过商鞅变法成为最强国家，统一趋势日益明显，各国为求生存更注重实用的治国策略，思想界也从“百家争鸣”逐渐向“融合统一”过渡。

2. 社会特征

孟子时代：诸侯争霸虽激烈，但“礼”的传统尚未完全崩坏，各国仍需借助“仁义”“王道”等理念争取民心和士阶层支持，孟子“仁政”思想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对道德秩序需求的回应。

荀子时代：功利主义盛行，各国更看重富国强兵的实际效果（如法家思想的普及），单纯的道德说教难以立足。荀子强调“礼法并施”，正是适应了战国晚期对制度建设和现实治理的迫切需求。

孟子处于战国格局尚未完全定型的阶段，思想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荀子则面临统一前夜的现实压力，思想更偏向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3，思想来源

“孟子师事子思之门人”是传统儒学传承中的重要说法，即孟子并非直接受教于子思，而是师从子思的弟子，属于子思学派的后学，二者在思想上存在密切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子思（孔伋）是孔子之孙，其思想核心是“中庸”和“诚”，强调通过内心的“诚”来达到道德境界，为儒家伦理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脉络：继承了子思对“心性”的关注，将“诚”的内在修养拓展为“性善论”，提出“四端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明确了人性本善的先天依据。

孟子把子思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提出“仁政”思想，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外化为治理天下的准则，使儒家思想从个人伦理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这种思想传承被后世概括为“思孟学派”，成为儒家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荀子的师承，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荀子的思想与儒家“思孟学派”（子思、孟子）有一定关联，但更偏向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综合与批判继承。从思想脉络看，荀子尊崇孔子，以儒家正统自居，尤其重视孔子的“礼”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学派的观点，形成了独特的“礼法并重”体系。后世学者推测，他可能受到战国时期儒家后学的影响，但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其有明确的“师从”对象。

荀子更像是通过对先秦儒学及诸子思想的反思与整合，成为儒家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荀子在人性论上对孟子的性善论的直接冲撞。

　　1. 关于人性论：性善 vs 性恶

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具有“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道德的先天基础。恶的产生是因为后天环境遮蔽了本性，故强调通过“存心养性”“扩充善端”实现道德完善。

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如欲望、自私）是恶的，“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若顺其本性发展，会导致社会混乱，故强调“化性起伪”（通过人为努力改造本性），依赖礼法约束和教育引导。

2. 道德修养：内求 vs 外求

孟子：侧重“内省”，认为道德根源在自身，修养的关键是“反求诸己”，通过涵养“浩然之气”等内心功夫，实现“仁”的境界，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荀子：更重“外治”，认为道德需通过学习礼法（“学不可以已”）、师法教化（“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来塑造，强调外在规范对人性的改造，偏向现实主义。

3. 政治思想：仁政 vs 礼法并重

孟子：以“性善”为基础，主张“仁政”，核心是“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认为君主需通过道德感召（“以德服人”）赢得民心，反对过度依赖刑罚。

荀子：基于“性恶”，主张“礼法并施”，既重视道德教化（“礼”），也强调制度约束（“法”），认为“治之经，礼与刑”，甚至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隐含对君权的警惕和制度建设的重视。

4. 对“天”的理解：道德化 vs 自然化

孟子：将“天”与道德相连，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是道德的终极来源，人通过修身可与天相通（“天人合一”的雏形）。

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认为天是自然现象（“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人的道德、政治无关，人应“制天命而用之”，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和社会。

思孟学派代表了儒家“内圣”的一面，强调道德的内在性和理想性；荀子则更重“外王”，突出外在规范和现实操作性。二者看似对立，实则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儒家思想：孟子为儒家奠定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荀子则为儒家融入了制度理性，对后世儒家（尤其是汉唐儒学、宋明理学与明清学）产生了不同方向的影响。

1. 人性论：孟子“性善论”，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被视为一种积极的人性观，孟子强调的道德本能（“四端”）为人类共同道德基础提供了依据，但也有观点认为其对人性的乐观倾向忽视了社会约束的必要性。

2. 政治哲学：民本思想的现代解读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孟子虽未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但其强调君主需“得民心”“行仁政”，与西方“社会契约论”中对统治者责任的要求有相似之处。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孟子的民本仍以君主制为前提，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逻辑存在本质差异。

3. 伦理实践：德性伦理的共鸣

在伦理学领域，孟子的“仁义礼智”。孟子强调“养浩然之气”，而非单纯依赖规则或功利计算。有意思的是，这种“以美德为中心”的伦理路径，在20世纪西方德性伦理复兴中受到关注，被视为对康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补充，这里暂且不再多言只能另说。

4，坚守儒家基本思想，孟子始终坚持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基于亲疏差序的“推己人”的自觉生发来强调“仁”的最为核心的价观。

在人性、道德、政治责任等议题的应对区别，实则是反映了时代背景不同下的差异带来的认知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孟子思想与荀子思想分辨的原因。这种思辨自然使得后学去思考，我们人类的理想与社会治理到底是依据“内圣”还是“外王”还是二者并举的问题。《周易》有：“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现代社会语言则：“与时俱进”，甚是巧妙，也就是看情形，因势而动。

孟子与荀子分别生活在战国初期和末期，都归于儒家的重要代表，尽管后世有言荀子应属法家，但从司马迁《史记》中把荀子与孟子一起归于一篇《孟子荀卿列传》，因此说明在司马迁认为孟子与荀子都是儒家代表，二者只是在核心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常被视为儒家内部的重要“对立”。这源于他们生活的维度不同，正所谓“同源而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