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往事之四

曾经沧海

尘 封 的 往 事

第四集

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郑子文

幸福光阴常嫌短

1953年冬，母亲弃世后，父亲将三姐、我和五妹接到汾阳，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我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刚到汾阳两天，父亲就把我送进了汾阳医院，那时我面黄肌瘦，父亲知道是母亲的病传给了我，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我是得了严重的胸膜炎。那时的汾阳医院是全国县城里最先进、最好的医院，我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孩子，就好似进入仙宫一般，得到了穿白大褂，戴大口罩‘仙女’们和‘神医’的精心呵护，经历了我从山沟沟进人城市的第一桩奇遇。（事见我其后的《梦回童年》）要过年了，病也好了，父亲接我出院，给我带来了新制服棉袄、棉马裤、棉鞋、新帽子，这些都是我从未经见过的，一切都像是梦幻一般……

　 第二年冬，我家有了新的变化，父亲和继母结婚了，继母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气象，改变了我家的生活。继母是旧家出生，性善良而温柔，善烹饪，她做的饭与老家的饭截然不同，我家从此告别了沁县的“老三样”，三和面擦圪斗、和和饭和窝窝头，过上了不一样的汾阳家生活；我由此知道，原来“一日三餐”可以有如此多的花样，可以这样好吃。长大后走到外面才知道，汾阳家的“家常便饭”是足以让汾阳人傲世的独特“饮食文化”，（事见其后的《梦回童年》）我由是从“沁州人”变成了“汾州人”，这是我此生值得庆幸的第二桩奇遇。

　 继母的到来，我家又陆续增添了三口人，我二弟、六妹和三弟。我感念我的继母，她温顺而善良，对待我们姊妹们从无前家后家之分。我最感念的是她对父亲的好，1960年后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粮食蔬菜不足，家中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继母难为无米之炊，再不能调着花样来维持家庭生活了；计量做饭是免不了的；饿肚子的情况经常有。但即使生活再困难，她也要首先考虑父亲的生活，每天是给父亲另锅锅做饭，（客观上，那时汾阳城里老百姓是一日两餐，而机关是一日三餐，父亲的饭与我们总是兑不到一块）并保证首先让父亲吃饱、吃好。父亲爱吃饺子，爱喝二两“老白汾”，爱抽“金钟烟”和“红锡包”，别无其他啫好。那时家里很少有肉和鸡蛋，继母没办法，只得拿胡萝卜剁了馅，给父亲做饺子、蒸饺吃，我也经常拿着小酒壶到街上给父亲打酒，那几年，日子虽然清苦，但看得出父亲是十分幸福的。父亲是十九级干部，月工资72元，后来人口多了，又遇上困难时期，但继母和父亲感情很好，对我们也是一视同仁，从无前家、后家之分；虽然生活困难，但一家人和和睦睦，生活十分幸福。

继母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视我如己出，家庭生活打理得很好。我的懂事、听话很得她的欢心，她对我很是器重，人前背后总是夸奖我是好孩子。我觉得，继母对我们好，倒在其次，难得的是她与父亲的爱情是真心的好，她爱父亲，是我最感念她的。

1954年秋，父亲送我上学了。我的母校实验小学是汾阳重点小学，她的教学设施和师资配备以及教学质量都是全县最好的。在这所全新的小学中我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并有幸得到了启蒙老师甄秉娴和众多老师的抬爱，特别是得到了一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校长王安侯的关心、庇护和教导。我从一年级起就成为班长，之后还成为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1959年，作家马峰赴苏联参观学习，苏联少先队员赠送其两块红领巾，他回来后，将红领巾转赠给实验小学，经过全校评选，我得到了一块；在那时的儿童心目中这可是无尚光荣的大事。（事见我其后的《梦回童年》）

1960年小学毕业后，王校长亲自将我送进汾阳中学，1963年初中毕业后又被晋中教育局调派到平遥中学。在整个初、高中阶段，自己努力上进，被评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历任少先队大队长，班主席、学生会委员和班团支部书记等职。

　 总之，在1953年冬到1966年夏这十三年中自已沐浴在共和国的阳光雨露之中，虽然那个阶段也经历了国家困难时期，生活上有所艰苦，但家庭平安幸福，个人际遇充满阳光，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期。

五十年代的父亲

继母仅有的一张照片

　　刚到汾阳时三姐、五妹和我在北大照相馆照的照片。

　　风雨袭来奈何长

　 世上有些话，真不是好话，但愿人们一生不要遇上它；但它要来，谁又能躲得过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禍福”，“福无双至，禍不单行”，这些不吉的语言是上天的诅咒吗?何以在1966年我家的祸事接踵而至，我的家庭产生了突发变故，政治上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奋斗，我挣扎，内心经历了好几年的至暗时期。

先是继母于1966年不幸去世。继母的去世使家庭塌了半边天，那时，父亲、五妹要上班，家中留下未成年的三个弟弟妹妹无人照管，己经家不成家。接着“汾运公司”又通知父亲说，你们老家来了“证明”，说你是“逃亡的地主分子”。天呀!这不是青天霹雳吗？1947年土改，我家定的是中农成份，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父亲的历史都是清清白白的，1953年从老家迁出户口時，也是村里给开的证明，这“逃亡地主分子证明”是天上飞来的吗?

父亲当時气极了，请假回村里质辩，村里的干部辩不过他，就发动小学生把他赶了出来。不过父亲这次回去也弄清了事变的来龙去脉。

原来，我大姐郑凤英工作的襄汾县百货公司的支部书记也是沁县人。1966年调查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时候，调查人在调查完支部书记后，又商量说，郑凤英她家不也是沁县的吗?顺便把他家也调查一下吧。俩调查便无事生非地来到南集村，那时，村里“四清工作”刚刚结束，工作队正准备撤走，见有人来调查我家情况，工作队便对他俩说，四清复议成份時，他家无人在村，就没有复议成份，我们召集贫下中农代表给他家复议一下吧。于是便将四清运动后新组建的班子成员召集起来讨論，于是“逃亡地主分子”的証明便产生了。(起这个意图的人是谁，我不清楚，但参与的人中如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等几个年轻干部土改時尚未出生，而特邀的一名贫农代表郑要孩则是南集村有名的痞子，自称给我家当过“长工”，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我父在抗战時任村内财粮主任，是半脱产干部，村里给我家有补贴工，而郑要孩正是给我家帮过工的。这个“王秋赦”式的人的历史也很悲催，农村一搞运动，他就“红了”，运动一过，又倒霉了；娶了个媳妇，无缘无故疯了；养了两个孩子，都是傻子；四清运动后不几年，老婆死了，他用担子挑着两个傻孩子沿四村八乡讨吃要饭，八十年代初也窝囊地死了。提出我父亲是逃亡地主分子的理由是村中参与过宗派斗争的个别人介绍说，土改时我父亲逃亡在外，没有捉住，村里便分了我家财产，全家扫地出门。他移花接木，把1946年三查中制造的冤案说成是1947年的土改，当時污父亲是“特务”，现在又篡改为“地主分子”。真是翻手云雨，啼笑皆非。其他参会人员不明就里，于是一纸假证明就产生了。

那时人的政治觉悟都很高，襄汾两位调查人得此情况如获至宝，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二人又商量说，这事咱襄汾知道了，汾阳运输公司还不知道，莫要让这个地主分子再躲过了。二人在返程途中又北上转道汾阳，将此消息通知了汾运。于是祸水北移，火又引到了汾阳，父亲终于未能躲过这场劫难。

汾运公司后来也到沁县进行了调查，因为那时父亲己回村争辩过，村里觉得说我家是地主实在说不过去，于是我父的“逃亡地主分子”又变成了“逃亡富农分子”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从1966年后期，社会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派性斗争，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直至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在此情势下，两派忙着争夺政权，无暇顾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父亲的问题就被暂時搁置下来。

从1966到1969三年期间，两派斗争在无休无止的进行之中，不知何時是个尽头。我虽然清楚地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也有满肚子的理由可以说明白事实的真象，但我也深知，当极左思潮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時候，有人说你是反革命，一般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化革命的一个程序，当局势稳定之后，是一定会进入这个程序的，到那時，真正的劫难就会降临。1969年秋，中央“723”布告下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地方政权，两派武斗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态势结束了对峙的状况，一切将要走向正常，我清楚地知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终于快到了，父亲不可避免地会被清洗出革命队伍，我们一家真正的厄运就要降临了!

为了到时不会被与父亲一道被遣送回村，也为了将来给自已申诉告状留下回环余地，我于1970年1月带着小学刚毕业的二弟主动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报名插了队，我清楚地懂得，当运动高潮的時候，一切辩白都是徒劳的，到运动结束，复查纠偏阶段才会有自已的发言权，我也相信，党会给我说明问题的一天，父亲的冤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父亲和我仅有的一张合照

艰苦磨难亦人生

躲不过的终究躲不过，1970年秋，汾阳县召开万人大会，宣佈清队成果。父亲被正式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当场五花大绑，宣佈押解回原籍接受改造。

第二天，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六妹、三弟被押解回老家沁县。我随行送父亲回乡安顿，一路上秋雨霏霏，冰冷凄凉，汽车到达南集村時，雨下得越发大了，小河涨水，车进不了村，只好将东西杂物临時放置在一个亲戚家的屋檐下；村里没有自家的住房，经求告交涉，才问下了茅沟本家堂叔全宝家的一间放杂物的小窑洞(见前面图示)，算是有了个聊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回到老家第二天，父亲就身体没精神，吃不下饭。我以为是路上折腾的上火了，竟不疑有他；又因为我是请假回来的，竟没在意父亲的身体，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了汾阳。

我走后，父亲就病倒了，但父亲撑着，一直没有来信告知我们；捱到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骨支离实在爬不起来了，村里才有人给汾运公司拍了电报。五妹得知后赶回老家将父亲接到汾阳治病，医院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了。但五妹的这一举动，让汾运公司个别掌权人抓住了口舌，说她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将她的公职也开除了。先是，汾运公司班子在讨论我父亲案子時，曾有人提出，“历史上历次运动调查，郑国才的历史都是清白的，这次村里的证明恐怕有问题吧”?但是，当時掌实权的支左军代表邢连长（副职）却说，“不论有没有问题，证明是他们村出的，要害他的是他们村里，将来他闹起来，也与我们无关，就這样定了吧！”邢连长这样强烈主张，别的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父亲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邢连长为什么立主处理我父亲和开除我五妹，其实是有他个人不可告人的原因的，为了不忍让个别败类败坏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我就隐而不述了。

五妹没工作了，父亲只能在三姐家养病。三姐家只有三姐夫一个人工作，家里人口多，生活也困难；我又在文侯村插队，自顾不暇；父亲的病无法得到很好医治，支撑了半年多时间，在1971年夏收后不久，就饮恨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時，我正在太谷东贾村的3202铁路工地劳动。大概是心灵感应吧，父亲死的那天，我在午睡時突然被噩梦惊醒；醒来后心烦意乱，坐站不安；晚上便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等到第二天乘火车、汽车赶回汾阳，父亲已下葬入土，竟未能再见父亲一面。

父亲被接到汾阳后，在老家的三弟、六妹就更惨了。1971年，三弟10岁，六妹13岁，三弟是先天性白内障，六妹是小儿麻痹，姐弟二人相依为命，不知那些日子是怎样活过来的。父亲死后，我回村去接他们，姐弟两个因缺营养，缺衣服穿，瘦得不成样子；头发上、烂衣服上虱子乱窜，虮子(虱子卵)白花花的排得象蚕卵。但我要带弟妹走時却出问题了，村里以我家欠100块钱粮款为借口，不给办户口转移手续，人无法带走。当時我知道71年迁送我父回村時，负责押解父亲的王秉才同志是个好心人，回去后向汾运公司反映了父亲回村后的困难情况，汾运给村里寄回100元安家费，这线一直在村里账上爬着。我向村委提出用安家费抵粮钱，让我把弟妹带走，他们却坚决不答应。不得已，我又找公社和县革委反映，县、乡批复让把安家费抵顶粮钱，村里也拒不执行。那時候只带了20元上路的我投亲不应，靠友无人；正当我焦虑万分的時候，村里有个叫郑三的上门当说客了。他对我说：“村主任郑留贵想要跃文（我三弟）给他家顶门（当儿子），答应替你把粮钱出了。”又说：“你看你还没有成家立业，刚参加工作，想来工资也不高，接他俩出去你能顾得了？再说，留贵家家境好，跃文过去，人家肯定亏待不了。”我说：“这事我不好决定，让我考虑考虑再说。”之后又有俩人来过，这个说要我弟弟去顶门，那个说，有人想让我六妹给人当童养媳。原来，我们那个地方因为地方病，人口较缺，妇女不能生养的很多。村里人见两个孩子撂在村里没人管，就盘算打他俩的主意，有人想收我六妹为童养媳，想收三弟为儿的人就更多了。那时我囊中羞涩，村中又扣着安家费不给，郑三又连着上门催了两次，万般无奈之下，心中自我盘算：弟弟给了人，是给人家当儿去的，人家肯定把他当人看待；妹妹身患残疾，给人当童养媳，那还有她的活路吗？心中这样想，但总得和弟弟妹妹商量商量，看看他们的意向。

我和弟、妹商量说，因为哥无钱交不了粮款，必须把你俩中的一人给人，你俩谁想跟我走，谁愿意留下，说一说。

妹妹年龄大点，懂事，非跟我走不行；弟弟年龄小，因为捣蛋，被我训过，有点怕我，也许想要他的人早已给他做好了思想工作，所以表示愿留下。我心里这下明白了，为什么扣着安家费不给我顶粮钱？就是村主任捣的鬼，他料定我在老家人地两生，扣住安家费我就没别的办法，只好把弟弟给他。同时我也去过他家，家境比较殷实，他家三口人，老俩口之外，还有一个女儿，把弟弟给他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吧。于是我把郑三找来，告诉他同意他的意思。我对他说，弟弟给留贵可以，但跃文是我的弟弟，这一层是断不了的。将来弟弟长大了，我还要给弟弟找个出路，弟弟有工作了，留贵想让弟弟回来，我也可以想办法把弟弟工作转回长治地区，于是达成了口头协议。郑三喜出望外，自夸说他为两家办了好事，向我要说合钱。我心里厌恶极了，对他说，“钱我没有，就这两件烂家具，你要就拿吧。”那时父亲带回两件瓦瓮，我给他一个，他要两个。我不悦地说，那你拿去吧！于是郑三喜滋滋地提着瓦瓮走了。

就这样，别人用我自家的钱(安家费)，把亲弟弟“买”了去。(因为事实上，要了我弟弟的村主任并没有给村里交粮钱，顶多也是把安家费算作粮款而已)，這是一笔怎样的辛酸账啊!

离村的那天，我看着到村口送我的弟弟，不由得流下了辛酸的眼淚!

弟弟，总有一天，弟兄还会相会，哥不会弃你不管的。

（未完，待续）’

高中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