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金瓶梅》之八十三 这秋菊那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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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金瓶梅》之八十三 这秋菊那秋菊

年轻时看过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对秋菊的执着有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金瓶梅》还没解禁，还不知道作者笑笑生笔下也有一个执着的秋菊。

这秋菊不是那秋菊。

电影中的秋菊一波三折，她告的是村长的伤害，要的是一个“说法”。她要求村长为踢伤自己丈夫道歉，否则即使村长赔偿医药费，在她难产时帮忙也不行。当村长最后因故意伤害罪被拘留时，秋菊望着远去的警车，茫然中感到这不是自己所要的结果。这是一场法治与人情的冲突，秋菊想要的“说法”是法理更是面子，但现代社会制度提供的却是法律裁决，这种错位凸显了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书中的秋菊一波三折，她告的是主子的淫乱，是长期被欺凌后怨恨的宣泄。当潘金莲和春梅被惩罚后，她感受到的是复仇成功的快意。

《金瓶梅》第八十三回，七月十五日佛教盂兰节这天，吴月娘去地藏庵为西门庆诵经，潘金莲趁机和陈经济厮混，被秋菊发现了:

—— 却说秋菊在那边屋里，夜听见这边房里恰似有男子声音说话，更不知是那个了。到天明鸡叫时分，秋菊起来溺尿，忽听那边房内开的门响，朦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见一人，披着红卧单，从房中出去了。"恰似陈姐夫一般。原来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来人前会撇清，干净暗里养着女婿。"次日，径走到后边厨房里，就如此这般对小玉说。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诉与春梅："你那边秋菊，说你娘养着陈姐夫，昨日在房里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没在前边睡。"这春梅归房，一五一十对妇人说："娘不打与你这奴才几下，教他骗口张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 "教你煎煎粥儿，就把锅来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这几日没曾打你，这奴才骨朵痒了！"于是拿棍子向他脊背上尽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杀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

没想到，秋菊半夜撒尿撒出一件事来。很多事情，知道不如不知道。

这是秋菊对潘金莲的第一次揭发举报，她没想到小玉从中作梗，就像今日的举报信又落到了被举报人手里，以受到报复而告终。

告状是一种救济。大凡告状，都是下级告上级，老百姓告当官的，因为权力都在被告者手中，他们无需告状，稍稍动点手腕，对方就吃不消了。

奴才告发主子，下级举报上级，历来有赞同和反对两种看法:

反对者源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宗法社会的伦理要求，对“尊者”隐恶扬善，维护以尊卑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种观念以牺牲个体权利和规则为代价，对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具有稳定的功能，“尊者”的身份可以凌驾于具体行为的对错之上。

赞同者源于“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追求，核心是通过制度性监督打破等级特权，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这种观念坚持“以规则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逻辑，强调个体对公共利益和制度正义的责任，而非对身份等级的服从。

赞同或反对，对上级的过错“揭”或“讳”，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有各自的边界，执政者对此常常采取一种默许而不倡导的态度。如果倡导，将“举报”泛化，对上级动辄检举揭发，告状成风，人人自危，必将撕裂相互之间的尊重与沟通，陷入对权威的盲目否定，上下之间的信任感荡然无存，社会将面临道德伦理失衡，社会合作基础崩溃的危险；如果打压，世间将无公平可言，无法规可循，社会将承担制度失衡的风险。特别是将“为尊者讳”异化为对上级违法违规行为的包庇，甚至沆瀣一气，必然导致社会走向腐败。

社会的不同阶层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反对“讳”的大多是那些希望得到“人人平等”的人，这类人除了那些励志救国救民的人物之外，大多生活在低层，饱受“尊者”欺压，恨不得把他们的面具一撕干净而羞辱。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总希望给自己保留一份体面。都是人，都有人的欲望，谁身上没一点屎腥味，不过是“尊者”更在意这份面子罢了。具体而言，有无利害关系也将决定一个人的态度。中国人历来喜欢看热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若与自己无关，大家都乐于看别人举报，至少酒桌上多了一个议论的话题。

“讳”需要理性，检举揭发却是一种情感的冲动，它以是非对错之名，行利害冲突和爱恨情仇之实，把自己的仇人送到断头台上。举报人与被举报人最初往往是穿一条裤子的合作者，他们翻脸不认人，把决裂包装成觉悟，他们的“觉悟”无不是利益冲突的反叛。他们打着“天下为公”，“遵纪守法”的旗帜，主观上为自己复仇，客观上为社会除害，他们往往是成功的。

秋菊就是这样。她的选择是一种感情使然，是对潘金莲的一种报复。换句话说，如果潘金莲对她恩爱有加，她会鞍前马后伺候在潘金莲的床头。

在《金瓶梅》中搜索了一下，几乎秋菊每次出现，都伴随着挨打：

- 第二十八回：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葡萄架下玩乐丢了鞋子，派春梅押着秋菊去找，秋菊寻到的却是来旺媳妇的，潘金莲大怒，命秋菊顶着石头下跪，推倒在地上用马鞭子抽。

- 第四十一回：潘金莲与李瓶儿斗气后，拿秋菊出气，让她顶着大块柱石跪在院子里，剥了裤子用大板子打。

- 第五十八回：潘金莲以鞋上翻了狗屎为由，照秋菊兜脸就是几鞋底子，又叫春梅拴住秋菊手，用鞭子抽打皮开肉绽。

- 第七十三回：秋菊私藏了一个柑子，春梅打脸，潘金莲用手拧腮颊。

- 第八十三回勿用赘言，就是开篇这一节。

秋菊不恨潘金莲是不可能的。

潘金莲打秋菊时，想没想到秋菊会怀恨在心，想没想到秋菊会伺机报复。

潘金莲没有想到，她也不屑于想。很多大人物都是阴沟里翻了船，他们在得志时无所顾忌，对身边的人寡恩薄义，为所欲为。他们不晓得自己的把柄在人家手里，一切都有翻船的可能。所以一个人要做坏事，就不得不用心身边的人。

秋菊为人浊蠢，不谙世事。让她为潘金莲找鞋，她找来的却是来旺媳妇的；就那几个柑子，她还要私藏几个，她在西门大院多年，竟不知道小玉和春梅的关系，到小玉那里与虎谋皮。但越是这样的人越偏执，一条黑道也要走到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就是下跪挨耳光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尽管小玉一再反对，她仍一二再，再而三“撞墙”，最终赢得了胜利。秋菊在今天就是一个“猪队友”，其实是很可怕，不能不重视的人。他们常常不合群，处于孤立状态，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在众人眼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放了个“雷子”，搅了全局，坏了大事，人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悔之晚矣。聪明的领导对这种人往往多一分留意，以防“马桶效应”；聪明的领导也知道这种人容易满足，给个甘蔗尝点甜头就行了。

秋菊告状，涉及到三个当事人:庞春梅、小玉和吴月娘。她们身份不同，各有各的立场，但在“为尊者讳”上却有惊人的一致。

同样是丫鬟，庞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付，生的有几分颜色”，她被西门庆“收用”后，潘金莲就“自此一力抬举她起来，不令她上锅抹灶，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她”。后来潘金莲和陈经济厮混被她和秋菊先后撞上，两人态度迥然不同，秋菊选择了揭发，春梅却应邀参加了“三P”。和上司沆瀣一气的大有人在，据说和领导一起做一百件好事不如干一件坏事。但既然是做坏事，就须风险共担，果然潘金莲和陈经济奸情败露，吴月娘第一个把春梅赶了出去。

小玉是“领导身边的人”，是秋菊告状绕不过去的门坎。小玉阻拦甚至出卖秋菊，除了她和春梅的关系外，是她的价值观。她骂秋菊："张眼露睛奴才，又来葬送主子。俺奶奶梳头哩，还不快走哩！”可见小玉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吴月娘身为一家之主，当秋菊千难万难终于直接找到她告状时，她竟骂秋菊是“贼葬弄主子的奴才！” “传出去，知道的是你这奴才们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说西门庆平昔要的人强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时儿，老婆们一个个都弄的七颠八倒。恰似我的这孩子，也有些甚根儿不正一般”，还要打秋菊，“唬的秋菊往前边疾走如飞，再不敢来后边说去了。”吴月娘虽然考虑的更多一些，她不仅顾虑西门大院的名声，还有自己甚至自己的孩子，但一切都在“为尊者讳”，“尊尊相隐”的遮羞布之下。

西门庆和潘金莲由于自己的淫荡，更是主张“讳”与“隐”，他们在为自己“讳”为自己“隐”。第七十六回，西门庆在家卖弄他经办的丈母娘和女婿奸情案，两人因使女告发被判绞罪，潘金莲在旁插嘴说:“要着我，把学舌的奴才打的烂糟糟的，问她个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话就把主子弄了。”西门庆回说:“也吃我把奴才拶了几拶子好的。为你这奴才，一时小节不完，丧了两个人性命。”西门庆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时代不同了。两个“执拗”的秋菊虽然都不再逆来顺受，都选择了“告发”，但《金瓶梅》中的秋菊是一种个人恩怨报复，而《打官司》的秋菊却是一种权利平等的追求，它体现了这个时代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两个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愿这样的“告发”越来越少，一是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越来越少；二是为个人恩怨而泄私愤的行为越来越少。只能是“愿望”，因为对泄私愤式的告发是摆不上桌面去谴责的。当一个社会连个体的基本生存尊严都无法保障时，公心与私怨的界限早已被权力碾压殆尽，哪怕在“告发”中掺杂再多的私人恩怨，也是无法在明面上被社会苛责的。

替这种行为说话的人不在少数。“我想秋菊的单纯的心理，如果说不由于金莲的打骂，不由于春梅的欺凌，在她眼睛里睡在金莲床铺上的，和春梅勾通的，管他是西门庆，还是陈敬济，其实还不是一样吗？然而，怨毒人人之深，仇恨对己之切，在棍子临头耳光指头的交迫之下，心里不思报复者，那她才是真正的蠢丫头哩。在手无丝毫力量，任人宰割的生活团围中，又当封建禁锢的西门府上，她切齿于金莲春梅，除掘其隐私，以求一快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可图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问题不在于秋菊，而在于金莲春梅，她们之与秋菊虽地位宠辱之不同，但都是被践踏的人，谁叫她们不懂得秋菊，且从而迫害之，遂至自食其果哩。”（孟超《<金瓶梅>人物》）

潘金莲被秋菊告发，咎由自取；同理，无论什么人被人告发，也自有它的理由，也不要怨天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