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争议

加木

1644史观和1840史观哪个更正确？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主流的历史观（可称为“1840史观”）认为，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衰落与屈辱由此开始。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和官方叙事明确以1840年作为近代的起点，1840年前的历史被视作“古代史”，1840年至1949年则定义为中国近代史。这种1840史观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延续悠久的强大文明古国，但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社会制度僵化等原因，逐渐在工业革命时代落后于西方；1840年的西方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大门，此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与苦难。这一叙事将近代中国的落后主要归因于内部的封闭和腐朽，以及1840年以后遭受西方侵略所致的民族危机。

然而，另一种不同的史观——“1644史观”——对于中国衰落的起点和原因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1644史观主张：中国国家与文化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并非鸦片战争，而是更早的1644年明朝灭亡之时。1644年清军入关推翻明朝，在这一本土王朝覆灭、异族政权建立的时刻，中华文明的自主发展被突然中断，民族主体开始遭受长达数百年的压迫与屈辱。据此观点，清朝并非中华正统王朝，而是满洲贵族对中原汉民族实施的殖民统治，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压制远比所谓“闭关锁国”更为直接深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深层原因，应当首先从这段异族征服统治中去寻求。

近年来，随着民族意识和历史反思的增强，1644史观得到一些学者和公众的呼应和“增强”。而我个人认为的“1644史观”，是在基本1644史观看法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系统强调以下核心主张：

1.中国衰落的起点在1644年：明朝灭亡、清政权入主中原之时，即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和文化主体开始衰落的起点，而非1840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过是在清朝这个异族政权统治末期发生的对外战争，其时中国早已在内部经历了亡国之痛和社会停滞。

2.清朝是异族殖民政权：清王朝由满族入主，以武力征服中原，其统治本质上是外族对汉民族的统治，类似殖民统治，而非华夏正统的朝代延续。清廷在政治法律上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如“首崇满洲”国策保障八旗满人特权），对汉族百姓实施高压统治和文化改造（如剃发易服、文字狱等），因此不能简单将清朝等同为中国朝代的正常更替。

3.“百年国耻”实为“三百年国耻”：中国近代屈辱史应上溯至明清易代。汉民族的屈辱和抗争并非始自鸦片战争被列强击败，而是从1644年亡国开始，延续了三百余年。鸦片战争时的清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早已削弱民力、腐败不堪的异族政权，其在此前已使中华错失了发展契机，沦为“积弱”的局面。西方入侵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但这场危机的开端应追溯到清军入关对华夏主体的征服与统治。

4.人民共和国的法统来源于人民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在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自主的革命斗争，而非对清朝民国政权的继承延续。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驱逐鞑虏是民族复兴的第一步；此后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共和国，其法统与正统性源自人民主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成功，而不需要也不应该建立在承认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上。

上述观点与当前中国中学教材体系普遍采用的1840史观存在明显冲突。本文将系统阐述我的的主要论点，并逐一批判1840史观在教科书叙事中的结构性偷换与逻辑错误。通过历史实例和史料分析，我们将论证：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症结，首先在于1644年的异族征服及其长期影响；重塑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正统认同，必须正视清统治的殖民性遗产；新中国的诞生是对这种殖民延续的彻底否定和人民革命意志的体现。

清朝统治的性质：异族殖民还是正统朝代？

在讨论近代衰落起点前，有必要澄清对清朝统治性质的认识。这涉及“中国”主体的认同问题：清朝究竟算不算中国正统王朝？在今天教材和通俗观念中，清朝通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和前面的元明一样，列入正统朝代序列。官方出版的历史年代简表也将清朝（公元1644—1911年）视作明朝之后、中华民国之前的一个政权，没有特殊性质的区别。正是在这种叙事下，很多人潜意识里会将清朝等同为当时的“中国”，把明清更替看成如同历次中原王朝改朝换代般的内部朝代更迭。

但事实上清朝是外来的征服王朝，其统治具有殖民侵略性质，与之前的汉族王朝在主体上存在断裂。明朝灭亡并非一般的朝代更替，而是汉文明主体政权溃于内乱后被满洲贵族所灭亡，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枢被外族掌控。清帝国的版图虽然包括了原明朝疆域，但清统治者在相当长时期里，并未将自己视为与汉族一体的“中华”正统。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明确说到：“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这段话等于承认：满洲并非中国，中原与满洲本是相隔千里的两个国家。清朝发迹于关外的满洲，兴起于中国之外，然后再“入主”中原。在清统治者眼中，满洲是他们王朝的根本之地，而中原是他们征服所得之地。这种心态在入关初期尤为明显：顺治、康熙年间清廷大兴“首崇满洲”之政策，以确保满族八旗在政治和社会各方面享有至高特权。清朝实行的正是分层次的民族等级统治，旗人（满洲人）和汉人截然分隔，在京师和各地筑有“满城”“旗营”，满汉居民分别居住，甚至以城墙栅栏相隔。法律上，清律对满汉区别对待，对侵犯满人者从重惩处，而满人犯罪则从轻，体现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不平等地位。这些都证明，清朝并非像有些教科书暗示的那样，是一个“满汉一体”的国家，相反，它是以异族统治者为中心、对汉族为主体的被征服民众进行管制的政权。

从文化上看，清廷对汉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进行了系统改造乃至压迫，典型例证就是“剃发易服”政策。清军入关后强制汉人男子剃发、改穿满族服饰，以此作为臣服标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成为当时的严酷口号。各地如有抗拒剃发者，清军即处以极刑，曾出现剃发匠在街头巡检、遇到不剃发者当场斩首示众的恐怖场景。江阴、嘉定等地的汉族军民为守发抗清，进行了悲壮的抵抗：江阴城在陈明遇、阎应元率领下坚守81日，与清军血战，斩杀数万清兵，最终城破后遭到清军屠城三日，全城十万军民同尽殉国。这场惨烈的抗清斗争，正体现出汉族人民视剃发屈辱如亡国一般，需要以生命捍卫原有的文化和尊严。清廷推行剃发易服，配以文字狱等文化高压（清代从顺治到乾隆持续制造文字狱案，乾隆一朝文字狱多达130余起），导致汉族传统文化精英噤若寒蝉，社会思想遭钳制。试问，如果清朝只是一个通常的“本民族王朝”，又怎会采取如此严厉非常之手段来改造被统治民族的发型服饰和思想文化？这些政策更类似殖民者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同化和镇压的举措。

因此，从政治结构到文化统治，清朝的确表现出“异族政权”的典型特征：少数征服民族垄断政权与特权，强制推行自身习俗，压制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文化自主。这种情况和历史上其他外族入主中原的时期（如元朝）类似，也和世界史上殖民帝国的统治方式有相通之处。正如学者定义的那样，清朝属于一个征服王朝，本质是“某一民族征服另一民族居地所建立的王朝”。

当然，清朝入关统治中后期，也曾逐渐接受部分华夏文化，出现一定程度的“汉化”现象。康乾盛世时期，表面上经济繁荣、国力达至鼎盛，乾隆帝甚至自诩为“十全老人”。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与融合，并不能抹去清统治的异质性及其带给中华发展的长远影响。正如近代革命家章太炎所指出：“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满汉之间的界限和矛盾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末始。满洲贵族集团始终牢牢掌握军政实权，严格限制汉人势力；而被压抑的汉族民族意识则在民间暗流涌动，终至清末爆发“排满”思潮。孙中山从1895年起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旗帜，表达的正是汉族人民要推翻异族统治、重建汉人自己国家的强烈愿望。这一口号直接揭示了清王朝在很多汉族人心目中的定位——“鞑虏”而非中华正统。

综上所述，将清朝视为中华正统王朝是对历史主体的混淆。清朝是中华帝制史上一段特殊的异族统治时期，它虽然在版图上继承了中国历代疆域并有所扩张，但其统治性质更接近殖民政权。认清这一点，是理解中国近代衰落根源的前提。因为如果我们错误地把侵略者当作自己人，就难以准确评估这一统治对中国发展所造成的损害，也容易在讨论近代落后原因时发生错位。接下来，我们将针对教科书中的1840史观论点，逐一展开批判分析。

教科书叙事的偷换与谬误：

当前中国中学历史教材普遍采用以1840年为分水岭的叙事框架，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值得商榷的前提和结论。1644史观认为，这套叙事存在结构性的偷换概念和逻辑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关于制度落后的成因：归咎“闭关锁国”还是异族压制？

在教科书的描述中，清朝中后期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与世隔绝、自我固步自封。例如教材常指出：清朝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和闭关锁国，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高中过关考试提要也强调：鸦片战争前夜，中国政治腐朽、军事落后、对外闭关锁国；而同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国力迅速强盛。这种叙事把近代中国制度技术的滞后，简单解释为一种自我封闭政策所致，好像只要不是封闭而是开放，中国就不会落后。

1644史观则指出，清朝的停滞落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满清异族统治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与扼制，而所谓闭关锁国政策本身也应放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需要强调几点：

首先，清初满洲入关征服过程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明清战争和清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镇压导致了人口大幅锐减、经济凋敝。历史学者统计，明末战乱和清军屠杀使中原人口损失惨重：例如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城事件，就令江南繁华之地赤地千里。清廷平定“三藩之乱”时，在四川、云南等地实施焦土政策，又造成大面积的人口和生产力损毁。清朝为了防范沿海明郑势力，甚至颁布“迁界令”强制内迁沿海居民，严重打击了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基础。这些战乱与高压统治造成的元气大伤，是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停滞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当西方工业革命浪潮兴起时，清朝治下的中国其实尚未从17世纪的大战乱中完全恢复元气，社会活力与创新能力已被征服战争的大创伤所削弱。此时将中西差距简单归因于“闭关锁国”，无视了前期异族征服带来的断层，是片面的。

其次，清政权的统治策略决定了其对先进事物的态度保守封闭。满洲贵族为维持对庞大汉民族的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因循守旧，以防社会变革动摇其统治根基。清初摒弃了明末一度出现的思想活跃、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改而大力强化封建纲常和君主专制。文字狱的频繁兴作导致思想界噤声，科技文化亦不振。这种统治集团的保守心理与高压政策，本身就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关键。闭关锁国政策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早在顺治、康熙年间，清廷为防汉族沿海势力和“洋人”勾结，对海外贸易交流采取严格限制。这一政策初衷之一，是满洲统治者出于安全考虑而封锁疆域、隔绝汉民与外界的联系。从本质上看，清朝的闭关并非汉族自发的选择，而是异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压制性手段之一。因此，把落后原因归咎于汉族自己愚昧闭关，实际上是偷换了因果——忽略了是谁在做“闭关”的决策以及为何而闭关。

再次，从更宏观的角度，异族殖民统治往往会阻碍被殖民社会的正常发展。世界历史上许多被殖民地区出现现代化迟滞现象，例如印度在被英国殖民时期经济凋敝、产业停滞，就是因为殖民统治者的政策并不以被统治民族的发展为旨，相反常出于压榨和控制的需要而阻碍其工业化进程。同理，清朝统治者关心的是满清政权的延续稳固，而不是真正顺应世界潮流使汉族社会富强。乾隆朝固步自封地拒绝工业苗头和海外新知（如乾隆拒绝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还自负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恰恰反映了殖民心态下的不思进取。如果明朝不亡于清，而是由汉族政权主导应对西方挑战，结果或许未必辉煌但可能大不相同——至少那将是中华民族自主选择的道路。清朝的统治延缓和扼杀了这种自主探索的机会。

当然，“闭关锁国”政策的存在及其消极影响并非虚构，但将明清以来中国的技术制度落后全盘归因于闭关，而忽视满清征服统治造成的结构性压制，这是以偏概全的历史观。实际上，就连一些当代史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闭关锁国导致落后”的简单结论，指出这一观点评价过于刻板。总之，1840史观用一个相对表面的政策错误掩盖了更深层的历史创伤：清帝国对中华文明内生演进的打断和束缚。不能把殖民统治的恶果简单归咎为被统治者自身的失误，这是对历史责任的错置。

2. 关于民族主体认同：混淆清朝与中国的主体关系

1840史观的教科书叙事存在一个隐含前提：默认清朝就是当时“中国”的代表。因此在描述近代史时，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840年“被西方打败”“遭列强欺凌”，而很少提及此时执掌中国政权的是一个满族皇朝。这种表述方式在情感上塑造出“我们（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的认知，却模糊了“我们”究竟包括谁这一关键问题。

必须指出，这种叙事存在主体偷换。如果认同1644史观，那么1840年时的“中国”实际上处于满清殖民统治之下，汉族主体并不享有自主权。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是满清政府——这个政府不仅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更在此前两百年里一直是汉族反抗的对象。对于被征服压迫的汉族百姓而言，清政府与入侵的西方列强一样，某种意义上都属外来压迫者，只是清廷打着“国内政权”的名义。教科书叙事将清朝简单归入“中国”，模糊了清朝对汉族的统治异质性，仿佛当时满清朝廷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政府。这无疑是对历史主体的混淆和对异族政权的一种美化。

应当恢复历史主体的民族视角来看待那段历史。清代汉人的民族遭遇具有“双重屈辱”性：先是在1644年亡于异族之手，继而在清末又遭帝国主义欺凌。前一种屈辱往往在1840史观的叙事框架中被弱化甚至抹去。例如，很多教材详细描述了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屈辱，却很少提到200年前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引清军所杀、明宗室惨遭屠灭的亡国惨剧；会讲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却不讲清兵入关后扬州十日、江南大屠杀对华夏文明的浩劫。这种取舍失衡，让学生只记住了西方侵略者的罪恶，而对满清入关导致的民族灾难知之甚少。久而久之，“被谁统治不重要，重要的是都算我们中国的朝代”的观念便深入人心。这正是我看不惯之处：明明主客颠倒，教材却淡化了主客之别，把异族王朝包装进正统中国的叙事。

进一步说，混淆主体会带来对历史功过评价的错位。现在不少通俗影视和课堂讨论中，清朝几位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常被当作“中国古代明君”来歌颂，清廷所谓“康乾盛世”也被描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之一。然而从汉民族立场看，康乾时期不过是殖民统治稳固下的表面繁荣，其代价是汉族被压榨驯服、失去奋进动力。把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平静误认为太平盛世，是一种被征服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误判。这类美化在1840史观的叙事体系下容易出现：因为一旦承认清朝是“中国”，那就要为其粉饰太平、维护历史连续性的正统形象。于是清朝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戕害被淡化无形，清统治者反而成了“我们”的功臣。比如教材中会赞扬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乾隆帝“十全武功”等业绩，把这些异族皇帝塑造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然而很少提及的是：康熙“平三藩”过程中大肆屠杀反清汉军及百姓、四川几成无人州；“收复台湾”实际是剿灭南明遗臣郑氏政权；所谓“十全武功”多是对内镇压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用兵（如镇压大小和卓起义）等等。从汉族和被清征服各族人民的角度看，这些“功绩”往往意味着他们遭殃。1840史观的框架将清朝的武力扩张描绘为中国版图的扩大、民族统一的功绩，完全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侵略性和殖民性。

明亡到清末的数百年，是汉民族陷于异族统治、丧失主体地位的时期；清朝的所谓丰功伟业，需要从其殖民性质加以重新审视，而不应简单继承前朝正统的评价体系。只有承认这一段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的转化，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近代中国积弱的内在成因，也才能给予那些反清复明志士、辛亥革命先驱以应有的位置——他们不是乱臣贼子，而是真正延续中华正统血脉的奋斗者。反之，美化异族政权为中华正统传承，会扭曲民族记忆，使一个民族对真正的荣辱兴衰产生混淆。

3. 关于现代国家合法性：共和法统需以承认清朝为前提吗？

一个微妙却重要的逻辑是：现代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是否建立在承袭清朝版图和政统的基础上？持1840史观的史学，倾向于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否定清朝是中国，则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所继承的国家就无从谈起，新中国对现有疆域的主权主张似乎也会动摇。这其实是官方顾虑1644史观的一大原因：担心割裂清朝与中国，会被境外分裂势力利用来挑战现有国界和统一。例如有论者声称，若清朝不是中国正统，则新疆、西藏、蒙古等由清朝纳入版图的地区就可能不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进而给分裂主义以口实。因此，一些教科书和论述以强调清朝的中国属性来佐证共和国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承。换句话说，为了证明今天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性，必须在历史上承认清朝就是当时的中国，否则现行的“中国”疆域合法性仿佛就失去了依据。

但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合法性应当源自人民自主革命，而非对前朝的被动继承。辛亥革命和之后的历次革命，赋予了中国一个全新的合法性基础，即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原则。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并不是以承袭大清皇权自居才取得合法性的，而恰恰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诉求取得全国民心。革命党人并不讳言要否定清朝，他们高举的五色旗和“三民主义”也宣示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不再是帝制的臣民共同体，而是各民族平等结合的共和国。这种认同重新定义了“中国”：从前清皇帝所有的版图，转变为民族人民共有的国家。这一新国家的正统性，来自于它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而不在于历史上每一寸土地都名正言顺。实际上，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确基本继承了清朝的领土主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继承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以革命胜利者的姿态接管旧帝国的遗产，而不是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清政府“残暴失德”，革命乃是“顺乎天应乎人”的正义之举，新国家有责任把各族人民从帝制桎梏下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

因此，新生的共和国拥有对包括满蒙回藏在内的领土的主权，不是因为清朝传给了它合法性，而是因为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通过革命获得了重新组合国家的权利。举例来说，新中国对西藏、新疆的主权主张，并非由于承认清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有多正当，而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并经过和平解放或民主改革等方式将这些地区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换句话说，现代中国的法统源头是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建立的新政权以及1911年推翻帝制的共和奠基，而不是1644年清皇朝的龙椅。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因为它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和外族皇权在中华大地被终结，一个主权在民的新纪元开启。

如果执意以“承认清朝为中国”作为共和国正统性的前提，反而会陷入悖论。试想：倘若今天我们说只有承袭清朝才算正统，那是否意味辛亥革命在法理上是“非法篡权”？辛亥革命推翻的毕竟是当时公认的“中国皇帝”。显然，否定辛亥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辛亥就没有今日之共和。既然承认辛亥革命的正当性，就等于承认可以也应该否定一个失去民心、阻碍民族进步的政权（哪怕它曾控制广大疆域）。这样，新国家的正统与合法性是经由革命从断裂中重建的，而非简单承续。也正如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中共并未声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来自对国民政府（更遑论清政府）的继承，而是来自人民革命本身。这就证明：现代中国的统治合法性论据，应立足于人民的选择和革命的连续性，而非必然要追溯到封建王朝的香火传承。

当然，我们并非否认历史传承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而是主张不要本末倒置。领土和国家统一的问题，自有其实力和民意的现实基础。历史认同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元、清等时期的统一多民族版图，为今日中国奠定了一定地理框架；但更应强调：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人民奋起捍卫和重塑国家的历程，才最终成就了今日主权中国。如果为了迁就封建王朝的“传承”，而淡化革命的断裂意义，那就是舍本逐末。1644史观强调民族正统和现代国家合法性来自人民自主革命，正是为了让我们认清：今天的新中国，不是殖民统治的延续品，而是对包括满清、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旧统治的决裂和超越。这一点不仅不会削弱我们的领土主张，反而给予更高的道义基础——我们统一各民族，不是依照某个外族皇帝的旧版图行事，而是基于各民族共同摆脱压迫、共同发展的自愿联合。

4. 关于近代屈辱叙事：遮蔽亡国之痛，美化自我形象

在主流历史教育中，“近代屈辱史”往往被限定在1840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即所谓“百年国耻”。1840史观将中国近代史定义为“从被西方打败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结束的屈辱与抗争史”。这种“被西方打败”的话语设置，有意无意间掩盖了此前已经发生的民族断裂与屈辱。仿佛1840年之前的中国虽有种种问题，但还称得上是独立自主的“老大帝国”，只是因为闭关锁国才导致落后挨打，最终被西方列强击败。

对此提出质疑：难道亡国被异族统治二百多年，不算屈辱史的一部分吗？明亡清兴的剧变，对汉民族而言，正是一场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大量明朝宗室、忠臣良将和无辜百姓惨死于战乱，华夏衣冠文物遭遇空前浩劫，汉人的政治主权被彻底剥夺，在自家土地上成为二等公民——这难道不是屈辱？难道仅仅因为征服者后来在形式上成了“中国皇帝”，我们就可以对这段屈辱视而不见吗？如果说1840年后中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是奇耻大辱，那么1644年以后汉人头顶别族之君、以臣民之身饱受歧视压迫，又何尝不是奇耻大辱？事实上，近代一些思想先驱如龚自珍、魏源等在反思民族衰落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自清兵入主以来中国的积弱。他们的著述中就多次表现出对“我大明不再、夷狄横行”的痛惜和愤懑。只不过这种声音在今天的教科书叙事里被淡化了，反倒是林则徐、曾国藩等清朝官员的形象被突出强调，成为“抵御外侮的英雄”。这里并非要贬低那些人物的历史功绩，而是指出：整个叙事框架选择以清朝政府作为“我们”的一方，与西方列强对立，使人不自觉代入满清政权的视角去感受屈辱。这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的民族记忆。真正的中华民族屈辱史，应该上溯到1644年甚至更早（如南宋灭亡的1279年“崖山之变”后元蒙入主中原，也是一大断裂）。将屈辱截断在1840-1949这一百多年，未免过于乐观地看待明亡清兴后的那段时期，仿佛那不算屈辱。然而，亡国之耻、族群被奴役之耻，绝不亚于战败割地之耻。

在这一点上，1840史观的结构性问题在于：以对外战争失败替代了更本质的亡国屈辱。它塑造了一个叙事：我们是在清朝这样的“自己人政府”领导下因为技不如人输给了洋人，从此开始挨打受辱。而1644史观看来，更悲剧的是：在洋人未入侵之前，“我们”其实早已沦为异族的阶下囚。可以说是“先亡于内，后辱于外”。教科书不去深究“亡于内”，只强调“辱于外”，这就难免失之片面。更有甚者，一些论调将近代落后完全归咎于“我们自己不努力”，而将西方侵略粉饰为“帮我们觉醒的外力”。比如有教材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告诫读者是因为我们闭关锁国、积贫积弱才给了西方可乘之机。这话本身不假，但其中潜台词仿佛是在说：清政府挨打固然丢脸，但主要怪自己。这种反省当然必要，却忽略了一个更深沉的教训：如果一个民族不能掌握自身命运，内部软弱甚至受制于人，就算一时不挨打，迟早也会出大问题。清朝的汉人正是由于被满人统治而丧失了自强的主体意识和条件，所以面对外敌时格外被动。将此简单表述为“落后就挨打”，并不能触及问题实质，反而容易让人忽略“为何落后”的深层原因。

1644史观所要揭示的，正是这被遮蔽的“亡国已久”的历史断裂。只有把镜头拉长，我们才能看清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全貌：其来有自，并非始于鸦片战争的几炮，而是植根于更早的民族灾变。反思近代史，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和国际比较，而应追问在西方来犯之前，我们内部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统治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巨大逆转。如果没有这场逆转，18-19世纪的中国也许仍会遭遇严峻挑战，但应对方式和结果或将截然不同。可惜的是，清统治的长期影响使得中国在遭遇西方冲击时犹如病夫缠身、旧伤未愈，新伤又至，终于一蹶不振。真正的“近代屈辱”，是内忧与外患交织的一幕长剧，聚焦其后半截（外患）而无视前半截（内忧），势必难以得到全面教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644史观并非要刻意挑动民族仇恨或否定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融合，而是希望通过还原历史真相，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自尊与自信。只有充分认识曾经的屈辱来自何方，我们才能避免误把屈辱当光荣、误把他者当自己。一味强调“百年屈辱”而忽略更早的“三百年屈辱”，反而会割裂中华民族复兴的完整逻辑。其实，从明末清初到辛亥革命，再到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贯穿其中的是一条隐秘但清晰的脉络：汉民族（以及后来觉醒的各族人民）奋力摆脱外来压迫，重建民族尊严与国家主体性的斗争史。这场斗争先是针对满清贵族殖民者，后又针对西方、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在20世纪中叶取得阶段性胜利。如果我们承认这一更长时段的民族斗争史，就会发现所谓“明亡之后无华夏”的哀叹其实有其历史依据，而“1949年民族独立”则可以看作华夏再起、雪耻复国的完成。

反之，如果不承认1644年的断裂，只强调1840年的事件，那么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意义也被无形削弱——因为按照1840史观的暗示，清朝毕竟还是“自己人”，推翻它似乎不如赶走洋人重要。这就颠倒了革命史的优先序，也淡化了辛亥先贤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反清斗士的历史地位。难怪有人批评1840史观是“汉人的精神枷锁”：让汉人只记得外侮，却忘记最先的内辱，从而在思想上继续认同曾压迫自己的“主人”，不能彻底从殖民阴影下解放出来。这种观点虽尖锐，却发人深省。

结语：重建民族正统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看出，1644不仅是在史实层面重新评估明清鼎革对中国兴衰的影响，更是在观念层面呼吁一种民族正统性和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其核心精神在于：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应该以自主奋起的革命和创造来定义自身的传承，而不是依附或延续任何殖民性的旧政权。具体而言：

民族正统性来自人民的选择：谁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意志，谁就是真正的正统。明朝灭亡后满清入主，但满清并未赢得被统治民族的认同，其所谓“正统”只是武力塑造的表面幻象。中华民族真正的正统血脉，在清统治时期是暗流涌动的（体现在反清志士和传承文化之士的坚持中），最终通过辛亥革命重见天日。新中国的法统，更是直接源自人民大众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碎旧世界、建立新政权，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承认和拥护，这才是当代中国合法性的基石。这种正统不需要追溯到乾隆的玉玺，而铭刻在井冈山、延安和天安门城楼之上。

文化主体性源自对自身文明的自信与守护：满清入关后一系列压制汉文化主体性的政策，导致中华文明一度出现断裂和扭曲（如强制剃发易服、八股取士闭锁思想等）。1644史观强调要正本清源，还原华夏文化的主体地位，批判那种把清朝统治下的文化状态视为“传统文化正常延续”的看法。事实上，清朝的文化面貌夹杂了大量殖民奴化色彩，汉民族精神一再被阉割。只有充分认识这段历史的负面影响，我们才能有意识地复兴中华固有的文化精神，祛除奴性思维，重续中断的创造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但“去殖民化”的历史工程在文化领域依然任重道远。有鉴于此，也是提醒国人不忘前车之覆，不以被统治时期那些消极遗产为荣，而重振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

现代国家观念应建立在自主革命而非殖民遗产上：如前所述，我们的国家版图和民族关系固然有历史形成的过程，但真正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凝聚为命运共同体的，是近代以来共同的革命奋斗史。强调这一点，对于当下的国家认同具有正向意义。它告诉我们，新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新国家，大家是平等的主人翁；那些曾经的征服关系、殖民桎梏，都已经被共同的革命烈火熔断。今天我们纪念历史，不应是沿袭帝王年代的朝贡体系或民族压迫记忆，而是纪念人民怎样推翻那些旧枷锁的光辉历程。如此一来，国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建立在全民的革命叙事上，比建立在对某个旧王朝的怀旧上要牢固得多、进步得多。

历史观之争从来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关系民族记忆和现实选择。1644史观之所以引发争议，正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历史身份的问题。是视1644年后的清朝为中华正统的一部分，还是将其定位为需要清算的殖民插曲，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强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当今语境下，许多人对讨论清朝的侵略性质感到讳莫如深。然而，真正牢固的民族团结，建立在诚实面对历史基础上。汉族与满族早已在漫长岁月中通过革命和共同建设新中国而结成新的兄弟关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否认那段满清压迫汉人的历史事实。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承认并且跨越了那段历史，才更显民族融合的来之不易、更加珍惜今天的平等团结。历史真相从来不是分裂的敌人，掩盖真相才是。

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背后蕴含的是对数百年压迫史的彻底决别。新中国既是对百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终结，也是对数百年民族压迫（包括清王朝和其他侵略者）的终结。我们完全可以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将反清民族解放斗争与反帝爱国斗争一道讲述，使人民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苦难与辉煌的完整脉络。这不仅不会削弱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念，反而会使之更建立在人民性和真实性之上。毕竟，一个民族只有真正弄清自己“是谁，被谁欺辱过，又是如何奋起的”，才能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迈向未来。

编辑于 2025-08-02 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