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角的温度

刘丹（广州）

图文编排/刘丹图片/网络 　　夜深沉，微有凉意袭来。朦胧中，有人为我盖上了薄被。顿时，一股暖意覆盖了我。似醒非醒间依稀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正悄然离去。我猛地睁开眼，坐起来叫了一声：“妈！” 无人应答。却见月光静静地照进空荡荡的屋里，立秋后的小风儿，时不时撩起窗帘的一角；月光不遗余力地，将窗外那棵苦丁茶婆娑的树影，清晰地投射在窗帘上——像是母亲以前坐在缝纫机前，在一家大小的破衣服上，缝上的一块块补丁。 已经三年了。 十月的秋风，将殡仪馆的哀乐送出去很远很远。当大弟捧着骨灰盒，小弟打着黑伞相伴着走在前面，我和家里一众亲属跟在后头，将骨灰盒送到那个木制的陈放柜时，我仍然觉得，她不过是一直住在医院里。 直到第一个没有了她的除夕夜，煮年粽散发的水蒸汽，模糊了厨房里的玻璃窗，我才惊觉，那个总是在我从广州回家后，不断追问我想吃什么，她说她让保姆去买的老母亲，是真的不会回来了。 人们总说，走得安详是修来的福气。可我以为，她是真的什么都放下了，彻底离我们而去了——否则为什么，她连我的梦里都不曾来一趟呢？ 　　母亲总说我这条命，是从阎王爷的手指缝里拽出来的。在宾阳干部轮训班，为当地老乡们上完识字课回驻地的路上，已经怀了我三个月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鲜血浸透了列宁装的土黄色裤脚。那天晚上，她攥着医生的手说：“保孩子。” 在干训班那排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母亲被强制躺了整整四十天，记不清其间她喝下了多少黑褐色的汤药。倒在窗台下的药渣，竟然出其不意地长出了几株顽强的绿苗。于是，母亲对我一定能够足月降生满怀希望。 等到我在母腹中坐稳了“江山”，母亲即与当时几名同时怀孕的女同学一起，每天傍晚结伴到芦圩街上的小吃摊前，买下摊主所有的卤鸭头，一起风卷残云般的吃到最后仍在舔手指。她们不无得意地为这一临时组织，定名为“鸭头小组”。 这个让母亲津津乐道的既往史，却让成年后的我大异其趣：额滴个娘，好歹您去吃点高智商动物的大脑呀，吃了那么多的鸭脑子，我眼前不自觉就浮现的是，当危险来临时，那些个笨鸭们连逃跑的方式都只有一个：撇着八字脚，踱着不紧不慢的方歩。实在跑不动了，原地蹲下，束手就擒的傻样儿。而且，这个笨劲至今都没有进化的迹象。怪不得我在解数学题时，那智商从来都是不可救药地几乎呈现为0！ …… 　　我即将满百日的时候，父亲奉调到邕宁县县委去任职，母亲与外婆轮流抱着我，坐着大卡车从宾阳迁居邕宁。那时的我，简直就是一枚不经摔打的泥娃娃——刚到邕宁没几天，我就生病了。高烧把我烧得像块烫手的炭火，嘴唇裂缝渗出细密的血珠。父亲下乡不在家，母亲抱着我，和外婆一起摸黑赶到码头。木船在邕江河里慢悠悠地摇晃着，母亲把我的脸贴在她汗湿的胸口前，一路哭着叫着我的名字，希望我能吃几口奶，或者，睁开眼来看看她。 赶到南宁市儿童医院（现为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我双眼紧闭，气息微弱。儿科主任摘下听诊器，说：“白喉，很严重！我们只能尽量抢救了。” 接过病危通知书，母亲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扎针输液，母亲看着银针穿刺我细小的血管时，我都没有一点点反应，她绝望得痛哭流涕。那一夜，母亲不肯把我放到病床上，她把我紧紧抱在胸前，眼巴巴地看着一瓶又一瓶的药液，一点一点地滴进我的血管里。她一遍遍地唱着催眠曲： 风呀你要慢慢地吹， 鸟呀你要轻轻地叫。 我家小宝宝， 快要睡着了。 其实那天晚上，不但是风吹不醒我，鸟叫不醒我，即使出动了响锣都敲不醒我，我一直处于昏睡状态。 天亮的时候，我“哇”地一声哭了。母亲却舒心地笑了。她亲着我已然降了温的额头说：“你吓死我了！” …… 　　印象中，早年间的父母很忙。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是由保姆在照看。每天，十六七岁的小保姆玉兰阿姨抱着我，到母亲的办公室去让我吃母乳。当六月龄的我看到，母亲只顾埋头在文件堆里，根本顾不上看我一眼时，受到冷落因而万分委屈的我，两片嘴唇顿时一瘪一瘪的，那是要哭的前奏。 玉兰阿姨这时赶紧提示说：“江同志，小妹丁要哭了。” 母亲这才停下手上的活，把我接过去，说：“你呀，才多大一点，就那么敏感，那么小气！” …… 我再大一点的时候，邕宁县党代会闭幕。父亲把他胸前那个红绸布做的代表证取下来，别到我的罩衣上，然后，他指着上面的字念道：“中共邕宁县第X届党员代表大会代表证。” 此后，逢着有人问我：“你是谁呀？”我总要指着胸前的代表证，自豪地大声回答：“我系（是）中共！”这时，大人们就都大笑着为我热烈鼓掌，这就极大激发了我的表现欲。以后只要看到人，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兴趣想要知道我是谁，我都会指着自己胸前的代表证大声宣称：“我系（是）中共！” 在中共党史上，我大概是年纪最小却硬往组织里蹭的党外人士了吧？ 代表证是摘不下来了，不管是汤汤水水的污染，还是鼻涕眼泪抹了个一塌糊涂，都不能阻止我对“中共”的热爱。直到那代表证被玉兰阿姨多次水洗，红布条最后变成了一缕一缕的红丝线，再也别不到罩衣上了，我在哭闹了大半天后，才被母亲买回来的布娃娃转移了满腔的挚爱。 …… 　　那年，我两岁。那天，母亲与玉兰阿姨各牵着我的一只手，赶到邕宁蒲庙的花纱门市部，去买刚到货的苏联产的泡泡纱（一种长着许多泡泡的布料）。那里早已经被妇女同志们围得水泄不通，母亲对玉兰阿姨说：“你带孩子在这个石狮子旁边等我，我进去买布，也给你做一件泡泡纱衣服。” 母亲进去没多久，玉兰阿姨看到有人买到花布走出来了，担心我母亲为她挑的布不合意，于是，她把先前经过县委大门拿到的报纸往石狮子平坦的背上一铺，再把我抱上去，让我坐在报纸上，而后对我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阿姨去找你妈妈，很快就回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心急火燎的母亲拉着玉兰阿姨，飞奔来到门市部的大门前。哪里还看得到我的影子？只见玉兰阿姨让我坐的那个石狮子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出了什么事？母亲和玉兰阿姨带了哭腔，大声喊叫着我的名字，四只手奋力拨开人群，冲到了石狮子跟前。此时，眼前的一幕让她们惊呆了：但见我稳稳地坐在石狮子上，一边悠闲自得地晃荡着穿着花布鞋的脚，一边心无旁骛地低头在翻看手里的报纸。 围观的人中间，有人发出惊叹：“这么小的孩子就会看报纸了，真不简单啊。” 还有人说：“她哪里是在看报啊，你没看到那报纸她拿反了吗？” 母亲扑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头，问：“你在看什么呢？” 我头都没抬，说：“我找‘中’字。” 有人恍然大悟了：“哎呀，中字反过来倒过去看，都能看出是中字的呀。” 人们哄堂大笑。 代表证，让我牢牢记住了“中”字，更让我父母深刻认识到，对我的启蒙教育刻不容缓。于是，父母开始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给我讲形形色色的故事。等到他们把脑子里库存的故事都讲了个遍，想要回过头去从头再讲一遍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地做着纠正：“上次你不是这样讲的，那个叫独伊的小孩……” 父母对视了一下，立刻变更了教育方式：“现在，由你把我们讲过的故事重复讲一遍，不许讲错哦。” …… 　　咀嚼着儿时的往事，晨光悄然爬上了床头，屋里敞亮了许多。曾经我觉得，父母对他们子女的陪伴少之又少，对子女的关心程度，远不如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时隔几十年之后，我才猛然发现，父母对我们的关爱是不露痕迹的，是润物无声式的。 今天是我的生日。原来母亲一直都记得，她今天到我的梦里来了。或许此前她从没来过我的梦里，不是因为放下了，而是她怕我在梦里见到她会难过，怕我知道她舍不得，心里从此有了割舍不去的挂碍；她总想让我在每个醒来的清晨，都能带着绵绵不绝的温暖，踏踏实实地往前走。 拉开窗帘，阳光争先恐后地涌进来，落在书桌的相框上。照片里的母亲坐在苦丁茶树下，笑意从眼角里漾出了细密的波纹。我伸手去折叠床上的薄被，感受着被子里的余温——原来，有些牵挂从不需要言语，甚至，不需要相见。 就像邕江的水，悄无声息地流淌经年，却把人间所有的温柔，都藏在了托着木船行走的细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