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下的阳光人》 第三章 苦难磨练

品竹斋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家因“小土地出租”成份被下放，回老家原清江县张家山公社枨湖大队坎上村，属于团结的对象，去农村开辟新天地。

那时我在樟树二小读四年级，正值停课闹革命期间。下放那天是初夏，我和母亲挑着一担生活用品，从井栏巷穿过南桥街，再经过一条小巷，便来到了大码头，准备坐轮渡过河去老家。离开大码头时，我望着高大的樟树，天空白云飘飘，几分闷热，太阳洒在人身上，透着几分炽热，空气中弥漫着樟树淡淡的清香，却无法驱散我心中的愁绪。那高大茂密的樟树，仿佛在为我们送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此就要跟着父母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了，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心中满是惆怅，前途渺茫，幼稚童心，没有一丝指望。

当年的樟树镇，传闻是因周边生长着许多大樟树而得名。我的老家就在大码头对面的赣江彼岸不远，坐上渡船，大码头的望津楼和清江台渐行渐远，十来分钟后，便到达了对岸的薛家渡。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只能在心中沉重地感叹：别了，我出生的樟树镇。

从薛家渡渡口到老家枨湖坎上村，有八里多路的乡村小道，蜿蜒起伏。母亲带着我挑着东西，一路颠簸，十分吃力。刚进村庄时，作为城里人，我还有几分自豪。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来问好、对我们很是亲近，还帮我们接过担子，一起走到了老房子。父亲比我们早些日子下放回乡，在家迎候。

老房子里一共住着四家人，有堂兄杜芳生一家，大妈一个老人，还有杜香清母子。老房子分两进，大门进来是一个小厅，归堂兄芳生家使用。从两边可以进入大厅，这是三家人公用的地方，中间还有一个天井。我们家就在天井的墩墙上摆放炉灶做饭。我们有三间房，父亲、母亲和我各住一间。

其实，我们老房隔壁还有一栋老房子，据说解放前是给杨义成三兄弟住了。杨义成从槎市村讨饭到我们坎上村谋生，父母在城里得知他们可怜，便同情地让他们暂住在隔壁的老房，家里的田也给他们耕作。没想到，就因为父母的这份恩赐，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竟让我父母蒙受了十年冤情。

我随父母下放到老家，起初，我和其他村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天真烂漫，纯粹地体验着农村的田园日子。我的母亲是裁缝，为父老乡亲们做衣服，收入比一般妇女略高，家里的生活虽不富足，却也悠闲自在，能过得去。

我的大哥原本在山区下放知青点，得知我们下放回老家，也带着妻子回到了老家坎上村，给家中劳动力增多，似乎给我如虎添翼，生活也随之好了一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有人质疑我们村庄怎么会没有地主，怎么可能不存在阶级斗争？据说，土改时堂兄杜芳生的父母被定为地主，是坎上村当时唯一的地主家庭，被流放到光明大队的一个偏远村庄。

工作组就发动乡亲们，让大家“翻箱倒柜”，寻找是否有漏划的地主。有个好吃懒做的老村民，将矛头指向了我的父母。他说杨义成三兄弟是贫苦农民，住了我家的房子、种了我家的田，所以就是我家请的雇农，提请认定我父母是地主。

杨义成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一直留在村里，老二和老三颇有出息，外出参加了工作，老三杨志成是宜春专区的领导干部，后来还回到樟树市担任农工部长。起初，杨义成向工作组说明，他们三兄弟不是雇农，我父母也从未剥削过他们，相反，我父母还是他们的恩人，如亲人一样多年交往。但他却因此遭到批斗，几番工作和折磨，杨义成被迫改口，承认他们三兄弟是我父母的雇农，这样一来就祸从天降。

更糟糕的是，那个解放前就好吃懒做的老村民，因解放前多次去城里找我父亲，却未得到他认为满意的招待，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趁机鼓动工作组，对我父亲展开了深入调查。

事实上，我父亲解放前确实是三青团员和国民党员，曾在油行做股东管家，还加入了清江县社会促进会，担任过樟树镇工人大队第一分队长，解放前担任国民党清江党部樟树分部宣传委员。他有才艺，象棋下得好，故事讲得精彩，在樟树街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还算社会贤达，人们尊称他为“杜先”。解放后，父亲受到政府管制，由于改造好表现好，文革前已被撤销管制。我母亲解放前是家庭主妇，是个贤妻良母，解放后进入三八缝纫社，学得一手好手艺，是个安分守己的良家妇女，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大家都敬重地称她为“杜先娘子”。

按照政策规定，划分阶级成份应以土改划分为准，与在为政府任职和参加党派并无关联。但当时文革动乱，“一打三反”运动又混乱不堪，再加上个别人存心捣乱，为了找出阶级斗争对象，我家的家庭成份硬是从“小土地出租”被打成“地主”，父母就被打成了“地主分子”。真是好人没好报，祸从天降。

此后，父亲多次被拉去参加批斗会，在枨湖小学教室里进行，遭受了残酷折磨，甚至被强迫坐老虎凳，老虎凳上的父亲被压得嗷嗷大叫，个别村民还用棍棒殴打父亲的腰背，也是哇哇惨叫。我是被指令参加的家属旁观者，也是要划清阶级界线的改造人，眼睁睁看见听见父亲那样的惨状和惨叫，表面要冷静内心却心如刀绞，还要强颜呼叫口号，更是心灵与灵魂的洗礼，毅力与意志的磨练。在那阶级斗争残酷的日子里，据说父亲被打断了七根肋骨，落下了终身伤痛。我也常被村里的小孩骂作“地主的狗崽子”，深受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多重压迫，生活陷入了无尽的悲惨之中。

文革时期的那种苦难，如今想来仍令人痛心疾首。不幸中的万幸，到1980年，我父母终于被平反昭雪，也是该年，我父亲杜学波因病去世，枨湖大队还送来了花圈，得到妥善的安葬，安心闭目仙去。否则，那是不堪想象的……

当时，我正读枨湖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在父母的敦促和提醒下，只能小心翼翼地规规矩矩做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只有忍辱负重，同时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来改造自己，期望能“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那时，我的小学班主任杜克斌老师常鼓励我，他说：“出生不由己，道路由自己选择。”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于是，我一边读书，一边放牛、耕作菜地、为家人做饭，生活中没有尊严，没有好的物质享受，只有无尽的挣扎和辛劳。

更为痛苦的是，家庭成份改变后，我大哥的妻子经不住打击压力，强行残忍地提出了离婚。大哥无奈之下，离乡背井去了店下公社的一个知青点，留下未满周岁的大侄子杜丹彬，由我和母亲抚养。父亲没日没夜地务农、放牛，母亲则时常出门，甚至出远门去给别人做裁缝。十多岁的我，常常一边做饭，一边看书，还要照顾年幼的侄子。有时一大早，我就得帮母亲挑着担子，走去两公里外的群力山油库做裁缝，担子一边是缝纫机，一边是侄子。到了那里后，我还得赶紧走回家做饭，然后匆忙吃饭去上学，即便如此，我满脑子就是天真幻想，“能吃苦中苦方能做人上人”，从未放弃刻苦读书，超常劳动改造，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有一次，邻村的一个禾堆着火了，我迅速赶到现场，奋不顾身地冲上冒着火星的禾堆，与村民们一起奋力浇水，最终扑灭了禾堆大火，受到了邻村村民和老师们的赞赏。

在那段苦难的岁月里，我忍辱负重，承担着家中多项事务，既要做饭、放牛、种菜、带小孩，又要刻苦读书，常常学习到深夜。我的奋进努力也得到了杜克斌老师的赏识、关爱和心疼。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初中升高中时，邓小平复出，重视教育，升学需要考试。我考出了不错的成绩，按分数本可以进入清江中学，但由于还有“成分论”的影响，枨湖大队的干部和村民有的反对我升学。

我的班主任杜克斌老师不畏压力，拼命地为我争取，面对一些村民的威胁，甚至有人想对他动手，他也毫不退缩，斩钉截铁地对大队领导说：“杜建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考试成绩优异，现实表现也很好。如果他不能录取，那么其他贫下中农子女升学，我一律不签字不同意！”最终，大队领导和校长被杜老师说服，同意推送我去张家山五七中学学习，我没能进入清江中学。后来，清江中学录取的指标，就给了熊桂林同学，他毕业后分配到我们樟树市农科所担任党委书记。

枨湖小学我的班主任杜克斌老师，他是教育世家，其父亲在清江中学教书，师母也是教师，正义正直，教学严谨有水平，为人师表有尊严，特别喜欢好学生，是我开始懂事起，人生路上的第一个恩师，第一个恩人，第一个贵人。我当时是最底层的苦难学生，后来恢复高考被录取，“田”字出头，成为自“由”人，我和杜老师参加工作各奔西东，据说他也落实政策到新余市教书去了。我通过途径联系上了他，就特意请他和师母到樟树小住，并赠送我的阳刚竹画给予感恩和祝福。从此我们师生一直友好亲密交往，直到他离开人世间，师生情深成为美丽神话传说。

作为当年社会最底层的苦难人的我，接到初升高珍贵的录取通知书，父母为我感到高兴和欣慰，大哥二哥也为我骄傲自豪，村里人也纷纷为我喝彩称赞。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上天的恩赐，恩师的厚爱，人世间的温暖，组织的正确，共产党的伟大，让我无比的庆幸！荣耀！自豪！幸福！

开学时，我手捧高中录取通知书，到张家山五七中学报名，老师得知我是地主子女杜建成后，赞叹道：“杜建成同学啊，你是全乡唯一一个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读上高中的，实在不容易，一定要懂得感恩，好好做人，好好珍惜，努力奋进地的学习”！

苦尽甜来的阳光人生道路第一次就这样开始了……

欲知自传下文，请继续密切关注。

《樟树下的阳光人》 第一章 今朝昔日

《樟树下的阳光人》 第二章 文革顽童

原创自传，未经作者同意，不准转载！！！

我的父亲杜学波

我的母亲李春秀

上图是我和二哥杜卓成的合影留念

下图是我和大哥杜志成的合影留念

上图是我的老家坎上村中心

下图是我的老房子一角

和我并排左边的就是我的大侄子杜丹彬，一直由我和母亲带大养大，并跟着到我学校吃住读书，直至指导他帮他读上高中和参加工作。

这是我父亲亲自写的自传简介

我在枨湖小学时期的班主任杜克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