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笔成圆 《富锦杭州知青史》漫笔

吴卫平

（四）

　　所谓历史，从来不仅是宏大的叙事，更是一些具体的人与事、许多失去的生活痕迹。它们或许会随着一代人的远去而渐渐模糊，但只要有人记得、有人讲述，就永远是历史的一部分。

　　2012年7月，我回到插队的胜利村，算起来已近四十年。最触目的是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当年知青干过的踩格子、铲地、割地、打场等农活早已绝迹，生产队的牛车马车被机械化取代，田野里跑着拖拉机、收割机；那口挑了多年水的井消失了，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亮了电灯，农户家里装了电话，年轻人手里攥着手机；大田里全种上了水稻，饭桌上是香糯的大米饭，一日三顿苞米碴子的日子成为过去式。

我跟几位年轻村干部聊起当年的农活，他们听了直咂舌，眼里满是怀疑：“那咋可能呢？”如今农忙时，几百垧、上千亩地只需半个月就能打理完，忙完便开着自家小车回富锦城里的房子住。

　　回想往事，那些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已随岁月淡去，却在知青心里刻下挥之不去的印记——我们也成了那段历史最鲜活的见证者。

当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黑土地上耕耘，凌晨太阳初升下地，夜晚伴月色收工，工具只有锄头与镰刀。春寒里种地踩格子，烈日下割小麦，大雪中收大豆，“三九天”打场……这些场景全消失了。

知青的生活也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十几人围一张小炕桌嚼苞米碴子、啃苞米饼，就着墨水瓶做的小油灯聊天、写信，在村口焦灼地盼乡邮员到来。这些画面，随着知青离去成了幻影。所以我提议，把这段已渐淹没的历史载入知青史。

　　七十年代，插队知青回家探亲乘车不买票是常事，我们叫“逃票”。知青们聚在一起总爱聊起逃票经历，有惊心动魄的瞬间，有难以言说的辛酸与无奈。许多人曾写下相关文章，这些文字是那段艰难岁月的见证，在时代记忆里不应被轻易抹去。

“逃票”是否该写入知青史向来有争议。有人觉得不光彩，甚至直指其“违法”，担忧抹黑知青群体。但回溯那段岁月便知，“逃票”往往与知青窘迫的经济状况和思念亲人的迫切愿望紧密相连，是特定历史环境催生出的特殊经历。若纳入史册，核心在于客观呈现——不刻意美化，不简单否定，而是透过现象挖掘背后的现实困境，折射彼时的社会状况与知青真实的生存状态。

　　知青教师、知青赤脚医生，以及知青参与的文化体育活动，在知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深植于农村三代人记忆中最难忘的片段。

当年，富锦富民中学的知青教师怀着满腔热忱，竭力为学生推开知识的大门。他们不只是传授书本学问，更带来外界的新鲜理念与多元文化，师生间相互牵挂、彼此温暖，既有知识的薪火相传，更有深厚情感的交融共鸣。

2024年10月16日，富锦举办的感恩知青教师座谈会上，当年的学子们真情流露，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在岁月沉淀中愈发醇厚，成为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忆。

原富民中学知青教师学生座谈会合影

　　知青婚姻是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个特殊现象，也是知青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新闻媒介曾大力宣传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安家。1970年，是否坚持晚婚被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早婚被定性为破坏知青接受再教育；1973年，周恩来明确提出知青应提倡晚婚与计划生育；1974年后，官方政策转向积极支持知青结婚，初衷在于缓解知青的思乡情绪、遏制回城风潮。

　　收集“知青婚姻”事例时，有人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头林公社原杭州知青朱某，在富锦头林中学当老师时与当地一位小学女教师相恋结婚，育有一女。后来朱某考试入大学，毕业后为留在上海工作，与妻子商量办了“假离婚”，说好在上海落户后就复婚。可他如愿留沪后，总以工作忙推脱，不再提复婚，连信也渐渐断了。妻子安顿好女儿赶到上海，找到他住处时，邻居说他正准备打家具结婚。妻子想不通，回旅馆后服毒自亡。朱某得知消息，自知有愧，卧轨自杀。

　　我听完既痛心又惊讶，最终却舍弃了这个故事。那个年代，许多知青因个体命运的期望与婚姻的包袱感到无奈，类似从约定到背弃、从期许到离散的故事有多个版本。

朱某与前妻因一段失信约定而殒命的悲剧，终究是对生命的亵渎。然而，它也折射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知青群体在现实抉择、情感坚守与人性考验中的复杂境遇，每一个细节都触动着人们对历史与人性的深思，让那段岁月的悲欢离合更显真切沉重。

　　从生产方式的迭代到生活场景的变迁，从“逃票”背后的生存困窘到师生情谊的历久弥新，再到婚姻故事里的人性挣扎。这些看似细碎的片段，实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珍藏着个体命运的独特回想。当我们打捞这些正在淡去的痕迹，不仅是为了留存一段不可复制的过往，更是为了在人与时代的交织中，读懂历史的温度与重量；在每一个被铭记的生命故事中，在那些欢笑与泪水中，在那些坚守与抉择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毕竟，历史的底色，从来都是人的故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