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史陈列》（第三部分）

一叶轻舟10524536

嘉靖款景德镇窑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明.嘉靖（1522～1566年）西城区郝家湾出土罐盖及腹部通景绘青花红彩莲塘鱼纹，十二尾红彩游鱼穿梭于鱼藻、莲花间，青花与红彩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张力，清丽动人，生机一片。底书青花双圈“大明嘉靖年制”双行楷书款。 景德镇窑青花踏雪寻梅图罐明.天顺（1457～1464年）海淀区学院路出土罐腹部主体描绘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风雪中骑驴寻踏雪寻梅故事图。青花色泽浅淡，略泛灰蓝，釉面清白腴厚，与故事主题相衬，更凸显画面的清幽意境。 景德镇窑甜白釉暗花缠枝花卉纹盖罐明.永乐（1403～1424年）海淀区五塔寺塔基出土 弘治款景德镇窑黄釉盘明.弘治（1488～1505年）北京169中学出土明弘治时期的黄釉瓷独具一格，黄釉施在烧成的白瓷上，采用浇釉法施釉，故称为“浇黄”；再以氧化焰低温烧成，呈色黄润，淡而娇艳，故也称“娇黄”。盘地书青花双圈“大明弘治年制”双行楷书款。 万历款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明.万历（1573～1620年）海淀区堇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瓶腹部绘缠枝番连纹，肩部及颈部绘变体莲瓣纹。肩部书青花“大明万历年制”单行楷书款，是万历时期青花瓷中的精品。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青，青花色泽微微泛灰。 成化款景德镇窑白釉刻花填绿彩龙纹碗明.成化（1465～1487年）东城区王府井出土填彩的工序依次为：在瓷坯上刻划出海水和龙纹的轮廓，罩以白釉，经高温烧成后，在龙身上填以绿彩，再次入炉低温烧成。碗底书青花双圈“大明成化年制”双行楷书款。 隆庆款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盘明.隆庆（1567～1572年）朝阳区大屯出土此盘胎质精细，通体施白地青花，饰五爪团龙纹、二龙戏珠纹。青花颜色纯正，蓝中泛紫。外底书青花双圈“大明隆庆年造”双行楷书款。 嘉靖款五彩龙纹盘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阳区北獐鹿房出土盘心及外壁均以红、绿、黄彩绘海水云龙纹。龙目白多黑少，显得格外突出，俗称“眼睛龙”。外底红彩楷书“平遥府嘉靖丙申岁造”堂名款。“平遥府”应为明代皇室子孙封于山西平遥的府邸之称。 龙泉窑青釉绳耳刻花纹三足炉明（1368～1644年）昌平区魏家窑刘通墓出土炉仿古代青铜三足鬲造型，胎体厚重，青釉光亮温润，耳饰绳纹，颈部及外壁饰花卉纹，古朴典雅。 宣德款景德镇窑青花卷草网格纹鱼篓尊明.宣德（1426～1435年）朝阳区东营村刘永诚墓出土鱼篓尊以外形似鱼篓而得名。此鱼篓尊原应有盖，外底有双行青花楷体“大明宣德年制”款。 万历仿成化款景德镇窑青花草虫鸡纹杯、万历款景德镇窑青花草虫鸡纹杯（右）明.万历（1573～1620年）西城区小西天清黑舍里氏墓出土两杯釉色淡雅，形制、纹饰相同：腹部绘站立的公鸡、，匍匐的母鸡，围以六只小鸡，及山林树木。两杯杯底款式不同：一书“大明万历年制”款，另一书“大明成化年制”仿款。 明代北京佛教兴盛，“都城内外，上刹名区，辉煌聚丽，相当于数百里间”。明代的帝王、后妃大多崇信佛教，因此在北京敕建了大批皇家寺庙。宦官因特殊的地位和境遇而崇佛、礼佛，兴建寺庙，并往往能获得皇帝敕额。有明一代，新的新建、重建、重修寺庙800余座，总数超过1400座。其中皇家修建了100余座，宦官修建了240余座。这两类寺庙一般建筑高大宏敞，有华美的佛像、壁画、法器等充实其内。（敕建庙宇） 佛顶尊胜陀罗尼石经幢明（1368～1644年）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主要为佛教密宗所奉，经文中提到，信众如果能将此经咒写到幢、楼、塔上，即能除无量罪业及恶道苦难，并且不会退转。其形制一般为八角形石柱，顶部做成璎珞、伞盖式样，下有基座。 永乐款、宣德款梵文铜碰铃海淀区堇四墓村明神宗妃嫔墓出土碰铃，又称“星”，是一种小型打击乐器，两枚为一副，互相敲击发声。这幅碰铃上有梵文经咒及藏文、汉文：汉文年款“大明永乐年施”，其上藏文为“一切蒙蔽”之意；汉文年款“大明宣德年施”，其上梵文经咒是“救护！唵，文殊菩萨……”，为求文殊菩救护之意。 永乐款铜金刚铃明.永乐（1403～1424年） 慈圣皇太后款设色水陆缘起图轴明.万历（1573～1620年）水陆缘起图是水陆碑的一种，记录创制仪文和水路法会的故事。相传梁武帝曾于梦中得到启示，醒后创制水陆仪轨。全图上部绘“梁武帝问志公和尚图”，下半部以黑地金字书写宋代宗赜所作《水陆缘起》文。左上方存有慈圣皇太后款时钤印。 经卷明.万历（1573～1620年）海淀区八里庄慈寿寺出土该经卷发现于慈寿寺永安万寿塔内，卷尾莲花与荷叶间方框内有“大明慈圣皇太后发心造”字样，印证了此塔确为李太后所修建。 景泰元年款铜鎏金阿弥陀佛像明景泰元年（1450年）此像通体鎏金，跏趺端坐，双手结弥陀定印，为其形象重要标志。莲花座台面前沿自右至左书写“大明景泰元年，岁次庚午，圆授广善戒坛传法宗帅兼龙泉禅寺住持道观施金镀造”款识。 嘉靖款铜鎏金普贤菩萨像明.嘉靖十一年（1532）此像骑在一头六牙白象身上象征其行愿广大。通体鎏金，造型端庄。莲座后刻有铭文“大明嘉靖十一年正月初八日父讳日。男陈佐发新追造”。 “佛”字滴水瓦明.万历（1573～1620年）慈寿寺永安万寿塔采集 三色琉璃面砖明（1368～1644年）西城区琉璃厂沙土园出土 四合如意流云暗花五枚褐色缎袈裟明（1368～1644年）五枚褐色缎地，起四合如意流云纹，其上做“田”字格。佛教称袈裟为“福田衣”，有26段，每段5节，每节宽约7～11厘米不等。佛教借此比喻法衣之用可以增长一切善种，长养法身慧命。 《京师繁华》——清（公元1644～1911年）清朝继续定都北京。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清北京的都城文化更趋繁荣、多元，尤以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最为富庶、繁华。制度的变革、民族的融合汇聚，使得这一时期北京的王府文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和宣南文化等，既绚丽夺目、成就斐然，又具有浓厚的时代与地域特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这些成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见证。鸦片战争后，在内忧外患频仍的纷纭变局中，北京的都城面貌和功能随之发生变化，揭开走向近代都市的序幕。 《都城日新》清代北京的都城格局整体沿袭前代，但城市功能区划有了重大调整。清初，京师北京实施“旗民分居”政策，即齐人居城内，汉人官商民人等居外城。清朝的分封制为“封而不建”，受封者在京师建府而居，这些新建的王府结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满族文化风俗，产生了京师的王府文化。清朝统治者还在西郊兴建起大片皇家园林，作为理政、休憩之所；随着满洲、蒙古等民族在京居住的激增，北京的城市面貌、功能布局和都城文化等更趋丰富多元。 圆柄满汉文“镶蓝旗满洲五甲喇参领之关防”铜印 “圣旨开阜城门”铜合符清.同治元年（1862）京城各城门昼起夜闭，如夜间奉旨出城，需持大内发放的阳文合符，与步兵统领衙门的阴文合符验核无误，才能开启城门放行。 八旗营位图清（1644～1911年）该图记录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皇帝“大阅”的八旗列阵布局图。图上部中央处绘将台，各营位置绘出营旗。各营名称、人数、所持兵械数量等以签纸贴于图中相应位置。 汉白玉花卉纹萨满祭祀神杆墩清（1644～1911年）佟慧君捐赠该石墩在萨满祭祀时用来立神杆。萨满教流行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萨满祭祀时需立神杆，将肉、米等祭品放入神杆顶端的斗内，以献给萨满教所信奉的鸟神乌鸦。 王府是高等级的贵族府邸。清代封王而不赐封国，“但予嘉名，不加郡国”，受封者不似明朝出镇各地，而是留居京城，按所封等级的高低接受皇帝赐封的府邸，或择地似典章规制兴建府宅。至清末，内城约有王府50座。王府的礼俗、建筑规制及其主人的衣食好尚等，形成了清代北京特有的王府文化。（府邸王公） 自康熙年间建畅春园始，清廷陆续在北京西郊建成以“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此外，一些宗室、官僚等也在此有府邸、园林。西郊园林不仅是帝王、官僚等赏游的景观，也汇成中国传统造园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并成为当时京城的第二个国家行政中心，发展成一宫多苑的城市地理格局。（三山五园） 第六代样式雷——雷思起画像清（1644～1911年）“样式雷”是对长期执掌皇家建筑设计的专职机构——样式房的雷氏家族的称誉。到清末雷家共有八代人从事皇家宫殿、园囿、陵寝等的设计和修建工程。第六代样式雷雷思起（1826～1876），曾随父亲参与昌西陵、慕东陵等工程，后主持定陵、定东陵、惠陵和西苑等工程，负责众多王公勋臣的府宅、园林、园寝的建筑设计，获赏二品顶戴。 样式雷玉泉山静明园地盘样清（1644～1911年）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西郊园林俱罹浩劫。光绪年间，样式雷家族的雷廷昌主持静明园部分建筑的重修工程。“地盘样”即平面布置图，本图是一张计划重修静明园的平面图。 碧玉灵芝纹双连壶卣清（1644～1911年）密云区堇各庄清皇子墓出土 瓦纽青玉“皇六子章”印章清.乾隆（1736～1795年） 《崇教佐治》清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寺庙宫观遍布京城内外。从统治方略的高度，有清一代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即乾隆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京师不只是全国喇嘛教的管理中心，还兴建了许多喇嘛庙，其中有正式额缺的喇嘛庙达30余所。清廷通过在京城兴建庙宇、给予喇嘛教上层人士以极高的礼遇等方式，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并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五彩线编白塔图形密封册清.乾隆（1736～1795年）白塔寺塔刹内采集五彩线密封册是表示礼敬的一种佛教艺术形式。它外表用红、黄、蓝、白、绿五种彩线有规律的缠绕。这五色有“五大”“五智”“五佛”等寓意。其正反面中央以金线缠成白塔图案。册内封藏一座小白塔，塔的覆钵部位有一尊小金佛。 赤金嵌宝石舍利无量寿佛清.乾隆（2736～1795年）白塔寺塔刹内采集藏传佛教称阿弥陀佛为无量寿佛。该尊无量寿佛以纯金铸造，结跏趺坐，双手结定印，宝瓶口置舍利，全身嵌红宝石。金佛安奉于铜鎏金銴梵文龛盒内，龛内外镌刻藏文《尊胜咒》。 铜鎏金十字金钢杵清（1644～1911年）金刚杵是藏传佛教中常见的法器，原为古印度的一种兵器，藏传佛教引入以后，成为表示金刚之智、割断烦恼、降伏恶魔的法器。 黄檀木雕龛观音像清.乾隆（1736～1795年）白塔寺塔刹内采集观音像由一整块黄檀木盒刻而成，龛盖背面有乾隆御题诗文，两侧红漆御书“嗡”“阿”“叶”梵文字母各两遍，龛正面上端绘藏式风格三世佛。 龛内上部雕观音像，龛楣上书“六字真言”，佛龛下金漆木钵盂内有一铜镀金圆盒，盒内包有檀香、木屑、树胶、金片、珍珠、碎玉石和舍利子等。 木盒盖上的乾隆御笔 装藏时，外有铜罩，刻有题款和韦陀像。 景德镇窑粉彩观音菩萨像清.乾隆（1736～1795年）魏萃一捐赠此尊为乾隆宫廷造像。佛梳高髻，发髻前安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身份的重要标识。结跏趺端坐于仰覆莲台座上，双手结印，全身有金色的璎珞、臂钏、腕钏、足钏等饰物，仪态高雅，色彩明艳。 星月菩提念珠清（1644～1911年）诵经时用来记数、束心的成串珠子称念珠，每串粒数有18颗、27颗、54颗、108颗之分。星月菩提念珠用热带植物黄藤的种子做质料，其上密布着小点为“星”，稍大点的坑为“月”。 多闻天王像唐卡清.乾隆（1736～1795年）唐卡为藏语，意即用彩缎织物装裱的卷轴画，是藏传佛教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 织锦夹金五佛冠清（1644～1911年）白塔寺塔刹内发现五佛冠又称五智冠，为佛教本尊所戴头冠。它有五个连瓣形锦片缀合而成，形似莲花。莲瓣正中为镀金五方佛，即东方阿關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和中央大日如来。五方佛形貌特征一致，惟手印不同。冠正中顶端为铜鎏金金刚持。金刚持左手持铃，右手持杵，表示功德和智慧圆满具足。其宝冠也是有五个小连瓣合成，连瓣上亦有佛像。在佛冠上还缀有三个铜质梵文字母和日、月形铜片。梵文字母音译为“嗡”“阿”“叶”，分别代表佛教的身、语、意三密。佛冠顶部嵌红宝石，两侧各有一条织锦增带，分别缀八仙、八宝图案，整个五佛冠共镶嵌珍珠、宝石950颗。 缂丝十二章龙袍清.乾隆（1736～1795年）此件龙袍为圆领右衽，四开裾，马蹄袖，直身长袍式。明黄色丝线缂织“卍”字纹地。三色捻金线缂织龙、蝙蝠、灵芝云头、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宗彝、火、粉米）、海水江涯、立水八宝等纹饰，衬黄色三枚团龙江绸里。该龙袍华丽富贵，制作精美，体现了清代缂丝的最高工艺。 《工商兴盛》清代北京的商业、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新的繁盛阶段。京杭大运河始终保持畅通，保证了诸多物资的供给；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生活需求的扩大、民族文化的交融、为皇家服务的南北工匠及其技艺的汇聚，以及西方技术的传入，都从不同方面继续推动京师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正所谓“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盖罐清.康熙（1662～1722年）朝阳区牛王庙出土通体施青花五彩，遍饰缠枝牡丹纹，以绿彩、青花描绘枝叶，红、黄、紫等色绘花朵。形体挺拔，装饰繁密。 青玉五蝠桃实清（1644～1911年）海淀区颐和园出土整器为桃形，桃的表面纹理、蝙蝠造型巧妙地借用了青玉带皮的质感。桃象征多寿，蝠谐音“福”，寓意“五福捧寿”。 白玉觥清（1644～1911年）海淀区西二旗出土整器通体莹润，器身中间装饰一圈浮雕兽面纹，四足呈如意云龙形；上部一侧高浮雕翔凤纹，一侧雕螭龙纹。 京绣福寿瓜瓞绵绵钱袋、京绣云纹“明察秋毫”眼镜袋清（1644～1911年） “燕京八绝”是指玉雕、景泰蓝、牙用住、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宫绣等八个北京地区的工艺美术种类。燕京八绝发端于金、元，发展于明，形成于清朝。为满足皇室、王公贵族和官宦、富家对奢华品质的需求，清宫造办处和京城的铺面、作坊里集中了各地的能工巧匠，在汲取朝代及南北各地民间工艺精华，融合满、蒙、藏等少数民族工艺和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八个富有宫廷特色的工艺美术种类。其艺术风格以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精工细作见长，贵族气息浓厚，标志着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发展的新高峰。 累丝凤衔笼雀金簪清（1644～1911年）金簪以凤衔鸟笼为簪头，笼内鹦鹉展翅欲飞，笼顶饰竹叶及缠枝花卉纹，生趣盎然，是异于传统吉祥寓意构图的别一种造型。 累丝嵌碧玺螃蟹金饰件清（1644～1911年）海淀区车道沟出土此饰件为女子发饰。蟹身嵌碧玺，蟹脚等部位采用累丝制成，纹理造型尤为生动逼真。碧玺镶嵌平添了饰物的秀美。造型、工艺与珠宝的机理极其和谐。 镂空花卉纹金镯清（1644～1911年）密云区堇各庄清皇子墓出土金镯通体镂空，剔透华美，采用掐金丝工艺，制成二方连续六瓣花图案，花心隐起圆珠。两镯四个端口分别装饰“琴棋书画”图案。 累丝镶白玉双龙戏珠金项圈清（1644～1911年）项圈以玉为骨、以金裹玉，在金嵌宝处做出界隔，在两处龙首拱珠处借珠之造型形成可转动的机关，便于戴取。运用了范铸、錾花、累丝、焊接、镶嵌等多种工艺，繁缛而细腻。 西洋珐琅双鸟鸣钟清（1644～1911年） 同治款景德镇窑黄地粉彩梅雀纹碗清.同治（1862～1874年）朝阳区高原街出土梅雀及皇地粉彩是同治朝御窑瓷流行的装饰元素。梅雀纹有“喜鹊登梅”“喜上眉（梅）梢”的吉祥寓意。 透明地套红料莲池鸳鸯纹鼻烟壶清（1644～1911年）朝阳区高碑店荣禄墓出土壶身通体为无色透明料，套红料莲池鸳鸯、祥云、太阳等纹样，其中一个荷叶装饰“囍”字，翠盖连着竹制小匙，将融巧妙的构思、美好的寓意于一体。 乾隆款画珐琅母子婴戏图鼻烟壶清.乾隆（1736～1795年）壶腹绘母婴垂钓、玩要，构图温馨，色彩淡雅。铜鎏金錾花盖连接象牙小匙。壶底书“乾隆年制”楷书款。 乾隆款景德镇窑粉青釉描金镂空开光粉彩荷莲童子转心瓶清.乾隆（1736～1795年 景德镇窑五彩指日高升图罐清.康熙（1662～1722年）西城区真武庙出土 矾红粉彩花卉福寿纹盖罐清（1644～1911年）东城区法华寺出土 《人文荟萃》清代北京是首善之区、人才渊薮，尤其是在科举制和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推动下，北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学术中心，也是文学艺术、中西文化等交流碰撞的舞台。各地文化及学术流派在此交流融合、创新发展，再传播至全国，体现了京师文化强大的汇聚、引领与辐射作用。 江亭展禊图卷（局部）温肇江绘清（1644～1911年）修禊，是古人在水边洗濯、嬉游，并举行祈福消灾的仪式。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初四日，鸿胪寺卿黄爵滋等六人，仿王羲之兰亭修禊，在宣南陶然亭发起“江亭展禊”，并作图文记述，表达君子宴游的目的当以“阐经义，敦气节，以扶持正人，维持国是为交勉”。 清代北京外城将明代的八坊合并为东、西、南、北、中五城，原宣南坊分属于西城和北城。宣南不再是行政区划下的坊名，人们逐渐将外城西部、宣武门外更大的城市空间称为“宣南”。在“旗民分居”政策下，宣南成为汉族官宦士人的聚居区，逐步形成宣南士乡，发展出宣南文化。宣南文化以士文化为核心，旁及城建、民俗、商业、戏曲、会馆等诸多方面，是清代北京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产物，也是北京文化荟萃性、创新性的重要体现。（宣南文化） 王念孙父子手稿清（1644～1911年）王念孙（1744～1832），江苏高邮人，在宣南受业于戴震，得其学术真传。其子王引之（1766～1834）也是一位学术巨擘，人们称誉其父子“高邮二王”海内无匹。 法式善、赵翼等行书札册清（1644～1911年）法式善（1752～1813），蒙古族，姓伍尧氏，乾隆帝盛赞其才，赐名“法式善”，满语“奋勉有为”之意。法式善是我国蒙古族中唯一参加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赵翼（1727～1814），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在京先后入刘统勋、汪由敦等名宦幕府数年，其《廿二史札记》是乾嘉考据史学的力作。 郜焕元殿试卷清.顺治四年（1647）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额外增加是年乡试、次年殿试一次。郜焕元为直隶大名府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人，本已于顺治三年会师中式，但未参加殿试，恰好于次年得以在加科中殿试补试，中式三甲第八十一名。 康有为殿试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中式乙未科二甲第四十六名进士。 《古都破晓》——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政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千年古都开始从帝王之都走向近代都市，在市政管理、基础设施的现化转型道路上姗姗起步。在救国亡存的时局下，北京先进知识分子掀起思想解放潮流，推动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人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城内地下斗争，为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人民开辟第二条战线，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踏上进京“赶考”征程，古都迎来改天换地的新纪元。 《洪流激荡》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民国初立，在北京，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10月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传播，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引导、推动北方地区党团组织建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洪流激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势力进入北京。在相继发生的辛酉政变、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及预备立宪等事件的催生下，从近代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到第一条中国人自主修建的铁路——京张铁路等近代政府机构、交通设施等的创设，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见证着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艰辛路程，也开启了自己的城市近代化之路。（近代变革） 京师译学馆毕业文凭清宣统三年（1911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称译学馆，设英、法、俄、德、日五科，学制五年，至1911年结束，九年间共招收五届学生毕业近350人。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出身，充任外交机关译员或各地学堂的外文教员。 《烽火京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党组织领导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1937年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抗日战争中，北平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坚持抗战，开辟平郊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烽火京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和民主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北平人民开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力量，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城市接管工作有序进行，社会民生秩序安定。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驻北平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为新中国奠基。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新中国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迎接黎明） 《定都北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广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中央人民政府，筹备举行开国大典。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定都北平的决定，并改名北京，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