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黔边的星火 —— 中共三江第一个 党组织诞生纪实

强文~柳州三江

红色记忆·纪实文学

【编者按】1940 年代的桂黔边境，密林遮不住苦难，却藏得住星火。根据《中国共产党广西三江县历史》的真实脉络，以纪实文学形式还原了中共三江第一个党组织从萌芽到诞生的历程。这里有化身教书匠的身影，火塘边的密语，有侗家汉子攥紧拳头的誓言，有各族群众用沉默守护的信仰。那些在吊脚楼里秘密聚会的身影，在围剿中不曾弯折的脊梁，让革命火种在侗族聚居的土地上扎了根。这段历史，是三江党史光辉的一页，更是各族人民心向光明的见证。如今重读，星火仍在 —— 在初心滚烫处，在前行脚步中。

桂黔边的星火 —— 中共三江第一个

党组织诞生纪实

作者：强文

1943 年10月的桂北山区，秋意浸透侗寨的木楼。富禄乡中心校的煤油灯在夜色里摇曳，灯芯爆出细碎的火星，照亮了教室黑板上刚写就的 “还我河山” 四个大字。国文教师莫矜放下粉笔，指尖划过字痕，粉笔灰簌簌落在褪色的蓝布长衫上。窗外传来黔江的涛声，混着远处侗寨鼓楼的夜鼓，像极了他胸腔里起伏的心事。这位化名 “教书先生” 的共产党人不会想到，三个月后，就在这间弥漫着桐油味的教室里，将诞生三江县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组织 —— 桂黔边特别支部，而他与同志们播下的革命火种，终将在桂黔边境的崇山峻岭间燎原。

风雨如晦：从 “七九” 阴霾到边区星火
1942 年的桂林，伏天的闷热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着街头巷尾的肃杀之气。7 月 9 日凌晨，环湖北路的老槐树影里突然窜出二十多个黑影，短枪上的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冷光。“砰砰” 的砸门声撕破寂静，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正在灯下抄写《论新阶段》，闻声左手猛地按住纸页，右手抓起桌上的煤油灯 —— 灯芯爆出的火星溅在稿纸上，他拇指划过刚抄完的段落，将最关键的几行字刻进记忆，随即把整叠文稿按进炭盆。火苗从纸角窜起时，门被撞开，特务们的皮鞋声踏碎了满室书香，空气中混着纸灰的焦味与他未散的呼吸。
妇女部长罗文坤正对着镜子整理衣领，密信就藏在衬里的夹层。听见撞门声，她指尖在镜沿一磕，将信抽出来撕成细条，趁特务踹开房门的瞬间，把纸絮撒进窗台上的烟灰缸 —— 那里还留着半截烟蒂，纸絮混着烟灰，像一堆不起眼的垃圾。特务粗暴地将她按在桌角，她嘴角渗出血丝，目光却扫过烟灰缸，那里已看不出任何字迹的痕迹。
这一夜，苏曼、罗文坤、张海萍等七位同志被捕。史称 “七九” 事件的白色恐怖，如墨汁滴入清水，迅速染黑了八桂大地的每一条街巷。
1943 年 1 月，玉林的爆竹声还没散尽，“一・一三” 事件的枪声就响了。南宁西乡塘的地下交通站被捣毁时，站长老周正往竹篮底层的稻草里藏《新华日报》。特务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他摸出火柴盒 —— 那是用蜡封过的防水火柴，“嚓” 地划亮，火苗在指间跳动。报纸的一角先燃起来，他将竹篮往邕江里一倾，燃烧的报纸飘在水面，像一尾尾带火的鱼，很快被浑浊的江水吞没，只剩几缕青烟融进晨雾里。
曾经在街头贴标语、在剧院演活报剧的党员们，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柳州的梁林接到撤退通知时，手里还攥着刚印好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单。他瞥见窗台上的砚台，突然将传单揉成一团，蘸着墨汁塞进墙缝 —— 墨汁浸透纸团，与青砖的颜色混在一起，再用指甲刮些墙灰盖上，掌心的油墨便成了掩护的痕迹，像抹不掉的血痕，也像刻进骨里的印记。
他连夜摸到柳江码头，摇船的老艄公见他长衫上沾着草屑，压低声音问：“去融县？” 梁林点头，老艄公把船往芦苇荡里撑了撑：“前晚有个穿西装的，说去看亲戚，结果被岸上的人认出来，一枪打在水里，血把半条河都染红了。” 船桨划破江面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梁林望着岸边闪过的火把，突然想起三个月前在南宁街头，他给一个卖唱的小姑娘塞了块银元，小姑娘唱着《松花江上》，眼泪打湿了破旧的月琴。
同批撤回融县的路璠，藏在表哥家的柴房里。柴房漏雨，他把油布裹在《党的生活》上，夜里就着偷来的马灯阅读，灯芯烧得太旺，燎到了头发，他猛地按住火苗，想起在桂林师范读书时，同学们在操场上唱《毕业歌》，路璠领唱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那时的月光，比柴房里的马灯光亮多了。
莫矜按组织指示去田东接头，走到百色渡口，发现老交通员常去的茶馆挂着 “停业整饬” 的木牌。穿短打的茶房蹲在墙角抽烟，见他摸了摸门框上的第三块砖 —— 那是接头暗号，突然往江里吐了口唾沫：“老板被拉去问话，说是跟‘赤匪’有来往，怕是回不来了。” 莫矜望着浑浊的江水发呆，江面上漂着几具无人收殓的浮尸，听说是被抓的 “嫌疑犯”，他突然想起省工委书记钱兴的嘱托：“隐蔽不是蛰伏，要在敌人视线外找生路。”
返回柳州郊区黄村头的日子，莫矜蜷在菜农老陈家的草棚里。老陈的儿子被抓了壮丁，儿媳天天以泪洗面，莫矜帮着浇菜时，听她念叨：“红军过贵州那年，给我们分过粮食，现在要是还有红军，哪有这么多苦日子。” 这话像颗火星，点燃了莫矜心里的想法。他翻出藏在鞋底的地图，手指划过桂黔边境的等高线 —— 那里是侗、苗、壮等民族聚居地，十年前红七军过境时，曾在富禄屯的木楼墙上写下 “打倒国民党军阀”，老乡们用黄泥抹了又偷偷刮开，如今还能看见模糊的字迹。
“去桂黔边！” 在柳州城郊的破庙里，莫矜向钱兴提出这个建议时，香案上的油灯忽明忽暗。钱兴捻着胡须，指节叩了叩地图上的富禄乡：“那里有个三不管地带，广西说属三江，贵州说属从江，保安团去一次要走三天山路，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他从怀里掏出一枚磨得光滑的铜纽扣，上面刻着个极小的 “兴” 字：“见到可靠的同志，就把这个给他看。” 莫矜接过纽扣，揣进贴胸的口袋，纽扣冰凉，却烫得他心口发热。
扎根富禄：伪装者的教学与暗涌
5 月初的富禄乡，溶江与大年河在此交汇下游小镇，码头上的青石板被踩得油光锃亮。挑夫们喊着号子把盐巴扛上码头，侗族商贩蹲在竹篓旁卖酸鱼，酸笋的气味混着江水的腥气，在潮湿的空气里发酵。莫矜背着褪色的蓝布包袱，包袱角露出半截线装《论语》，他操着半生不熟的桂柳话，向卖烟丝的老汉打听：“请问富禄中心校怎么走？” 老汉往街尾指了指：“找赖校长？他可是个好人，去年给寨子里的娃娃送过笔墨呢。”
赖宝基正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窗台上摆着半盆野菊，花瓣上还沾着晨露。他手边的藤椅扶手上，搭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的毛边里，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 —— 那是当年在广西地方干部学校时，莫矜送他的毕业纪念。
门 “吱呀” 一声被推开，进来的人衣衫褴褛，裤脚还沾着泥点，却戴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赖宝基笔尖一顿，红笔 “啪” 地掉在桌上，墨汁在作业本上洇开个小红点。他盯着来人看了三秒，突然起身反手带上门，门闩 “咔嗒” 扣上时，他的声音压得比窗缝里的风还低：“莫矜？你这副模样…… 是从桂林一路逃来的？”
莫矜还没应声，他已从书架底层抽出本线装的《呐喊》，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剪报，是去年《柳州日报》上骂 “贪官刮民脂” 的短评，边缘被人用红笔圈了又圈。“上个月乡公所来催‘剿匪捐’，保长把李老栓家的耕牛都牵走了，” 赖宝基的指节敲着桌面，声音发颤，“这世道，哪有什么‘王法’？无非是官匪一家，逼得老百姓没活路。”
他忽然住了口，瞥见莫矜掏出来的伪造履历，纸页边缘被汗水浸得发皱。赖宝基伸手接过，指尖划过 “桂林沦陷、逃难至此” 的字样，突然把履历往抽屉里一塞，从衣柜顶上翻出件半旧的灰布褂子：“换上。你这长衫在富禄太扎眼 —— 乡公所的人三天两头来晃，看见戴眼镜的外来人就盘查，跟饿狼似的。”
赖宝基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件半旧的灰布褂子：“换上，你的长衫太扎眼。” 他领着莫矜往教室走，路过操场时，几个光脚的孩子正在玩 “打鬼子” 的游戏，用木枪指着草人喊 “缴枪不杀”。“这里的娃娃懂事早，” 赖宝基叹了口气，“去年日本飞机炸了柳州，好多难民从江上游逃过来，娃娃们就跟着学这些。” 莫矜望着孩子们黧黑脸上的认真，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沉了许多。
第一堂课教《岳阳楼记》，莫矜在黑板上写 “先天下之忧而忧”，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字上，扬起细小的尘埃。坐在前排的侗族男孩石柱子突然举手：“先生，‘天下’是不是包括我们富禄？” 莫矜心头一震，笑着说：“当然，富禄是天下的一角，我们的家乡，就是天下的一部分。” 下课时，石柱子塞给他一把野草莓，红得像玛瑙：“我娘说，先生讲的道理，比寨老讲的还好听。”
富禄的夜晚来得早，莫矜常在灯下 “备课”，实则在《论语》的夹页里记笔记。他写 “富禄乡有保丁五人，常向商户勒索‘草鞋钱’”，又写 “大年乡苗寨有银匠杨老旺，曾给红军修过马刀，为人仗义”。江明（原名贾树福）是本地人，教算术，总在熄灯后借口讨教问题。一个雨夜，他见莫矜正抄《论持久战》，吓得手里的油灯都晃了。“怕什么？” 莫矜把油灯往他面前推了推，“这书里说，鬼子就像这油灯里的油，总有烧完的一天。”
江明的脸在灯光下忽明忽暗：“我表哥在柳州当学徒，说共产党专帮穷人。” 莫矜盯着他的眼睛：“你想不想帮家乡人做点事？” 那晚，两个年轻人聊到后半夜，江明说起寨子里的地主 “李剥皮”，每年收租要多刮三担谷，苗家姑娘被他抢去做丫鬟，跳江死了都没人敢管。“总有一天，这些都会变的，” 莫矜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力量，“就像这雨，下得再大，天也会晴。”
周末，江明带着莫矜去大年乡。山路泥泞，他们踩着青石板往上爬，侗族妇女背着竹篓从身边走过，用侗语唱着古老的歌谣。到大年中心校时，校长正在给孩子们讲 “岳飞抗金”，见他们来，赶紧泡上油茶。“这里缺老师，尤其是教国文的，” 校长舀着茶汤，“贵州那边的教材，好多字娃娃们都不认得。” 莫矜说：“我在桂林有几个同学，师范毕业，要是肯来……” 校长眼睛一亮：“只要肯教娃娃们爱国，啥来头我都敢收！”
回程时路过八洛寨，傅岳嵩的父亲在河边打鱼，见他们来，拉着往家走。火塘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傅岳嵩的妹妹抱着琵琶唱《劝世歌》，唱到 “国难当头莫惜身” 时，调子陡然转高。莫矜望着跳动的火苗，突然觉得，这黔桂边境的山山水水，早已埋下革命的种子，只等一阵风，就能破土而出。

星火汇聚：从融县来的 “师范生”
7 月放暑假，赖宝基把莫矜叫到办公室：“富禄中心校想升为完全小学，缺好老师，你在桂林认识人多，能不能去招几个？” 莫矜心里一阵狂喜，表面却装作犯难：“桂林沦陷后，好多老师都散了，我试试吧。” 他连夜收拾行装，江明塞给他一双草鞋：“沿江走，遇到查岗的就说去融县探亲。”
从富禄到融县潭头乡，水路要走三天。木船在江面上颠簸，莫矜躺在舱底，听船工唱着《叹世谣》：“官逼民反活不成，不如随船走江湖。” 路过三防镇时，岸上有保丁盘查，莫矜掏出赖宝基的信，说去融县 “请先生”，保丁见信上盖着中心校的红印，骂了句 “穷酸教书匠” 就放行了。
在潭头乡的竹林里，莫矜终于见到了梁林。梁林瘦了不少，颧骨突出，却眼神明亮，他从竹筒里掏出密信，上面是钱兴的字迹：“同意在桂黔边建立组织，以教育为掩护，伺机发展。” 两人坐在竹荫下，梁林掰着手指算：“莫止凡熟悉农运，曾景（曾少庆）会画画，搞宣传合适，路璠懂医术，能给老乡看病……”
“分批走，扮成桂林师范的毕业生，” 梁林反复叮嘱，“过富禄渡口时，对暗号‘教书换米’，对方答‘一升足矣’。” 他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这是同志们凑的盘缠，路上千万小心。” 莫矜接过银元，沉甸甸的，像揣着一团火。
8 月底的富禄渡口，三只木船逆流而上，在码头边抛锚。莫止凡、曾景、路伟芳跳上岸，裤脚还滴着水。莫止凡是农民出身，皮肤黝黑，背着个打补丁的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和一本《农民识字课本》。曾景穿着蓝布学生装，戴着眼镜，像个文弱书生，实则包袱里藏着刻钢板的工具。路伟芳是唯一的女性，梳着齐耳短发，药箱里除了草药，还有几本《战时护理手册》。
他们按莫矜的嘱咐，径直走进富禄中心校。赖宝基正在给教室换窗纸，见三个年轻人来，笑着问：“莫先生的同学？” 曾景掏出伪造的毕业证，上面盖着 “桂林师范学校” 的红章：“我们是来投奔赖校长的，听说这里缺老师。” 赖宝基翻着毕业证，见照片上的人跟眼前的人对得上，当即领着他们去宿舍：“房间简陋，将就住，明天开始上课。”
夜深人静时，莫矜悄悄摸到他们房间。三双手在黑暗中紧紧相握，莫止凡的手掌布满老茧，曾景的手指沾着油墨，路伟芳的指尖带着草药香。“省工委让我们在这里扎根，” 莫矜压低声音，“先站稳脚跟，再慢慢发展。” 窗外的虫鸣里，似乎都藏着期待。
9 月初开学，富禄乡又来了批 “师范生”。梁林、苏健、路璠背着行囊，操着融县口音找赖宝基。梁林穿件灰布中山装，袖口磨破了边，说自己 “在桂林失业，想找个教书的营生”。赖宝基正愁大年乡缺老师，写下介绍信：“大年校长是我老同学，你们去那里，保管有饭吃。”
梁林三人往大年乡走，山路两旁的梯田里，侗族妇女正在插秧，见他们背着包袱，用汉话问：“去学校？” 苏健笑着点头：“教娃娃念书。” 妇女们停下手里的活，齐声喊：“好啊，我们的娃娃就盼着有先生！” 到大年中心校时，校长正对着课本发愁：“国文课本太旧，好多字都模糊了。” 梁林掏出带来的《国文读本》：“我们带了新课本，或许能用。”
陶保恒和陶树才被派往高安乡。那里离富禄有十几里山路，陶保恒教算术，总把题目编成抗日故事：“30 个鬼子进村，50 个村民拿着扁担反抗，打跑了 25 个，还剩几个？” 孩子们掰着手指头算，石柱子的弟弟石蛋突然喊：“剩下的 5 个，被我们用石头砸跑了！” 惹得满教室哄笑。
短短一个月，从融县来的 “教书先生” 们像撒在地里的种子，悄悄发了芽。梁林在大年乡办起夜校，教农民认字，用炭笔在墙上写 “抗日救国”；苏健在课余给苗家孩子治病，用草药治好老阿婆的风湿；路璠则带着学生捡废铁，说 “攒起来能造枪炮打鬼子”。富禄的曾景办起墙报，画着 “平型关大捷” 的漫画，每次更新，都围满了看热闹的老乡。

特支成立：木楼里的红色誓言
1943 年 11 月的一个雨夜，富禄中心校的空教室里，七支火把插在墙缝里，火光映着墙上临时画的镰刀锤头。梁林站在 “党旗” 前，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根据省工委指示，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今天成立，直属省工委领导！”
没有掌声，只有七个人沉重而坚定的呼吸声，混着窗外的雨声。梁林被推选为特支书记，他的中山装袖口还沾着夜校的粉笔灰；路璠任副书记，手里攥着刚编好的《抗日歌谣集》；莫矜负责富禄党小组，怀里揣着边区民情地图；苏健、曾景、莫止凡、陶保恒站成一排，眼神里闪着火光。
“下设大年、富禄两个党小组，” 梁林指着地上的草图，“大年党小组由我兼任组长，负责贵州从江、黎平一带；富禄党小组由莫矜同志负责，重点在广西三江、融水发展。” 他举起拳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七只拳头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火把的光在他们脸上跳动，像燃烧的信念。
特支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绘制边区民情地图。党员们借着家访、采风的名义，走遍了八洛、梅林、丙梅等村寨。苏健在大年乡走村串户，用苗语跟老人聊天，记下 “地主李老四有枪三支，佃户十家”；莫止凡在富禄乡帮农民挑水，打听 “保长每月要收‘烟灯费’，其实是中饱私囊”；陶保恒在高安乡给猎户治伤，得知 “黎平方向有支苗族武装，首领人称杨大姐，专打保安团”。
这些信息都汇总到梁林手里，他在油纸背面画了张简易地图，用红笔标着地主恶霸的宅院，蓝笔标着保安团的岗哨，黄笔圈着可以联络的开明人士。“杨大姐的武装是支重要力量，” 在特支会议上，苏健提议，“可以派人去联络，共同抗日。” 梁林点头：“这事交给陶保恒，他熟悉山路，又懂医术，不容易引起怀疑。”
抗日宣传很快在校园里开花结果。富禄中心校的墙报换了新内容，曾景用木刻版画刻了 “台儿庄血战”，画着士兵们举着大刀冲锋，旁边配着字：“中国不会亡！” 每天放学后，石柱子都领着伙伴们在墙报前站岗，不让保丁乱涂。大年乡的学生们在路璠带领下，举着纸糊的小旗上街演讲，侗族姑娘吴彩姑用琵琶弹《大刀进行曲》，调子虽生涩，却引得挑夫们都停下脚步。
曾景教孩子们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 的歌声从教室飘出，惊飞了檐下的燕子。有次国民党乡长带着保丁来检查，听到歌声皱起眉头：“唱这些靡靡之音，想教唆娃娃造反？” 莫矜正在给学生批改作业，头也不抬地说：“校长说，练嗓子能让娃娃们读书更响亮，乡长要是不信，听听他们背书？” 他朝石柱子使个眼色，石柱子站起来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乡长没抓到把柄，骂骂咧咧地走了。
陶保恒去黎平联系杨大姐，走了两天山路，脚上磨出了血泡。过保安团封锁线时，他把密信藏在竹筒里，外面裹着青菜。哨兵搜查时，见他药箱里都是草药，骂了句 “江湖郎中” 就放行了。见到杨大姐时，她正在寨子里教妇女打草鞋，一身青布短装，腰间别着把短枪。“早就听说共产党抗日，” 杨大姐听完陶保恒的话，拍着桌子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哪天要动手，吱一声，苗家汉子随叫随到！” 虽因局势动荡没能正式合作，但这次会面，像在黔桂边的群山中，埋下了一颗合作的种子。

暗流涌动：暴露的危机与转移
1944 年 1 月的富禄乡，年味渐浓，家家户户开始蒸糯米打糍粑，空气中飘着甜酒的香气，却掩不住越来越重的紧张。乡公所的保丁们突然频繁出现在学校附近，穿着崭新的黑布褂子，眼神像狼一样扫过进出的师生。有天下午，保丁李四狗突然闯进教室，盯着梁林写的 “还我河山” 看了半晌，突然问：“先生这字，跟柳州墙上贴的标语有点像啊。” 梁林握着粉笔的手紧了紧，笑着说：“天下的字，总有相似的。”
富禄乡公所的办事员王麻子是江明的远房表哥，偷偷溜到学校找莫矜，塞给他个烤红薯：“乡长跟李剥皮合计，说你们这些外来老师‘不安分’，要查你们的底细。” 他压低声音，“李剥皮的儿子在柳州当特务，说融县跑了几个共产党，就往桂黔边躲。” 莫矜把红薯掰了一半给他：“谢了表哥，我们知道了。”
更大的警报来自大年乡。苏健在集市上买盐，突然被人拍了肩膀，回头一看，是融县的老乡赵老三，这人以前在国民党特务队混过。“苏先生？” 赵老三眼神闪烁，“你不是在柳州教中学吗？怎么跑到这穷山沟？” 苏健心里一沉，脸上却堆着笑：“家乡遭了灾，来亲戚家避避。” 赵老三盯着他的手：“你以前拿粉笔的手，怎么磨出茧子了？” 苏健说：“帮亲戚砍柴，练出来的。”
回到学校，苏健立即向梁林汇报：“我们暴露了！赵老三肯定是特务。” 特支紧急会议在大年乡的侗族木楼里召开，木楼的板壁透着风，能听见楼下火塘边老阿婆哼的歌谣。梁林把油灯往地图上凑了凑：“富禄、大年都不能待了，保安团可能随时动手。” 路璠指着融县的方向：“撤回潭头乡，那里群众基础好，还能继续工作。” 莫矜补充道：“分批走，走山路，借赶圩日分散行动，让江明和傅岳嵩安排向导。”
撤离比预想中更惊险。莫矜带着富禄党小组的同志，假装去高安乡 “家访”，背着学生作业往沿河下走。山路拐角突然跳出三个保安兵，端着枪喝问：“干什么的？” 莫矜把作业本递过去：“给学生送寒假作业，都是高安乡的娃娃。” 保安兵翻着本子，见上面确实有石蛋、彩姑等名字，骂了句 “穷酸” 就放行了。等走出老远，曾景才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作业本上的字都被汗浸湿了。
梁林和苏健、路璠走的是另一条路，由苗族猎户杨老爹带路。杨老爹的儿子在大年中心校读书，总说梁先生讲的抗日故事最好听。“过了前面的界碑，就是广西地界，” 杨老爹拄着猎枪，“保安团不敢进苗寨，你们跟我走悬崖栈道，保险。” 栈道在悬崖上凿出来，仅容一人通过，下面是万丈深渊。杨老爹在前头探路，梁林他们跟着，手紧紧抠着岩壁上的石缝，冷汗把衣服都浸透了。
1944 年 2 月，最后一批党员撤离桂黔边。莫矜回望富禄乡的灯火，江明和傅岳嵩站在码头挥手，石柱子举着个火把，像举着颗小小的星星。这支存在仅三个月的特别支部，没能留下惊天动地的业绩，却在桂黔边境播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火种 —— 江明后来拉起了游击队，傅岳嵩在解放后成了三江县第一任教育局长，石柱子长大参军，在解放柳州时立了功，而那些唱着《黄河大合唱》的孩子，永远记得有群 “教书先生” 告诉他们：“国家再难，总有希望。”

星火永续：边地的红色记忆

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撤销后，改组为融县特别支部，继续在柳北地区开展斗争。1944 年 4 月，梁林因积劳成疾，咳血不止，在潭头乡的草屋里躺了七天。弥留之际，他拉着路璠的手，声音轻得像羽毛：“桂黔边的群众…… 还记得我们，总有一天…… 要回去。” 路璠含泪点头，把他攥了一路的铜纽扣放在他手心 —— 那是钱兴给的信物，磨得更亮了。
历史没有辜负这份嘱托。1949 年秋，解放大军挺进广西，当年从富禄撤离的党员们带着游击队重返桂黔边境。江明已是指挥员，穿着军装站在富禄渡口，对岸的保安团正往船上搬物资。“打！” 他一声令下，埋伏在侗寨里的游击队员冲了出来，石柱子如今是班长，举着枪喊 “缴枪不杀”，声音跟当年在课堂上一样响亮。战斗结束后，江明特意回到富禄中心校，在当年特支成立的教室里，看到墙上还留着 “还我河山” 的刻痕，只是旁边多了孩子们用红漆写的 “共产党万岁”。
1951 年，三江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傅岳嵩作为教育界代表发言，说起 1943 年的那些 “教书先生”，台下的石柱子爹突然站起来：“我认得莫先生，他还吃过我家的酸鱼！” 全场都笑了，笑声里带着泪。
如今的富禄乡，溶江边建起了 “桂黔边特支纪念馆”。玻璃展柜里，莫矜那本写满民情记录的《论语》静静躺着，泛黄的纸页上，“群众是靠山” 五个字被无数人注视过，墨迹虽淡，却透着千钧之力。旁边的展柜里，放着曾景刻版画用的铁笔，笔尖还沾着黑色的油墨；路伟芳的药箱摆在角落，里面的草药早已干枯，却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的清香。
每年清明，总有老人带着孩子来这里。80 多岁的石柱子拄着拐杖，指着照片上的梁林：“这是梁先生，教我们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的孙子正在写观后感，稚嫩的笔迹写着：“那些老师，是黑夜的星星。” 纪念馆的讲解员是吴彩姑的孙女，每次讲到撤离的情节，总会说：“当年的火把灭了，但革命的火种，永远亮着。”
从 1943 年 11 月到 1944 年 2 月，中共桂黔边特别支部如同一颗流星，在三江的革命史上划出短暂却璀璨的光芒。它不仅是三江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更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落在桂黔边境的沃土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那些在煤油灯下秘密宣誓的身影，那些在课堂上播撒的爱国种子，那些在山路上留下的坚定足迹，共同构成了桂黔边境最珍贵的红色记忆 —— 因为他们坚信，也终将证明，星星之火，终可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