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至上，救死扶伤，废除“先交费后救人”的行业潜规则刻不容缓

愚作成

生命至上，救死扶伤：废除“先交钱后救人”行业潜规则刻不容缓——从上海摄影家赖城钊之死看医疗急救的制度短板：

“救死扶伤”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精神，核心价值是挽救生命垂危者，扶助受伤者。这是医护人员的天职与义务，在医疗实践中全力救治危重病人、照料受伤者，尽最大努力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与人文关怀。上海摄影家协会会员赖城钊（52岁）2025年7月4日奉命拍摄外滩灯光秀，途中心脏病发作被送往长征医院，因缴费不及时，抢救手术多方延误，最终不治。这一事件令人痛心疾首，也再次将医院“不交钱就不救人”的“行规”推到舆论风口浪尖。

赖城钊接通知拍摄党百年灯光秀闭幕式，下午三点多骑车途中因多日劳累突然晕倒，经群众和交警联系120送长征医院抢救。其病情为心脏急症，急需用药和进仓急救，但医院要求家属付费签字后才能进一步抢救。他的女儿从单位赶来时未带足够现金，经微信联系电视台同事东拼西凑，钱款到账后才开始手术——几个小时过去，宝贵的抢救黄金时间已被浪费。当晚十时许，赖城钊宣告不治，知命之年猝然离去，令人痛惜。询问医院相关人员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制度，上面规定的，我们也没办法”。

类似悲剧并非个例。2003年11月，河南省新郑市中医院外三科主任刘书君将一名因车祸被送医、身无分文且未找到家属的无名氏抛弃，致其死亡。该病人在医院救治17天，欠下高额费用且无人护理，医院为减少损失，在院长授意下，刘书君安排人员将病人“转移”至其他医院，最终却将其弃于荒郊野外，病人在寒风中离世。这一事件暴露了医院在利益与生命间的冷漠、无情。2017年5月，“东莞台心医院疑因患者家长未及时交钱，拖延抢救致15岁女孩死亡”。尽管医院声明启动了绿色通道先抢救后交费，但从家属质疑来看，费用缴纳与沟通环节存在问题。即便最终证实医院无故意不抢救行为，家属与医院的矛盾也凸显了当前医疗制度下费用问题对救治信任的痼疾。

国际上，各国对生命的尊重和保障有明确法律规定。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制度，在紧急医疗救援中强调生命至上，不因患者一时无力支付而延误救治。例如，德国的全民医保体系确保公民享受及时医疗服务，紧急情况下医院会先全力抢救，后续再处理费用结算；美国1986年通过《紧急救治法案》，要求医院对必须急诊的病人，不得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救治；台湾1980年起就实行“先诊疗后结算”模式，1983年废止了医院保证金（押金）制度，患者经济困难时经社服人员评估，可由医院社务基金补助，不会因费用延误治疗。这些举措充分保障了患者紧急情况下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从政府功能看，人是目的。保障公民基本生命健康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一直致力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民众健康权益，面对危重病人时，生命至上应是首要原则。2019年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不得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急救服务。”这表明国家在法律层面否定和纠正“不交钱不救人”的错误做法。

然而现实中，“先交钱后救人”（不交钱不救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既反映部分医疗机构对法律的漠视，也暴露制度执行漏洞。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场所，若将金钱置于生命之上，便触碰了民族的道德底线。这种潜规则的蔓延，已成为除特权阶层外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恶规。这种恶规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能导致患者失去生命，引发医患信任危机，甚至激化矛盾引发暴力事件。当患者及家属在生命受威胁时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极易产生愤怒与不满，加剧医患矛盾，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因此，废除“不交钱不救人”的医院潜规则刻不容缓。这需要政府从根本上调整行业治理思维，摆脱对医疗市场化的过度依赖，让医疗回归社会保障的公益本质属性。建议人大法制委员会完善相关立法，构建覆盖急救保障、费用兜底、追偿措施、责任划分的科学机制，明确紧急情况下“先救治、后付费”的刚性流程，从法律层面切断“费用与救治”的直接挂钩。同时，兼顾不同医疗机构的实际困境：对医疗配套与技术有限的社区或民营医疗机构，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医保支付优化等精准扶持，减轻其“先救治后收费”的运营压力，让所有医疗机构都有底气践行救死扶伤的天职。

此外，可借鉴山西经验，建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类似机制，将保障范围扩展到各类急危重症场景，为紧急情况下无力支付费用的患者提供后盾，确保其及时救治。医疗机构自身也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宣传树立正确价值观，将救死扶伤作为首要职责。只有彻底废除“先交钱后救人”的“潜规则”，通过政府治理思维转变、科学机制建立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让医疗回归救死扶伤本质，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温暖。

2025年8月8日 于武隆木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