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你的认知｜磊石山别名长乐山

汨罗江诗刊

长江南岸，洞庭浩渺处，磊石山默然伫立。这坐先秦称之东陵、洞庭、熊湘，秦代称之湘山，汉代、三国称之湘君山、君山、黄陵山（均因汉代重新修建了先秦时代的湘君庙和湘夫人庙而得名）的千古文化名山，嶙峋的轮廓在烟波中若隐若现，唐代人却又呼之为“长乐山”——这蕴藏神迹的名号，并非凭空而来。

自先秦黄帝张乐洞庭之野，并在此（磊石山鼎湖）乘龙升仙（天）的传说开始，这座山便萦绕着不绝如缕的仙乐（山有琴台、石音壁、龙吟洞、王母台），回荡着金堂玉女的衣袂声响，更沉淀着屈原不朽的魂魄。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那“长乐”之名的诞生，竟与曹操一首诗中的意象息息相关，又在历代文人墨客与道家仙真的层层渲染下，最终固化于唐代的方志与石刻之上。

曹操《气出唱》（磊石君山第一诗）中那句铿锵的“驾六龙饮玉浆，历长乐过北芒”（《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4页），在汉末乱世中勾勒出士人对神仙世界的深切渴望。

“长乐”二字，早已超越了长安宫阙的具象，逐渐升华为一处永恒仙乡的符号。当晋代王嘉在《拾遗记》中书写洞庭山（磊石）的奇幻篇章时，曹操笔下的“长乐”意象无疑为其提供了灵感之源。王嘉记述：“（楚）怀王好音，作《潇湘长命之乐》，金堂玉女侍坐”（《拾遗记》卷十《洞庭山》，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1页）。

其中“金堂玉女”的意象，正是对曹操诗中“玉浆”所象征的琼楼玉宇、神女仙姿的承袭与具象化——玉石般不朽的殿堂，服侍仙真的玉女，共同构成了一个光洁无瑕、长生久视的神仙境界。

唐代类书《初学记》引用南朝《荆州图副》的记载：“洞庭山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初学记·卷七·地部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瑰丽想象自三国魏晋至唐代的持续流传与广泛接纳。

这是“长乐山”精神内核生成的起点——一个由文字构建、寄托着永恒安宁与至美享受的乐土模型。

磊石山成为这片“长乐”仙境的天然载体，绝非偶然。

屈原在此地挥就《远游》，以“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页）的诗句，开启了对南方神仙世界的壮阔探寻。

王逸注“南疑即九嶷”，然而磊石山扼守洞庭咽喉，作为南楚重镇（楚第一丹阳城南郢），自然被后世虔诚的道教徒视为屈原南游寻仙的起始圣地。

至南朝，道教上清派宗师陶弘景在《真诰》中明确宣称：“楚大夫屈原为太极仙侯”（《真诰》卷十二，《道藏》第20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62页），屈原的道教神格就此确立，被尊奉为道教仙真。

磊石山的神仙传说更为久远。先秦时代，黄帝于此乘龙升天的故事早已在此地民间口耳相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载：“湘水又北过磊石山西，山有黄帝台，一名长乐山”（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三十八，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94页），清晰揭示了黄帝台、长乐山与磊石山的三位一体关系。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更提供了地名由来的直接解释：“磊石山多琴瑟之材，昔黄帝张乐于此，故名长乐”（《汉唐地理书钞》辑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7页）。黄帝于此奏仙乐，山便得“长乐”之名，此说成为后世地理志书的核心依据。

与此相呼应的，是磊石山一带考古发掘出的诸多遗迹。传说中的“王母台”，其文化渊源无疑与《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降临洞庭的记述（《五岳真形图序》称“洞庭为西灵之地”）紧密相连。

《拾遗记》中楚怀王造乐的“琴台”传说，则在磊石山附近得到了实物印证。岳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至汉代瑟轸（藏品编号2020LS-T1:23），其出土地点指向磊石山区域，这些调弦之器物正是古代盛大乐舞活动的无声证人。

神仙信仰的土壤孕育了祭祀场所。

汉代在磊石山重建湘君庙，祭祀湘水女神；尊奉水神与太一神；建立磊石龙神庙，祈佑风调雨顺。而最核心的，是祭祀由人而仙的屈原。屈原怀沙自沉后，其精神被洞庭民众视为水域的守护者，尊称为“水仙”。

屈原庙的建立，标志着他已完全融入当地道教神仙谱系与祠祀传统。磊石山由此成为汇聚多重神格、弥漫浓厚仙道氛围的灵山。

唐代，是“长乐山”之名最终定型并获得官方确认的关键时期。李吉甫所纂《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记载：“岳州巴陵县长乐里（考古证实为今凤凰山）在县南（即磊石山南）四十里，临洞庭湖。其山一名磊石，一名长乐”（贺次君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9页）。

这条记录意义非凡：作为国家权威地理总志，它首次将行政地名“长乐里”与自然实体“磊石山”在官方文献中明确等同起来。其地理方位“县南四十里，临洞庭湖（唐代洞庭湖中心为凤凰山与磊石山之间的汨罗潭）”，正是磊石山所在。

这一记录在近年考古发现中得到有力佐证——琴台遗址发掘出土的唐代残碑上清晰地刻有“乐里”字样（《岳阳文物普查报告》2020年，第47页），与《元和志》所载“长乐里”形成完美互证。

道教作为此山神圣属性的塑造者与维护者，在唐代依然延续其活动。敦煌遗书P.3866号《湘祖白鹤紫芝遁法》（《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是一份珍贵的唐代道教法术文书，其中明确要求修行者：“择长乐山阳，设黄帝坛。”

这表明直至唐代，“长乐山”之名在道教内部仍被清晰沿用，其作为修行圣地的地位从未动摇。更为有力的实物证据来自磊石山琴台遗址出土的唐代铭文砖，其上赫然刻有“长乐山黄帝坛监造”字样（《湖南唐代考古发现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图版78），这是当时官方营建活动中使用“长乐山”名称的直接物证。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磊石山峭壁之上曾有人勒石铭记：“此长乐山故址，唐时犹存轩辕祠”（《岳阳石刻全集》，岳麓书社2020年版，第45页）。这方北宋摩崖石刻，如同穿越时空的证言，向后世宣告：北宋人仍确切知晓唐代“长乐山”所指即为眼前的磊石山，以及其上曾矗立的黄帝（轩辕）祠庙。

纵观“长乐山”名号的历史生成与最终固化，清晰可见一条神圣谱系的千年传承：

先秦奠基层： 黄帝乘龙升仙的古老传说，赋予此山最初的神性光环，屈原行吟于此并最终魂归洞庭（汨罗潭），为仙山注入了忠魂与文学的诗性精魄。

汉晋塑造层： 汉代大规模重建湘君庙、屈原庙（水仙祠），确立其水上祭祀中心地位；曹操《气出唱》磊石君山诗赋“长乐”以仙乡意象；王嘉《拾遗记》巧妙融合曹诗意蕴与地方神话，创构出“金堂玉女”等洞庭仙山标志性符号。

南朝至唐定型层： 陶弘景等道教人士确立屈原神格（太极仙侯），强化其道教圣地属性；盛弘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从地理角度明确“长乐山=磊石山=黄帝遗迹”；最终由唐代《元和郡县志》官方定名“长乐里”，琴台“长乐山黄帝坛”铭文砖为其提供实物铁证。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等后世文献将“洞庭山”定名于磊石君山（后世学者以明代后错位的君山以今证古，误会为今天的君山），然唐代原始文献、敦煌文书、出土碑刻、摩崖题记共同构筑了坚不可摧的证据链——长乐山即磊石山，即唐代巴陵治地那座俯瞰洞庭波涛、承载着黄帝仙乐、屈原精魂与千年道家烟火的灵秀之峰。

洞庭波涌，磊石无言。

长乐仙山的名号已在岁月中悄然褪色，但摩崖上的刻痕依旧清晰，瑟轸的幽光亦未散去。

当目光拂过《元和郡县图志》残页上“长乐里”的地名标注，或是琴台遗址那块铭刻“长乐山黄帝坛监造”的唐砖，历史便骤然苏醒：曹操诗中缥缈的“长乐”意象，王嘉笔下奇幻的金堂玉女，最终都沉淀于洞庭入口这座曾以“长乐”为名的山体之中。

屈原的精魂、黄帝的仙乐、道家的香烟，曾在此交汇碰撞，共同谱写了一曲精神世界的“潇湘长命之乐”，其悠远回响，透过千年时光的壁垒，仍在洞庭的云雾里轻轻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