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盛衰三百年的双黄寺（八）

铁轮 (王军)

• 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栖留西黄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接待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来京，清廷重修西黄寺。

这是继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皇帝、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朝觐乾隆皇帝之后，第三位西藏格鲁派宗教领袖进京朝觐。

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事宜，颇有些戏剧性。即非正常朝觐，而是从西藏流亡后入京朝见。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光绪五年六月（1879），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成年后亲政。

八国联军之后，英军屡次武装进犯西藏边境。光绪三十年五月（1904），英军到达拉萨城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携印信匆匆离开布达拉宫出走北上。清廷听信驻藏大臣的一面之词，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

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漠北蒙古库伦，也就是如今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后来又辗转到赛音诺彦部抵近俄罗斯。清廷担忧十三世达赖会北上投靠俄国，于光绪三十二年初（1906），派官员到达库伦宣慰，并催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尽快回藏。同年五月二十七日，达赖喇嘛一行从库伦启程。光绪皇帝也朱批“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同年秋，达赖喇嘛一行抵达青海塔尔寺。

后因西藏内乱未止，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降旨，先邀十三世达赖喇嘛赴山西五台山朝佛，再由五台山经直隶入京觐见。第二年二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到达五台山。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1908），十三世达赖喇嘛乘专列安抵北京，驻锡西黄寺。

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后的当天，即蒙受光绪皇帝厚赏。九月二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颐和园仁寿殿陛见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十月初六日，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赐宴招待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

十三世达赖喇嘛获得了清廷的原谅，慈禧太后下懿旨：达赖喇嘛业经循照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

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了清廷的保护，大清皇帝承诺“保持他在西藏的权力和地位，并保证西藏人民绝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但清廷仍给予驻藏大臣决断的权力，以利清廷掌控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大皇帝和皇太后多次提及，“西藏事务重大，事事通过驻藏大臣每多误事，今后凡遇大事，可否直接自行具奏……”

对于此等有违祖制的请求，慈禧太后回复很简单：“依例转奏，恭候定夺。”

十三世达赖喇嘛跪见慈禧太后

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西黄寺后，举行各种佛事活动，接待了大批各民族佛教信徒。

光绪三十四十月十八日、二十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七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堪布喇嘛等进内廷叩谒皇太后、皇帝梓宫唪经超度亡灵。并在雍和宫供设5种供养，发放布施，在西黄寺举行回向法会致祭光绪和慈禧。

十一月初九日，宣统皇帝即位，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呈请朝贺，率徒众举行祈祷、赞颂之礼，并呈进贡品多种，得到清廷的厚赏。

十一月初十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奏请离京，得到允许。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在众多文武官员、高级喇嘛以及警兵、乐队组成的仪仗欢送下，十三世达赖喇嘛由西黄寺起行，前往车站，离京向大行辕进发。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达青海塔尔寺，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回到拉萨布达拉宫。

• 民国初叶的双黄寺



光绪四十年秋（1904），七世章嘉活佛从内蒙古返回北京，清朝政府依照前世的惯例，让他管理京城及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并赐予“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印绶和敕书。宣统三年（1911）之后，七世章嘉活佛离京，前往五台山镇海寺坐禅诵经驻锡，失去了对京城各寺院，包括西黄寺的有效管理。

民国政府虽然初设立蒙藏事务处，后改为蒙藏院和蒙藏委员会，但只是民国政府的宗教职能部门，民国无需笼络边疆的佛教信仰，官方宗教仪式大幅减少。况且由于军阀混战，政府更叠使之对蒙藏和京城的寺庙管理，处于失恒状态。

清末时朝廷已极度缩减对在册喇嘛的扶持，只能提供常规薪俸的一半。到民国后，额定薪俸方面，北京政府将银两改为银元支付，其两重元轻，这实际是将薪俸再打折扣，且亦时常拖欠。管理京城藏传佛教寺庙的章嘉活佛不得不恳乞大总统，"将寺庙喇嘛钱粮、米石照原数发给，以济各寺庙喇嘛之穷苦"，但未能得到具体答复。

为解决寺庙喇嘛生计，也是市政建设民主化，在民国后的1914年，政府将北京中轴线建筑群，如社稷坛、天坛等，被改造为市民公园。喇嘛寺庙如雍和宫、东黄寺、清静代城塔院（改为西黄寺）、汇宗梵宇（原西黄寺），亦有限对外开放，改为售票参观，门票收入归寺庙所有。

1926年10月，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Oskar Fredrik Wilhelm Olaf Gustav Adolf，1950年加冕为瑞典国王，即古斯塔夫六世）偕王妃，与瑞典实业家拉格雷列斯（Axel Lagrelius）等人，来到北京。

瑞典王储夫妇一行人在故宫合影

王储夫妇一行游览了北海、颐和园、雍和宫、国子监、十三陵等历史名胜，包括西黄寺。

瑞典王储夫妇一行人在北京西黄寺

在1936年4月，《北平旅行指南》由北平经济新闻社主编马芷庠、定审张恨水出版发行，上面刊有北京东黄寺大殿的照片和介绍。

张临希先生在"庙会影响下的近代北京社会"文章中，叙写了寺庙为生计，采取各种方式以获取资金。例如东西黄寺做法会，举行庙会，会得到不少收入。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开放一日，东西黄寺庙里喇嘛举行盛大的“善愿日”法会-“跳布扎”，寺庙开放一日，除进香朝拜外，寺庙南门外举行庙会，各种摊位售卖，另有走车、赛马大会，吸引大量民众前来游玩。

除了庙会摊位房屋出租租金，各种民间丧事必厚礼延请喇嘛做佛事超度。民初隆裕皇太后葬礼诵经即由“基督教的神父、佛教的和尚、喇嘛和道教的道士组成”  ，其得到的法事费不少。

这种经商联络，往住由寺庙内有京城人际关系的喇嘛充任。

民国后，京城藏传佛教寺庙人员逐渐本地化。在清晚期这种本地化零星可见，到光绪朝，西黄寺可见延庆、大兴、顺义籍北京人，他们均取藏名如罗布桑、王达瓦、赵却丹、王朗布（原名王浪波），即需要蒙藏身份作遮掩，侵占常规在册喇嘛的缺额。

寺庙内喇嘛的常规收入和分配方式又与寺内管理方式有关。大喇嘛与共僧徒拥有绝对权威，掌握金钱分配权。有文记述，如东黄寺的格斯贵（掌管戒律喇嘛）赵却丹，气愤徒弟私用地租银，将其徒弟殴打致残。

东黄寺内佛家弟子的住所

从1922年左右，北洋政府吴佩孚的军队进驻西黄寺。《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达赖庙部分各殿宇僧房均因年久失修，日就颓废，加之自民国十二、三年以来屡次驻扎军队，又被摧残拆毁，佛像器物，一无所存，满目荒凉，凌乱不堪＂。

时年西黄寺内天王殿已毁坏无存。清静化城塔院除大雄宝殿在庚子年毁坏夷平外，其他殿堂也有腐朽坍塌。殿堂檐脊上已长有荒草，地面上也是野草丛生。

西黄寺航拍图（二十世纪初叶拍摄）：

西黄寺都罡殿

西黄寺殿堂：

1912年，北洋政府袁世凯加封七世敏珠尔为“广慈弘教净照禅师”名号，并赏黄缰。1921年，北洋政府蒙藏院颁发了铜制汉、蒙、藏三体文的"敏珠尔呼图克图管理所属僧众札萨克喇嘛卓特巴之印"，七世敏珠尔活佛在东黄寺驻锡供职‌。

从1926年至1931年，七世敏珠尔经常往来于青海、内蒙、南京和上海等地，主持职事教务。东黄寺虽有兵扰，寺僧管理尚好，但已无财力修缮殿堂。

寺院内殿院建筑木漆脱落，前院及东侧殿房有些破败。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止，双黄寺虽勉强恢复祈愿，但规模日渐缩小。1921年（民国十年），七世章嘉活佛率喇嘛四百名参加西黄寺正月法会，到1924年时，法会跳布扎打鬼活动也停办，成为了陈迹。至此，北京只剩雍和宫一处尚存活动。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紧张，于1923年离藏进京。1925年2月20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到京，见西黄寺殿堂荒废，且有驻兵于内，所以驻锡于中南海的瀛台。1927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福佑寺设立了"班禅驻平（京）办事处"。组织人力只修葺了清净化城塔院，重建了庚子年损毁的大殿。

重建的清净化城塔院大殿，缩减了规模，类比原大殿的重檐，改为了单檐。大殿前的地面上，似乎还保留了以前安设铁鼎炉的位置。

清净化城塔院（现大雄宝殿新照）：

此后，清净化城塔院一直由班禅驻京办事处派人管理，亦在此举办法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一直在北京、杭州、上海、沈阳等地搞佛教活动，并多次举行大法会，祈祷中国抗日胜利，祈祷世界和平。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西黄寺做法事：

1924年3月，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圆寂，外蒙古当局废除其转世制度。

这样，蒙藏四大活佛，变成了三位。1929年，国民政府特准七世章嘉活佛在全国南京、北平、太原、张家口等地设立＂大国师章嘉活佛办事处＂。1932年，章嘉活佛被任命章嘉活佛为蒙旗宣化使，成立蒙旗公署，同时署理京城内外喇嘛事务。七世章嘉活佛成为整个蒙古地区（内外蒙古）和华北地区的宗教领袖。

在1932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雍和宫设立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确认东西黄寺管理权限：西黄寺划归该委员会管辖；东黄寺划归敏珠尔活佛管辖；清静化城塔院划归班禅驻北平办事处管辖。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先后侵入热河、山海关、唐山、天津，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1933年长城抗战后，日军已经到达北平郊区，局势更加恶化。

到1935年时，东西黄寺的状况都不是很好。

《雍和宫导观所刊物》记载，1935年左右，由于年久失修，东黄寺天王殿、关帝殿、菩萨殿、护法殿等主要建筑及百余间僧舍，＂或墙壁坍塌，或屋顶渗漏，或装修残缺，或佛像破毁，遍地瓦砾，已不复如昔时之壮伟整齐矣＂。

东黄寺大雄宝殿：

西黄寺也是一样，殿堂损毁越加严重。

西黄寺大雄宝殿：

西黄寺东、西配殿和碑亭：

西黄寺都罡殿

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北平，东西黄寺不可避免受到战争影响和破坏，再次受到劫难。

〈文中除绘图外，采用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