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周为古田东屏先生《南岳唱酬集》作序，谈朱熹与南岳文脉

山高水长

《镌南岳唱酬集序》译文

我杨德周为《南岳唱酬集》作序。这座古老的城邑地处万山深处，历代贤人名士兴衰交替。在宋代绍兴年间，林东屏、林草堂两位先生兄弟崭露头角，他们在朱熹讲学的地方授业，与蔡季通齐名，其道德学问的渊源清晰可寻。县城北面有一座书院，题名为“溪山第一”，这是朱熹的手迹，如今虽然真迹已失，但笔法依然刚劲有力、合乎法度，这里就是当时诸位友人讲学的地方。后人在该地建祠祭祀朱熹，让二林先生配享。我有幸来到此地任职，时常凭吊山川，缅怀往昔的贤达。然而急切之间却鲜有人能回应我对古代文化遗迹的探寻。近来，为纪念在建文年间去世的林剑溪先生，将他祭祀于学宫。他的后人向我展示了《南岳唱酬集》，此集收录了东屏先生与朱熹、张栻两位先生游览衡山时的唱和之作。林剑溪先生是东屏先生的九世孙，他们的道学与忠节前后辉映，这本集子也如天犀、月轮的一角，能让人略窥其风采。

我不禁感叹，大贤之人精神长存、教化深远，豪杰之士相互响应，共同传承道统的薪火。当时党禁正严，但跟随他们求学的诸位先生始终坚守操守。他们登山临水时，那种如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般的游咏之趣仿佛仍未消散。如今看张栻的记载说：“我们几个人在数日间也荒废于作诗了，事情无论大小美恶，若任其发展而不回头，都会使人丧失志向。”朱熹也说：“诗并非不好，但怕它使人放纵而生出祸患。”连作诗都怕荒废，更何况比作诗更易使人荒废之事，若让诸位先生看到该如何呢？圣贤以如临深渊般的谨慎之心修养身心，绝非后人的学问所能企及。

大道的传承有断绝也有延续，有人为主盟者，有人为辅助者，有人为表彰者。自古以来，良好的风气和传统虽有时衰落，但长久之后必定会重新兴盛。即便历经战乱、焚毁、侵蚀，也会突然显露、重新出现，终究不会完全消失。我朝重视文化、阐扬幽微，对于贤人名士的遗著、忠节之士的事迹，无不彰显光大。玉田祭祀的大典已祭祀了林剑溪先生，如今又再次刊刻这本集子，记录姓氏、传播事迹。我怎敢妄自以表彰者自居，倘若能让听闻此事而向往的人，进而成为辅助者，甚至成为主盟者，诸位先生定会神灵护佑。而像我这样愚笨之人，自认为是门外汉，不敢附于弟子之列。像杝若子武先生的《蒙谷集》、扩之先生的《草堂集》、邵景之先生的《玉波集》、余古之先生的《克斋集》、程宝石先生的《盘涧集》，都无法寻觅到原本，希望后来志同道合之人能搜寻采录这些散失的文献。今日得以保存的文献，日后也必定不会消亡，我日夜期盼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能得以传承。

　　《刻晦翁与林东屏先生书及遗事序》译文

我杨德周刻完《南岳唱酬集》后，从徐兴公处借得一些书籍，获得了朱熹与择之先生的书信及一些遗事，决定将其编为后卷，并赘言几句。自汉唐以来，能集诸儒之大成者，有谁能超过朱熹呢？那些学问浅薄之人，尚未进入圣贤之门，就肆意辱骂、诋毁，毫无顾忌。若实在无法自圆其说，就说自己是朱熹的功臣。以名教的标准衡量，这是有罪之人，何谈功臣呢？在当时，人才辈出，大半出自朱熹讲学之处，他们内心真诚悦服，并非有人强迫，与贤德之人相邻而从学。那些追随朱熹的贤士，对他的敬仰如同祭祀祖先般虔诚，其风范流传千古。士人们为何如此不谨慎呢？

对所学之道诚心归向啊，周君（这里的“周”可能是某个人）细细探究当时所传授与接受的精微言辞，那些如同心灯意蕊般的话语有别样的领会，而茗柯（可能也是某个人）摸索着进入其中的玄妙境界。像我这样不聪慧的人如周君一般，也仿佛有所触动，何况那些具有敏锐根性的人，能精妙契合且勤奋修行而不昏昧的人，文章能流传不朽的人，他们的心神难道会渺小吗？有人说前卷以诗歌行世，此卷以学问训诫，《离骚》与儒林之事本就可一同记载吧？周君回应说，西河（可能是指顾炎武等西河学派代表人物的相关事迹或学问）的学业以四首诗作为专门的门类。

那景物虽然美好，怎比得上性灵之美，流连于景物容易使人荒废，不如深入探寻。如今取各位先生的书卷，诵读诗歌、研读书籍、与古人为友、谈论世事，反复研读之后，便知道不必将诗与学看作截然分开的两回事了。那些秉持诚正之心的青子（可能是某个人），如果是行事偏颇之人，确实应该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束之高阁，而真正的大儒、贤儒能超脱于那些假冒伪劣、见识短浅之人之外。

像各位先生这样，学术纯粹则心术端正，那么治国之术必定不至于害人，即便遭遇如同“二旦”（这里不太明确具体所指，可能是某种特定的事件或情境）这样的事，又怎知贤能之人尽力之时，不会彰显出君子学道的成效呢？这样的人胜过那些轻薄浮躁、浅薄无德之人万倍啊。如果说这只是称述篇章、迂腐地谈论性命之学，那么世上必定有能辨别其是非的人。

南岳酬唱集一卷附录一卷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十“总集类二”，

（清）纪昀撰，武英殿本，第6页

《南岳酬唱集》一卷、附录一卷，是编修汪如藻家的收藏本。这部集子收录的是宋代朱熹与张栻、林用中一同游览南岳衡山时相互唱和的诗作。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是古田人，曾跟随朱熹学习。

这部诗集创作于乾道二年（公元 1166 年）十一月，集子前面有张栻撰写的序言，他说自己在湖湘地区往来已经二十四年了，一直梦想着能一睹南岳衡山的胜景。乾道三年丁亥（公元 1167 年）秋天，新安的朱熹到湘水之畔来拜访他，于是他们便一同前往南岳游览。朱熹在诗题中称张栻为“张湖南”，大概是因为张栻当时在衡山、湘水一带任职，所以才有这样的称呼。然而《宋史·张栻本传》中，只记载了张栻在宋孝宗时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来又担任江陵府知府，负责安抚本路，并没有提及他曾在湖南任职，怀疑史书中有遗漏。

他们这次游览从甲戌日到庚辰日，一共七天。朱熹在《东归乱稿序》中说，这次游览共创作了一百四十多首诗，张栻的序言中也说有一百四十九篇。但如今这个版本所收录的只有五十七题，拿《朱子大全集》来参照校对，《朱子大全集》中记载的也只有五十题，还有《朱子大全集》里有的诗而此本却遗漏未载的情况。而且每一题都是三人一同赋诗，按照五十七题来计算，也不应该说是一百四十九篇，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错乱不符的情况。

另外，集子中的联句常常缺失作者姓氏的标题，其他诗也大多依照《朱子集中》的题目，甚至有题目写着“次敬夫（张栻的字）韵”，但实际上这首诗却是张栻所作，大概是传抄的人出现错误、有所脱漏，并非当日的原本了。

集子后面附有朱熹给林用中的书信三十二篇、林用中的遗事十条，以及朱熹为林用中写的字序二首，这些内容都不是这部集子原本应该有的。或许是林氏的后人增添的吧。然而，以“南岳”作为标题，却广泛涉及到其他地方的书信；以“唱酬”为名，却过多记载平日的讲学议论；以三人的合集形式，却单独累赘地记载林用中一人的言行，这些都不符合体例，姑且因为原本就有这些内容，所以保留下来罢了。

这段文字主要是对《南岳酬唱集》及其附录的介绍与考订。作者先说明集子的基本信息，包括收藏者、作者和创作背景。接着依据张栻序言和朱熹相关记载，对集子创作情况进行说明，并指出《宋史》记载可能存在的脱漏。然后通过对比不同版本收录的诗题数量，发现集子在流传过程中存在错乱不符的问题，还指出集子在传抄中出现的标题等错误。最后对附录内容进行分析，认为不符合原书体例，但因原本已有而予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