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分田到户了

伏枥老骥

一、终生不忘1976：

一个生产队长的分田单干冒险

山雨欲来：1976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前夜。农村集体化经济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疲态。作为福建省古田县平湖公社罗洋生产队的队长，我亲历了那个特殊年代农村的艰难岁月。

在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1976年夏天，生产队面临着早稻熟透烂在田间与晚稻插秧期限临近的双重危机时，我做出了在当时是违背中央政策的决定。

罗洋生产队位于闽东山区，全队180人，36名队员，有水田约110亩，几乎都是种植双季稻。

那一年，我们生产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年初的倒春寒导致早稻播种推迟了十多天，夏季又遭遇连续阴雨，稻瘟病蔓延。更严重的是劳动力流失问题——原本36名壮劳力中，有十多个年轻人到外做木工做泥水工了，剩下的年轻人只有十多个加上老弱者不足二十人。

二、迫在眉睫：早稻烂田里，秧苗拔节了

夏收夏种的关键时刻，依农时，早稻成熟了，必须在大暑前收割完毕，可眼下缺人收割入仓；晚稻秧苗开始拔节了，若再不及时移种大田，就会减产甚至绝收。而且晚稻必须在立秋前十天移栽大田。

作为生产队长的我能不心急如焚！？

我蹲在田埂上，看着眼前金灿灿的稻浪和秧苗田里已经就要拔节的秧苗，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我自言自语地，“得马上想办法！”

目前的进度，至少还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双抢”任务。而集体劳动方式根本无法完成“双抢”任务。

那天晚上，我在昏暗灯下翻看着生产队的工分簿，心里算着一笔账：按照现在的进度，早稻至少有三成会烂在田里，晚稻插秧错过农时，产量至少要减半。

窗外，蛙声一片。我望着漆黑的夜空，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作为生产队长，我既不能违抗上级的集体生产指令，又无法眼睁睁看着粮食烂在地里让社员挨饿。这种矛盾在1976年的中国农村比比皆是，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和顺从。

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悄悄把田分到各户，让大家为自己干活，会不会有转机？这个念头让我既兴奋又恐惧。兴奋的是这可能真的解决眼前的危机；恐惧的是万一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那个不眠之夜，我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冒险一试。毕竟，让社员吃饱饭才是最大的政治，与其坐等灾难降临，不如放手一搏。只是我没想到，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我们生产队那个夏天的命运，也让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村改革前夕的阵痛与希望。

三、绝境求变：一个生产队长的冒险抉择

连续三个不眠之夜后，我不再犹豫不决。1976年7月16日晚上，我悄悄召集了生产队里几位有威望的遇事有想法的队员，在我家后书院召开了秘密会议。参会的共有6人。

我开门见山，“情况大家都清楚，按现在的进度，我们的早稻至少要烂掉三成，晚稻插秧也赶不上季节。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办法，尽快收粮尽快插秧。”

沉默、寂静，在那个年代，对集体生产方式的任何质疑都可能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要进学习班的。

最终是年过六旬的“智多星”六叔打破了沉默，“我从没见过成熟稻谷烂在地里，秧苗在秧田疯长的现象！”

“问题是现在没人干活，”一向遇事都能想出办法的日润说，“留下的人手忙不过来，外出的人又叫不回来。”

阿梓谨慎地说：“上个月县里刚发了文件，强调要维护集体生产，禁止任何形式的包产到户。我们要是乱来，恐怕……”

我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今天叫大家来，是要想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我有个想法，大家听听看行不行。”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那个在当时足以让人失去自由进学习班的方案：

“第一、把现有的劳动力分成四个小组，包片负责早稻收割，三天内必须完成；

第二、晚稻插秧不再集体劳动，把任务分到各户，连化肥农药都分下去，让各家自己负责自己的田。收成后，该交公粮的交公粮，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各户所有。”

“所以我们得保密，”我环视众人，“只在队内执行，对外还是说集体劳动。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愿不愿意冒这个险？”

长时间的沉默后，日润第一个表态：“我赞成。天大的事，吃饱饭最大。”

“我也同意，”人称“党委书记”的峦叔表情冷峻，“总比饿死强。”

最终大家都同意试一试。约定明晚召开全体队员会议，但只通知是布置“双抢”工作，不提前透露真实方案。

两小时后，秘密会议形成了决议：

1. 早稻收割：将现有16名劳力分为4组，每组承包25亩稻田，三天内完成收割任务；

2. 晚稻插秧：按人口将110亩水田划分为42块（平均每户约2.2亩），化肥农药按田亩分配；

3. 分配原则：保证公粮和集体储备后，剩余粮食归各户所有；

4. 保密措施：对外仍称集体劳动，各户不得对外宣扬。

第二天晚上召集全队开会，宣布：

1.分四队包片收割早稻，三天完成。

2.晚稻插秧，分田到户，单干。连化肥农药都全部分到各户。

3.立秋前十日务必完成。

4.对外一致保密。

当我宣布“分田到户”的决定时，现场先是一阵寂静，随后是各种声音：惊讶的高兴的。我看到几个老人的眼里发亮——他们已经太久没有为自己的土地耕耘了。

最后我郑重地宣布，大家必须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而且绝不能对外说。

会议结束后，我和队委连夜制定了详细的分田方案。为了避免争议，我们采取了最原始的抓阄方式分配田块，好田差田搭配，确保相对公平。同时，让会计做了两套账本，一套对外应付检查，一套对内记录实际分配情况。

四、变化是立竿见影的

决定实施的第二天，罗洋生产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没有空洞的政治口号，有的只是对丰收的渴望和对温饱的追求。

天还没亮，村里就热闹起来。多年未见的情景重现了——家家户户早早起床，磨镰刀的磨镰刀，修农具的修农具。当太阳升起时，四个早稻收割小组已经下地干活，而各户当家的则忙着查看分到的田块，计划着晚稻插秧的事宜。

一天劳作结束了。以往集体劳动时，一天只能收割5亩早稻，而现在每个小组一天就完成了8亩左右。更令人惊喜的是，收割质量明显提高，稻穗掉粒和遗留现象大大减少。

“峦叔，你看到了吧。”第三天傍晚，当我站在村口的小山坡上，望着几乎全部收割完毕的稻田时，忍不住感叹，“同样的这些人，同样的这些田，只是换了个方式，效率就天差地别。”峦叔点点头，语气充满感慨：“是啊，以前出工不出力，现在是为自己干活，劲儿当然不一样了。”

奇迹：分田到户带来的惊人效率。

早稻收割的四个小组一天就完成了33亩的收割任务，远超集体劳动时期每天的平均水平。以此速度三天差不多就收割全部早稻。

晚稻插秧的准备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各户当家的利用早晚时间整地、平田，为即将到来的插秧季做准备。

到第四天傍晚，统计结果让所有在现场的人都难以置信：110亩早稻全部收割完毕，稻谷已晒干入库；晚稻插秧已经开始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赶上了农时，还能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十天！

更令人惊喜的是产量。经过粗略估算，今年早稻平均亩产650公斤，比去年增加了近100斤；而晚稻秧苗的质量也好于往年，为丰收打下了基础。如果保持这个势头，秋收后社员的口粮将比去年增加三成以上。

第五天傍晚，一个意外的场景让我很感动。当我走到村后张家垅梯田时，看到有几户人家不约而同地在朦胧夜色中翻地整平。微弱的火光映照着一张张专注的面孔。

“立秋不等人啊！”黑暗中有人回应，“趁现在有月亮，多干点！”

明天就可以开始插秧了！

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农民不是没有生产积极性，而是被不合理的体制束缚了手脚；土地不是不长庄稼，而是缺乏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仅仅给了他们一点自主权，就激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第六天上午不断传来好消息，我放下自己家里的活去周边看看。哪儿都是热火朝天的秋种气象。

插秧，以往集体插秧时常见的"蜻蜓点水"现象（指秧苗插得浅，容易漂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浅合适插得稳，户户都想把自家的田种得最好。

田里传来有节奏的插秧声和水花的轻响——这是一幅充满活力的农耕画卷！

第七天上午，我和日润去田间走走，烈日下大家都在埋头插秧。

看情况今天全队完成任务是没有问题。

我和全队是在万般无奈下，不得不实施了“分田到户、单干包产”的方案，短短七天就奇迹般地完成了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

可是我们这一“离经叛道”之举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生存危机，却让我陷入了政治漩涡，遭到县农业局下乡住队干部和大队党支部的严厉警告。

晚稻因为赶上农时而且各家各户管理到位，最终获得大丰收。这是后话了。

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一次冒险，更是中国农村变革大潮中一朵早开的浪花。四十九年后回首那个夏天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集体化末期农村困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的民间实践之一。

那个夏天创造的奇迹仿佛一场梦，醒来后又是熟悉的集体磨洋工。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扑灭，人们重新陷入消极和无奈。

“队长，明年怎么办？”秋收后的一个傍晚，老六蹲在打谷场边，闷闷不乐地问我。

我望着远处暮色中的山峦，久久没有回答。是啊，明年怎么办？继续集体磨洋工，看着粮食烂在地里？还是再次冒险“分田到户”，面临严厉的处罚？

五、历史回响：集体化困境与改革必然

1976年罗洋生产队的“单干”风波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那段经历留给我的思考历久弥新。我们当时的冒险尝试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中国农村集体化困境的一个缩影，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的民间尝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最大的问题是劳动激励不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普遍的生产效率低下。在我们罗洋生产队，集体劳动时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割5分地稻谷，而为自己干活时能割1亩多。

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人民公社体制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和剩余索取权，使农业生产脱离了最基本的利益驱动机制。正如1976年我们生产队的情况所示，当社员与土地之间缺乏直接的利益联系时，再多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也难以激发真正的生产热情。

那个夏天，我们仅仅给了农民一点点自主权，就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这一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的尝试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时间更早，规模很小。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秘密签订"大包干"协议，将土地分包到户，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奇迹。而我们在1976年的实践，实际上已经验证了同一条真理：农民一旦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和劳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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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我们的“分田到户”被官方定性为“资本主义倾向”，但其中蕴含的恰恰是最朴素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在集体统一劳动时，懒汉和勤快人得到的工分相差无几，实际上是对勤劳者的剥削；而家庭经营则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应有之义。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1976年中国的农业正处于转型前夜。一方面，集体化农业已经走到了尽头，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全国有2.5亿农民处于温饱线以下；另一方面，民间自发的改革尝试此起彼伏，除了我们罗洋生产队，四川、安徽、甘肃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这些基层实践虽然暂时受到压制，但它们如同地下的岩浆，蓄积着变革的能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到1983年，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我们罗洋生产队也在1980年正式实行了“包干到户”，从此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集体统一劳动。

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做法，短短几年后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而那些坚持“正统”的人，也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转变立场。这说明：评价任何制度和政策，最终标准只能是实践，是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能否改善人民生活。

四十九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罗洋村早已旧貌换新颜。集体生产的钟声成了老一辈人的记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已升级为更加完善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但1976年那个夏天的经历，依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它不仅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中国农村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回望那段历史，我坚信：真正的改革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理论设计，而是源于基层群众的实践智慧；不是上级恩赐的政策红利，而是普通人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艰难探索。1976年罗洋生产队的“单干”冒险，虽然短暂而曲折，但它见证了中国普通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为挣脱体制束缚所付出的勇气和代价。

今天，当我看到年轻人通过手机APP管理农田，看到大型收割机在广阔的田野上驰骋，看到农民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我常常想起那个夏天做出的冒险决定。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意义——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而我们这些亲历者所能做的，就是把那段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改革来之不易，知道中国农民为这个国家的变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