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蠡测（50）士

吼吼

说起“士”，自古以来涉其话题举不胜数。其中，一定会有《史记》中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绝唱，或是《明史》中正德朝阁老王鏊“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的铮铮谏言，还会有《论语》中儒家四圣之一曾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深沉喟叹……这每一句话的背后，浸透着的是忠诚、正直、谦逊和坚韧不拔，回响耳畔总会令人有一种血脉觉醒的冲动。

其实，在周代“士”是最低层的贵族，通常为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宫廷和基层官署中担任职事官，若有战事还要保卫国家。到了战国时期，“士”多为儒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士人组成，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士”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一个具体的阶层概念，更是一个蕴含丰富道德寓意的精神符号和坐标。《论语》中“士”总共出现过十五次，孔子及其弟子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场合，对“士”作了不同维度的解答，大致有三。

其一，针对子贡问士，孔子定义了“士”的标准。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kēnɡ，像石块那样坚硬）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āo）之人（器量狭小的人），何足算也？”

孔子认为“士”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站在国家角度而言，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士”的完美准则。内，能行己有耻，克己复礼；外，可格物致知，使于四方。内德外能，相辅相成。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政治精英。第二个层次站在家族角度而言，是“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士”应是孝悌的榜样，能尽忠家庭和宗族，在乡里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三个层次站在个体角度而言，是“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作为“士”行为和修养的底线，要言而有信，果敢行事，成为一个诚实守信、当担勇毅之人。当然在孔子眼里，如果是浅见固执（硁硁然）之人，那就是市井百姓了，至于当时的鲁国季氏当政者，他认为是器量狭小的斗筲之人，根本算不得“士”。

其二，针对子路问士，孔子重点回答了如何维系“士”的关系圈。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sī，勉励督促），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对于子路的问士，孔子从弟子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很质朴的语言给出了相应的答案：做到彼此间相互敬重、切磋勉励、以和为贵，就可称得上“士”。他特别指出，朋友之间重在于相互敬重，切磋勉励；兄弟之间重在于兄友弟恭，和睦相处。过于亲近就难免变得庸俗，过于疏远又有可能招致怨愤，所以孔子刻意提出了“切切偲偲”和“怡怡”的原则要求，核心要义就是儒家的忠孝仁和思想。

其三，在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孔子描绘了“士”的最高境界。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志士”在《论语》中仅出现过这一次。这里孔子将“志士”与“仁人”并列，就是把“士”的终极理想提到了“仁”的高度。在他眼里，真正的“士”，承载着道行天下的神圣使命，应该把“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才是“士”应有的最高境界。对此，曾子也旗帜鲜明地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张更是高呼“见危致命，见得思义”才是真正的“士”。

当然，有主张，就会有反对。孔子还对两种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士应立志追求真理，若过于关注物质享受，则不值得与之论道。所以，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还要求，士不应贪图安逸，而应志在四方，为国家效力，积极弘道。故而，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他批判的出发点，正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士”之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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