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八七会议旧址有感

诗书剑

踏着前辈的足迹（4）

1980年2月24日下午，天下着小雨。在好友邱先生和彭女士的陪伴下，我和未婚妻来到了汉口鄱阳街139号，参观八七会议旧址，就此思索一段扭转中国革命局势的关键历史。

八七会议旧址，于1978年8月建立纪念馆，开始对外开放。内容主要有恢复后的会议场址，桌椅的摆放都依照当年的场景；300余件文物、照片和珍贵历史资料，以传统展柜和图文版面来展现。

　　《告全党党员书》等文稿复制件

我怀着庄重的心情，仔细端详会议室里的每一件设施，认真观摩那些承载历史记忆的文物。随后，我的目光聚焦在《告全党党员书》的原稿复制件上，认真地阅读起来。《告全党党员书》开篇便点明“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危险时刻召开的紧急会议：“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到了极艰巨的磨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

阅读着这些文字，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思向了1927年，那个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黑暗年份。

1927年，国内局势风云突变，中国革命的航船在狂风巨浪中岌岌可危。4月初，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等国民党将领秘密谋划，决心以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搞突然袭击。4月11日夜，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青帮头目杜月笙诱捕并残忍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这位年仅26岁的共产党人，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首位党员。次日，蒋介石在南京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瞬间陷入血海，短短三天，300多名工人惨遭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随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毛泽东等19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列入通缉名单。此后，四川、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纷纷以“清党”之名大肆屠杀；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部疯狂捕杀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首领汪精卫公然背叛革命，对革命者举起屠刀；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大肆镇压进步力量，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31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其中党员2.6万多人，萧楚女、陈延年、夏明翰等众多著名革命活动家先后牺牲，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锐减至1万多。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整个中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成立仅六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在这革命的生死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未来的斗争方向，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由于当时局势极为险恶，交通又极为不便，只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等共21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李维汉、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任弼时等重要人物，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两名俄国同志也参与其中。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因形势紧迫，仅历时一天，议程主要集中在三项：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罗明纳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党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领导权、忽视农民运动等严重错误，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必要性。随后，毛泽东、邓中夏等同志相继发言，言辞激烈地批判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关键方面，直击问题的要害，特别强调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著名论断。

随后，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提出今后工作要注重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紧密团结群众，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特别强调要通过土地革命来凝聚力量，点燃武装反抗的烽火。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了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党的首要任务是在广大区域筹备农民总暴动。

在组织方面，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瞿秋白等9人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7人为候补委员；会后临时政治局又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同时决定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派遣骨干力量分赴各地领导革命，其中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返回湖南，筹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作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召开的关键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为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方向——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让全党在白色恐怖中重新燃起斗争的勇气，直接推动了秋收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的重要起点。

然而，八七会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倾观点的影响，再加上党内“左”倾情绪的滋生，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未能注意防范“左”倾，对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分析，助长了冒险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组织上还出现了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苗头，这些“左”倾隐患为后来的革命发展埋下了伏笔。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志亲笔为八七会议纪念馆题写馆名，这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重视，更是对革命精神传承的殷切期望。1982年，八七会议会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我又多次来到这座意义非凡的纪念馆，见证了展品逐渐增加，展览形式逐渐更新的过程。每一次来到这里，观看馆内的展品，阅读那些珍贵的文件，我都有新的感悟。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能够在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实现拨乱反正。党不仅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为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其中，为瞿秋白同志实事求是地平反昭雪，尤其令我感动。

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中国革命陷入了低谷。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党内职务，选出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然而，瞿秋白在主持工作期间犯了“左”倾盲动错误。1934年他到达中央苏区任职，中央红军长征时被留在瑞金。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不幸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他牺牲前写下《多余的话》，倾诉了自己内心复杂的情感，却在上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恶意刊载。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污蔑为“叛徒自首书”，瞿秋白遭到恶意抹黑，连他的墓也被砸毁。文革结束后，中央展开深入调查。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转发报告，明确《多余的话》并无出卖党和同志的内容，瞿秋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

2001年，八七会议纪念馆成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它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持续向后人映射着那段危急时刻里，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血与火中实现伟大转折，在顽强抗争中奋勇前行的历史，成为传承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窗口。

每当我回想起在八七会议旧址参观的经历，心中总是涌起对革命前辈的无限敬意，也更加坚定了我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