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往事 🔥火热的寒冬🔥 合集

锁清秋

大东北的秋季，短的跟眨眼似的，稍不留神，秋天就已溜得无影无踪。冬天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老早就不请自到的走进了大山，像主人似的时不时就给大山来点颜色，不是刮一场狮吼般的西北风，就是来一场根本停不下来的鹅毛大雪。

大山里的候鸟们紧随着秋天的脚步，也悄悄溜走了。留下过冬的，大多也进入了冬眠。空气仿佛随之安静了下来。

整个大院，除了每天起床、出操等固定的军号声，便是那群始终没能闲下来的、放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发出的声响。

清晨，迎来了冬季的第一场雪。前一天夜里，就感觉原本安静的大山越发沉寂了。母亲坐在炕头，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自言自语道：“今晚怕是要下雪了。”她并非听了天气预报，只是凭着以往的经验而已。

说罢，她起身下炕，出去抱了些干柴，又提了些煤炭回来。雪果然下了，应验了母亲的猜测。

雪后的冬天，安静的怀疑自己的耳朵。

早饭后，天色稍亮，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便结伴出门上学去了。

气温逐日下降，连去趟厕所也得戴上大棉巴掌，不然冻僵的双手就连提个裤子都不好使。

流经大院的那条小河逐渐封冻，冰面一天天扩大。

初冬的头几场雪，还能融化。早上迎着洋洋洒洒的小雪去学校，中午放学时，雪已停了。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融化的雪水让山路异常泥泞，稍不留神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泥里也是常有的事。

寒冷的冬天，就这样理直气壮的到来了。

接下来，那群放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除了上学读书，还有许多与这座大山、与这个冬天相关的事情正等着他们。他们将用他们的智慧与热情迎接这寒冷冬季里的一个接一个的考验，并将所有的故事串起他们整个冬季的精彩。

冰面上的快乐～单腿驴

眼见小河一天天封冻，冰面从最初的两三米宽，渐渐拓宽到了四五米。放学归来的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抄起冰车就冲上冰面，开始了新一年的“冰面初体验”。

有人开了头，便立刻有人跟上，没一会儿功夫，冰面上就聚满了大大小小的身影——其中不乏女孩子的身影。

部队大院里，不少女孩都带着几分“假小子”的劲儿，不仅一样能吃苦，还练就了一股豪爽气概。

自从住进这大山深处，每年冬天，这条小河封冻后就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滑冰场。几年下来，这群大山孩子的冰车也经历了“长足发展”。自从住进了这大山里他们动手动脑能力是与日俱增，脑筋转动的就像传动轴上的珠子一样飞快。他们的大脑与身躯配合着在这寒冷的冰面上燃烧。冰车，这样说吧，也就是这帮孩子们的冰上用品年年都有新花样。在这个非专业的“冰场”上，感觉每年都会上演一场“年度冰车大展”。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交流切磋，脑洞大开，总有新设计在“车展”上亮相。就连我们这些不太敢下场滑冰的女孩子，也会兴致勃勃地前来观战、点评一番。

这一年“车展”上，就亮相了一款极其小巧灵活的新车，孩子们赐名“单腿驴”。这名字和它的外形结构直接相关：人得蹲在上面，一手握一根类似捅火用的“火杵子”来掌握平衡。那时候专业的滑冰工具极其受限，更别说这偏僻的大山里了。没有滑冰专用杆，就用“火杵子”代替。冰车主体是一块约20x30cm的木板，下方固定着一片约30cm长的加厚钢刀片，木板后上方再钉一块小木板作支撑。光是固定这片刀片，就已很考验制作者的动手能力了。更不用说，在那加工条件极其受限的环境下——制作所需的铁钉，都是孩子们用钳子从部队废弃木箱上一个个费力拔下来的。拔下的钉子常常歪歪扭扭，得用小锤子一点点敲直。这些“再生”钉子用起来更是技术活：锤重了，钉子会再次弯折，又得拔下来重敲；锤轻了，又钉不进木板。但这群大山里的孩子，办法总比困难多，似乎就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

“单腿驴”一经问世，立刻点燃了那些善于挑战的男孩子们的激情，纷纷效仿制作，一时间各种配置的“单腿驴”一一登场亮相，一个“单腿驴”竟激发出这群大山孩子们的无穷创造力。然而，驾驭这“单腿驴”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即便是大些的男孩子，也常在冰面上摔得人仰马翻，滑出老远，更别提小一些的孩子了。有时摔得结结实实，疼得呲牙咧嘴，可那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上来，硬是能忍住不掉一滴眼泪。

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并非孩子们与生俱来，而是几年来大山的赐教。

天色渐晚，一些大一点的孩子纷纷回家写作业去了，剩下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也被母亲或哥哥姐姐纷纷领回去了，冰面上结束了短暂的狂欢。

寒冬腊月，冰封千里，可这条冰河，偏让大山里的这群孩子心里暖了起来。积雪压弯了枝头，寒风卷着碎冰碴子往骨缝里钻，却怎么也浸不透他们火热的内心。冰面之上，那股向上生长的劲儿正熊熊燃烧，看他们冻的如高原红一般的脸蛋是比炉火更旺的温暖，比阳光更烈的力量。

随着时间推移，冰面上滑“单腿驴”的身影越来越多。那四平八稳的双轨冰车，渐渐就留给了更小的孩子和部分女孩子。

那时候这条冰河就是大山孩子们娱乐、交流、成长的欢乐之地，几乎每个夜晚都不曾见过大人们的身影，父亲在那个不知情的远方，母亲利用这片刻的空余时间，不是在缝缝补补，就是在洗洗刷刷。孩子们早已学会了自我约束，体谅大人，管好自己，甚至是管好弟弟妹妹都已成为大山孩子们融入血液里的一份自觉。

冬天渐深，冰面越拓越宽，这里就是大山孩子们专属的冬季滑冰场。整个冬天都不曾落幕。待到大雪纷飞，它又摇身一变，成了天然的滑雪场这群散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 ，越来越变的无所不能，他们的成长除了受长辈和大院文化的熏陶外，大山也毫无疑问的成了她们的老师，教会了她们认识大山，让她们识了大山里的果实、药材、菌菇、还有给过她们教训的各种昆虫；融入大山，让她们学会了与大山和谐共生，顺应大山的四季变换；大山也教会了他们吃苦和坚强，让大山孩子们学会了用热血去燃烧寒冷，克服困难，也学会了友爱和互助，在艰苦的环境中乐观的生活。

火情失控的惊险

大山里的寒冷，永远都无法征服孩子们心中那片对山野的炽热。这份炽热，在我初一那年初冬的一次“烧山”劳动中，燃烧得格外真切。

那年，我就读于王家堡子一所“戴帽学校”——那是小学初中合并的产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是家常便饭。学校直属生产大队管理，农忙时节，我们这些学生就成了“预备役农民”，老师们也无可奈何。

学校附近的山峦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毛栗子林，分属各个生产队和县级国营林场。而清理这些林子的任务，往往就落在了我们学生肩上。初冬，是给毛栗子林防虫灭虫的黄金时机。漫山草木枯黄，栗子树的叶子也几乎落尽。那些啃食栗子的害虫，狡猾地从树上转移到树下，潜伏在厚厚的枯叶里，准备安然越冬，来年继续作祟。

林业技术员洞悉了害虫的伎俩。他们的对策简单直接：烧山！用一场精心控制的火，将害虫的美梦连同枯叶一起，在睡梦中焚毁。那个年代，许多事都仰仗“人民战争”。生产方式落后，工业设备匮乏，“烧山”这种活计，技术含量不高，工具主要就是铁锨和耙子。

任务要领倒也简单：首先，以每棵树干为圆心，用耙子清理出一米见圆的“隔离带”，确保树根周围没有干叶，防止火苗烧伤树干；其次，在林区边界开辟一条两米宽的“防火道”，隔绝火舌，防止蔓延到邻近山林。技术员稍作讲解，大家就明白了。

前一天接到通知，全校初一以上的同学次日参加烧山劳动。我们这些初一新生，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只觉得既新鲜刺激又充满挑战。老师分配工具，考虑到我们这些部队子弟家里农具不多（像耙子这类工具只有农家才有），便让我们主要负责带铁锨。

劳动要持续一整天，午饭自带干粮。虽然部队供应的细粮比例尚可，部队农场也有自己生产的粮食可做些调剂，但长辈们始终教育我们不许搞特殊化。于是，我们的饭盒里，装的都是供应粮里那些陈年玉米面做的窝头，配上点咸菜。那玉米面口感粗粝，有时甚至带着点陈腐气——毕竟那个年代粮食产量低，还要“备战备荒”以防战争爆发。

上午，风和日丽。打火道、点火、控制火势……同学们抡着铁锨，追着火头在山上山下奔跑。火焰的烘烤驱散了初冬的寒意，暖流在身体里涌动。看着火势在预设的轨道里平稳燃烧，大家起初的忐忑渐渐消散，甚至生出一丝轻慢：控制火情，似乎也没技术员说的那么玄乎嘛！

午饭时分，各自拿出饭盒，就着火堆烤热。农民子弟原以为我们带的定是“好吃的”，待我们揭开饭盒，他们惊讶道：“你们就吃这个呀？”我们则眼馋地看着他们黄澄澄、散发着新粮香气的玉米饼子。她们也大方，常分些给我们尝尝。那新玉米面的甘甜，至今难忘。

午后，风云突变。风力明显加大，还夹杂着不规则的旋风。技术员神色凝重，再次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严格按照部署行动。带队老师也重申了纪律的严肃性。大家不敢怠慢，按要求将原来的防火道再加宽半米，树根周围的隔离带也相应扩大。

确认火道合乎要求后，重新点火。然而，刚烧过不到两棵树的距离，一股毫无征兆的旋风猛地刮来！火焰瞬间失去了方向，被风卷起的燃烧着的枯叶，像被无形的巨铲猛地扬起，疯狂扑向相反的方向——那里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其间还散落着不少极易燃烧的东北油松！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舌如同挣脱束缚的猛兽，眨眼间就窜出去三五米远！“水火无情”——那一刻，这四个字带着灼人的热浪和毁灭的气息，狠狠砸在我们心头！

“快！！”技术员的吼声撕裂了空气。一部分同学在他的指挥下，发疯般冲向火舌肆虐的前方，拼命加宽防火道；另一部分同学在老师带领下，挥舞铁锨奋力铲土，试图压灭地上的火种。浓烟呛人，热浪灼面，火星四溅，每个人都在与时间和风赛跑！

大约半小时惊心动魄的搏斗！靠着拓宽的防火道和大家的奋力扑打，那贪婪的火舌，终于在距离灌木丛仅一步之遥的地方，被硬生生阻断了去路！

化险为夷。事后回想，这场有惊无险的“烧山”劳动，其烙印之深，远非寻常经历可比。那侥幸脱险的瞬间，与其说是我们战胜了火魔，不如说是老天爷在那一刻，微微收起了它狂暴的呼吸。倘若那天的风再大一点点……后果，真的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

许多年过去，技术员那声嘶力竭的命令，同学们面对疯狂火舌时那股奋不顾身、冲向危险抢救国家财产的劲头，依然清晰地烙印在我脑海深处。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热爱集体的年代。如果火势真的失控？这些第一次参加“烧山”、尚显稚嫩的孩子们会退缩吗？答案，在那个炽热的寒冬里，早已写进了他们扑向火焰的身影中——不会！一定不会！

风吹雪

在东北的冬季里，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风吹雪，但每一个这样的日子，如今我的回忆里，都能被大院人用炽热与感动营造出一个火热的寒冬，使冬季不再漫长。

随着冬的深入，寒风已变的肆无忌惮，雪像赶场子似的，一场跟着一场。

最近的一场雪更是在狂风的加持下，淋漓尽致地展露出雪的另一副面孔——气象学称之为“风吹雪”。它与我们印象中柔美浪漫的飘雪截然不同，曾经洋洋洒洒的雪花在狂风裹挟下，变得凶神恶煞。

下午放学，我们一路迎着风吹雪。雪花在风中狂舞，砸在脑门上，如同被割了口子般刺痛。我们不得不低着头，弓着腰，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奋力跋涉在回家的路上。

艰难地踏进家门，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扔下书包上炕暖和，而是赶紧去查看水缸是否还满着。

大山里的孩子对这样的天气早有领教，未来几天休想指望天气回暖。于是，放下书包，抄起扁担水桶便奔向井边。井口原本高出地面约六十公分，一冬天打水洒落的冰凌层层堆叠，已将井台抬升得不足三十公分高了。

站在井口，将水桶固定在长长的木杆上，用力一点点将杆子探向幽深的井底。瞅准一个寸劲，手腕一抖，水桶便“扑通”一声扎入水中。待它翻个身盛满水，再一寸寸吃力地拽上来。这过程稍有不慎，脚底一滑，后果便不堪设想。如今回想，仍不免惊出一身冷汗。可那时，常来这井边担水的，多是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甚至还有刚满十岁的小不点。

在艰难中长大的孩子，成长是全方位的。他们或许不如现在的孩子见多识广，但那份劳动技能，却是当下孩子难以比拟的。在与生存环境的角力中，他们早早丰满了羽翼，即便面对冰封雪裹的井台，也能得心应手地汲取生活的甘泉。

几趟下来，家里的水缸满了，搁在一旁的两只水桶也盛得满满当当。此刻，屋外依旧寒风刺骨，可孩子们的身体里，却仿佛有火焰在燃烧，暖意融融。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悄然在心底升腾。

这时，母亲尚未下班归来。分担的种子早已深深埋进这些孩子的心田，并化作切实的行动。耳濡目染之下，他们已能熟练地生火、添煤、烧水，甚至张罗些简单的饭菜。有时母亲回来晚了，我们会提前备好食材，大大缩短了开饭的进程。

母亲踏进家门，看到满缸的清水和井井有条的准备工作，疲惫的脸上顿时漾开欣慰的笑意，一身的劳顿仿佛瞬间消散。她总会柔声吩咐我们回屋暖和，自己旋即投入紧张的灶台忙碌。望着母亲操劳的身影，我们很自然地围在她身旁，递东递西，默契十足。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饭菜便摆满了炕桌。一家人围坐在暖炕上的小圆桌旁，说说笑笑，开始其乐融融的晚餐。

晚饭后，我们又随母亲一道，抡起镐头，在屋外冻得硬邦邦的煤堆上刨下煤块，将炉子旁的煤池填得满满当当。意犹未尽的弟弟，借着刚吃饱饭的力气，又奋力抡起镐头刨开那些冻得铁硬的煤块。母亲见了，也不忍打击他的热情，待他干了一会儿，才轻声说：“够了，孩子，这些够用好几天的了。”

屋外，肆虐的风吹雪仍在继续。回到屋里的我们洗漱完毕，爬上热炕开始写作业。母亲则坐在一旁，随手拿起毛线，一针一针地打起毛衣，暖黄的灯光下，身影安然。

次日清晨，起床号尚未响起，门外便传来“嚓嚓”的铁锹铲雪声。母亲想拉开窗帘看看，却什么也瞧不见——玻璃窗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宛如一幅素雅的剪绒画，将窗外的风雪世界全然镶嵌其中。母亲立刻明白了：定是昨夜的风将积雪堆堵在了门前，战士们这是在为我们铲出一条出门的路。否则，门都推不开，人更别想出去。

门一开，我们迫不及待地冲出去，想看看这一夜风雪的杰作。只见背风的墙角屋后堆满了高高的雪丘，而风扫过的地方，路面反而裸露着土色，与积雪形成奇异的对比。

与往常一样，吃过热乎乎的早饭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背上那沉甸甸的书包，迎着尚未停歇的风雪，踏上了前往读书的山路。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日子因热爱而快乐，并非与生活环境的优劣有关。”在石碑沟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生活确实给大山里的孩子，尤其是他们的母亲们，设置了无数艰难困苦。然而，正是这份对生活的质朴热爱，让他们始终怀抱着快乐。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院人，纵使自然环境再恶劣，那份根植于互助互爱中的坚韧与热忱，依然能点燃心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即使如今生活早已天翻地覆，那一个个风雪弥漫的岁月，她们从报团取暖中汇聚出的那股火热的精神力量，使漫长的寒冬变的温暖，成为最值得怀念的炽热篇章。每每提及石碑沟的往事，总有无限怀念，怀念那时大院人从“火热的寒冬”里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和人与人之间纯净的质朴情感。

惊恐之夜

冰冷的巧合，温热的人心：邻里守望相助，点燃了“火热寒冬”。

那一夜的风吹雪刚过，还没消停几天。大院里，除行人常走的几条小路被清扫的露出了地面，其他地方仍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天地间蓝白相映，太阳远远的悬在天边，光芒清冷，全然不见昔日的暖意。

一大早，家里的几只大公鸡便伸长着脖子冲着东山上刚探出头的太阳啼叫着，仿佛在质问：“几点了？才出来，还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别说，这几只公鸡不知不觉已过了变声期，近来的啼鸣声格外嘹亮，透着一股子担当劲儿。

午后，天空开始积聚云团，由稀薄渐趋浓厚。待到黄昏时分，云层低垂，整个天空像被扣上了一口巨大的锅盖。我们刚进家门，晚饭还没吃完，天色就已墨黑一片。

晚饭后，查看一下水缸的水位，将其补满，接着再去刨些煤块和黄土回来，把煤池也填到位，这些都是大山孩子们的日常，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自觉。

一些精力旺盛的孩子，饭后在家根本待不住。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环绕军营大院的几座山丘，就是孩子们的娱乐天地。家里的几本小人书——《红孩子》《鸡毛信》《小兵张嘎》——早被翻烂，几乎倒背如流了。没有更多娱乐，他们便互相招呼着，跑到外面玩起了捉迷藏。

黑黢黢的院子里，只有通往厕所、水井和服务社的交叉路口悬着一盏路灯，再就是大门岗楼顶上亮着一盏。其他地方，仅靠一户户窗户里透出的微弱灯光，提供着有限的光亮。孩子们玩兴正酣，院子里却越来越暗。虽然熄灯号尚未吹响，一些早睡的人家已经熄灯休息了。

就在这时，家属委员会的干部们接到通知：当晚将有大雪，气压偏低，要求各家各户务必严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家属干部们立刻分组行动，挨家挨户地敲窗提醒，反复叮嘱不要把煤火添得过满，以免堵塞烟道。这样的警示通知，一冬天不知要重复多少次。然而，煤气中毒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时不时就能听到哪个团的某某家属不幸中毒去世的消息。

虽然大家也都十分警觉，但在那个依靠燃煤取暖抵御严寒的年代，这样的事故似乎总难完全避免。所幸的是，在我们炮团，从未发生过中毒致死的悲剧。

每逢这样的天气，母亲总是格外上心。她会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检查煤炉的咽喉部（炉膛进风口或烟道口），确认是否通畅无阻。

再三确认无误后，母亲吩咐我们该休息了，洗漱完毕，躺在被炕火烘得暖融融的被窝里，这时母亲却没有马上休息的意思，她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每晚都睡的晚一些。她一边借着灯光做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微笑着看向我们。这温暖的情景，始终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嬉闹了一阵子，很快便沉入了梦乡。

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被一阵凄厉的鸡叫声惊醒。母亲已经打开了灯，正低声自语：“怕是黄鼠狼把鸡窝门扒开了……” 她边说边迅速穿好衣服下地，准备开门查看。谁知门刚一打开，她便一头栽倒在地！

我慌忙跳下炕去搀扶母亲。弟弟见状也立刻下地来帮忙，结果自己也踉跄着站不稳了。母亲强撑着说：“我们……怕是中煤气了。” 她看我状态还算清醒，急切地问：“你头疼不疼？”我摇摇头。母亲立刻吩咐：“快去敲隔壁阿姨家的窗，请她来帮忙！”

就在这时，隔壁阿姨似乎已听到了动静，穿好衣服、拿着手电筒赶了过来。她一眼看见我家大门洞开，母亲倒在地上，立刻明白了：“哎呀，准是煤气中毒了！”她先将母亲扶进屋，又迅速推开我们为保暖而溜着缝的窗户，大声叮嘱：“门别关！通风要紧！” 接着，她急忙转身回家叫儿子去喊卫生所的值班医生。

这期间，又有两三位邻居闻声赶来。经过一阵冷风吹拂，母亲的中毒症状明显好转，只是弟弟仍在一旁萎靡不振。几位阿姨帮忙把被黄鼠狼惊出鸡窝的几只鸡捉了回去，还顺带拿着手电筒寻找了一下黄鼠狼留在雪地上的足迹。

很快，值班医生背着药箱赶到了。他仔细查看了母亲和弟弟的情况，确认是煤气中毒，所幸程度较轻，无需特殊处理，继续通风观察即可。医生还喃喃自语到这雪下的很大啊！幸亏黄鼠狼前来偷鸡，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已近凌晨四点，医生叮嘱大家各自回去休息。

医生和热心的邻居阿姨们离开后，我心里却依然七上八下。母亲和弟弟虽然脱离了危险，但都还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照顾她们的重任，一下子落在了我的肩上。就在那一刻，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仿佛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责任与担当，无声地、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肩头，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在这一瞬间长大了。

我有些手足无措，生平第一次学着照顾病人，不知从何下手。幸好阿姨临走前倒好了开水。母亲和弟弟喝了些热水后，弟弟很快又沉沉睡去。母亲虽然依旧头晕目眩，强烈的困倦也席卷着她，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安排道：“门和窗可以关上了，留着小气窗通风就行。你也赶紧上炕，钻被窝里再睡会儿吧。”

这时，房间里的寒气已与户外无异，冰冷刺骨。而我却浑然不觉，只觉得心头紧绷，一阵阵莫名的火热在心中翻涌。直到我钻进热炕上温暖的被窝，神志稍稍回笼，才猛地发现自己的手脚早已冻得像冰块一样。

几乎每一个寒冷的冬天，都伴随着煤气中毒的意外和偷鸡的闹剧。

然而，在黄鼠狼偷鸡的当口，恰好发生煤气中毒，却是偶然中的偶然。事后邻居们总说：“多亏了那黄鼠狼来偷鸡，不然你们一家子，怕是凶多吉少啊！” 可我心里却时常想：真正救了我们命的，或许是家里养的那几只鸡吧。若没有它们，黄鼠狼又怎会寻上门来？

其实，无论是鸡还是黄鼠狼，这些生灵都并无半分救人的主观意愿。这究竟是命运冥冥中的一次安排，或仅仅是寒夜里一次冰冷的巧合？

真正驱散这死亡寒意的，是闻声而动伸出援手的邻居！那破窗而入的冷风，那急切奔走的身影，正是大院人的互助精神，在这个信与疑的边界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迸发的人间温暖，融化了命运的冰冷阴影。

就像暗夜燃起的星火，将“火热的寒冬”烙印成我生命中最恒久的温度。

被遗忘的年度发明人

寒冬腊月，大雪如同天然消音器，将莽莽群山里所有响动悉数吸纳。唯有那嘹亮的号声，依旧执着地穿透风雪，回荡在大院上空，让我们感到每户人家都不曾孤单。

还有那群夏天从老乡那儿买来的小鸡崽。几经寒暑，母鸡们早已出落得羽翼丰满，那几只半大小子似的公鸡，更是抖擞精神，尽显雄风。天刚蒙蒙亮，它们便铆足了劲儿比赛打鸣。个别嗓门还没完全亮开的小公鸡，更是憋红了脸奋力追赶，练得格外卖力。

大院里家家户户都养鸡，且家家都有几只这样精神抖擞的“报晓官”。因此，每一个寒风卷着雪沫子呼啸的黎明，我们都要等着——等着喇叭里的号声和这群吊嗓子的公鸡们，合力把冰封山谷的空气“吵热乎”了，才肯恋恋不舍地钻出暖烘烘的被窝。

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如同夏日的蝉噪在山谷间回响不绝。这喧腾的生机，赶集似的热闹，驱散了深山的寂寥，也让大山里的孩子们，早早便感受到了几分扑面而来的热活气儿。

热热闹闹的鸡鸣声，如同清晨的闹钟，准时唤醒了沉睡的大院。

就在这热闹背后，却有一个无形的影子，搞的大院无法安宁。

自打入冬，群山被厚厚的积雪封困，饥肠辘辘的黄鼠狼，便时常铤而走险，溜进我们这个敞亮的大院。它们的目的再明确不过——惦记着弄几只肥鸡回去填饱肚皮。虽说那次黄鼠狼摸到我们家鸡窝没讨着便宜，多半是仗着那几只凶悍的公鸡反应快、爪子利，加上母亲听见动静后啪地就拉亮了灯。可总共算下来，狡猾的黄鼠狼还是叼走了不少鸡，十回里头少说也有六七回得了手。

被叼走只公鸡，大家伙儿顶多心疼一阵；可要是叼走了即将生蛋的母鸡，那才真叫人心头窝火！

为这事儿，大山里的孩子们可没少开动脑筋，整天凑在一块儿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把鸡舍那扇普普通通的木板门，升级改造成结实又灵巧的“防盗门”。

后来不知是哪位小伙伴，竟真琢磨出个绝妙的法子！一时间大家相互观摩学艺、考察学习，越看心里越痒痒，摩拳擦掌地决定：就趁这礼拜天，把各自家的鸡窝门也给改造喽！这不，没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鸡窝门“升级换代”。

改造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改造结束后竟不知谁谁最先想出的这金点子。

过去那鸡窝门，简陋得很，不过是块木板子往洞口一堵，再在外头压上一两块大石头，自以为万无一失。大伙儿原想着，这么沉的石头，黄鼠狼肯定挪不动。谁承想，那饿急了眼儿的黄鼠狼，发起狠来力气大得惊人，竟让它得了逞。

新改的这“防盗门”，用的是巧劲儿——插销的原理！紧贴着鸡窝洞口两边各往冻土里深深钉下去两根结实的木桩子。挡板呢，就严丝合缝地插进木桩与土墙之间形成的凹槽里。为了双保险，再把原先的大石头照旧压在外头。这下好了！黄鼠狼就算有九牛二虎之力，顶多能把石头扒拉开。可那牢牢卡在桩槽里头的挡板，就凭它那点儿灵性，挠破头皮也拿它没辙！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大院里家家户户的鸡窝门齐刷刷全换上了这“安全锁”。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安全锁”的原创是谁？

许多年后，在一次发小聚会上，我和王敏住在一间客房内晚上唠嗑，东拉西扯无意间就扯到了当年在石碑沟大伙儿一块儿折腾鸡窝“防盗门”的事儿上。我说：“当年那法子也不知道是谁先琢磨出来的？这疑问可在我心里憋了小半辈子！”

发小王敏听了，抿嘴一笑轻飘飘地说：“咳，那点子，是我想出来的呗。”就这一句话，解开了我心头几十年的疑问。

你看，这就是我们大院的孩子。做了好事，帮了邻里，从来都是闷声不响。帮了就是帮了，像呼吸一样自然，谁会特意去张扬呢？大概在大家心底，整个大院就是一家人。既是骨肉至亲，那搭把手、出点力，不都是分内该做的事儿么？既然是分内事，又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呢？

活跃在大院上下的火苗

在冰天雪地的漫长寒冬里，大山深处的这群孩子们，愣是把日子过得充实又热气腾腾。他们就像行走着的火苗，妈妈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他们更是妈妈心底里的温暖。他们不仅自带温暖，还燃烧着大山里的寒冷空气，点亮了夜幕下大山里的黑暗。

那时，我们的课业负担并不重，而大院附近的农民孩子们，放学后总有更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农活在等着他们。我们常常敬慕地看着他们上山劈柴的身影 ，他们把砍到柴火，分别捆成若干捆，搭成马架（注：这种“搭马架”指的是柴捆的“组合形态”：把零散的柴捆像搭架子一样，一捆挨一捆摞起来，再通过交叉、咬合的方式固定，形成一个左右对称、能稳稳扛在肩上的整体。）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左右各三到四捆，一次就能扛六至八捆的柴火。而我们一般仅是一肩一捆，搭一个单层的马架，偶尔有些男生也会扛四捆，左右各二捆，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相比之下我们还相差甚远。当地农村一年四季不论取暖还是烧饭都靠的是柴和，所以他们的柴火垛子往往与房屋的长度高度都差不少，就是宽度略窄一些。可想他们的劳动强度有多大？担水、喂猪更不在话下，样样精通，相形之下，总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

其实，我们做的也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正是这一件件小事，像一颗颗种子，悄然积累着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夏秋时节，母鸡下蛋勤快，家里攒了不少鸡蛋。入冬后，母鸡们陆续“歇窝”，攒下的鸡蛋又没冰箱储存。于是，大院里家家户户腌咸鸡蛋的景象便成了冬日一景。记得头一两年，方法简单直接：煮一大锅盐水，放凉了倒进坛子，再把洗净晾干的鸡蛋小心放进去。这法子虽省事，却有个麻烦——日子久了，捞蛋时水晃来荡去，剩下的鸡蛋蛋黄蛋清就容易混在一起，味道和卖相都差了。

后来，不知哪位巧手的妈妈想出了新招：用筛过的细炉灰拌上盐，再和上黄泥，调成稠稠的“炉灰泥”。把鸡蛋一个个裹上这层“泥铠甲”，不仅蛋黄蛋清泾渭分明，存放也方便多了，不必非得坛坛罐罐，随便一个不怕漏水的脸盆就能装。从洗蛋、和泥到裹蛋、码放，整个过程都少不了我们这群小帮手的参与。久而久之，我们竟也能把这腌蛋的活计从“打下手”干到了“挑大梁”。

在艰苦的日子里创造美好滋味，是妈妈们的智慧。腌完了鸡蛋，又轮到腌山楂了。那时山楂便宜，大约八分钱一斤，附近山里的农民时常挎着两筐红彤彤的山楂来大院叫卖。家家户户都会买上一些给孩子解馋。为了提升这酸果子的风味，妈妈们又琢磨出了腌山楂的法子。操作和腌鸡蛋大同小异，只不过主角从咸盐换成了白糖。过程倒不必像对待鸡蛋那样轻拿轻放，山楂瓷实，不怕磕碰。我在同龄人里是最瘦小的，胃口也不好。母亲不知从哪听说山楂配上五味子能开胃，于是她腌山楂时，总会加入夏天里我们自己上山采晒的五味子干，那独特的酸甜中便多了一丝微辛的药香，成了专属于我的“开胃秘方”。

至于腌，不仅局限于腌鸡蛋和腌山楂这两项上，我们还会协助母亲腌萝卜条、积酸菜等…….，每一个漫长的冬季各种腌制菜，不仅是开胃小菜，更是必不可少的餐桌必备。

有一晚，沉睡中我被窗外持续不断的汽车引擎轰鸣声吵醒。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接到了家属委员会的通知：下班后到后勤去分苹果！原来部队训练的地方盛产苹果，训练结束正好赶上采摘季。他们将射击后空置的炮弹箱，再从果农那儿买些箩筐，利用返回时的空车装满苹果拉了回来。数量是按各家事先登记的需求准备的，基本是每人五十斤的额度，少要可以，多要不行——车装不下。绝大多数家庭都按上限报数。国光苹果，普通的三等果一斤不到一毛钱，最好的一等果也不会超过一毛三分。几乎家家户户都选了五十斤一等果（一箩筐），其余都是三等的。

一等的大苹果，通常被妈妈们珍藏着，留到过年招待邻里。刚分到苹果的头两天，大概是想着孩子们许久没吃上水果了，妈妈们格外“慷慨”，对我们吃苹果基本是“敞开供应”。记得有一回，苹果刚分完，第二天是星期天，孩子们放假，妈妈们却要去单位学习。晚上一位阿姨来我家借东西，顺口说起：“上午学习完回家一看，好家伙，一筐苹果下去半筐了！我问孩子们谁吃了这么多，两个哥哥闷头不吱声，还是小闺女实诚，掰着手指头说：‘我大哥吃了11个，小哥吃了9个，我吃了6个。’”阿姨哭笑不得，“26个可不就是半筐嘛！倒不是心疼几个苹果，是怕他们撑坏了肚子啊！”母亲听了也着实捏了把汗。第二天上班还惦记着问那几个孩子有没有事。结果阿姨笑着说：“活蹦乱跳的，啥事没有！”

这些放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一天里除了端坐在教室的几小时，其余时间手脚几乎就没个消停的时候。家里的重活——担水、劈柴、和煤泥（把煤粉和黄土加水混合成可以糊炉膛的煤泥），样样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更何况，除了干活，我们的“娱乐”也几乎没有坐着完成的。不是漫天飞雪里打雪仗，就是在那条由小河冻成的“冰场”上划着冰车、“单腿驴”追逐嬉闹。

只要遇上一个晴朗的周日，孩子们总会背上箩筐，拎着斧头，不约而同地向山里进发——去打“旮瘩头”。（注：“旮瘩头”是东北方言，指山上树木根部附近因病变或生长形成的坚硬、致密的疙瘩状木质块。冬天里，这种柴火特别受欢迎：上冻后质地更脆，容易劈开；它极其耐烧，火力又旺，是抵御严寒、烧火做饭的上好燃料。）

这一走，通常就是一天。中午啃点自带的干粮，妈妈们还会心疼地塞给我们一个苹果和一个咸鸡蛋当“加餐”。我们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林间寻寻觅觅，目光扫过裸露的树根。冻透了的“旮瘩头”一斧子下去，应声而裂，清脆的声响在山谷里回荡，有时候，斧头也会从斧头把上甩出去，找回来，目测一下，然后借一下同伴的斧头，削一块木楔，把斧头固定在把子上后，再将空隙处将这块木楔凿进，斧头就被牢牢的固定好了，一切都那么轻车熟路。眼看着箩筐里的旮瘩头越装越满。力气大的男孩子，总能把筐子塞得结结实实、冒了尖儿才罢休；女孩子们背个大半筐，也足够她们吃力地走回家路了。

下山的路同样充满“挑战”，厚厚的积雪下暗藏坑洼。不是你脚下一滑摔个屁股墩儿，就是她被树根绊了个趔趄。身上那套臃肿的棉衣，就像天然的“防护服”，摔倒了，拍拍雪，爬起来继续走，没人会大惊小怪，习以为常。

几周下来，一些大孩子家窗根底下，“旮瘩头”已经摞起了高高的一垛，甚至足够支撑一整个冬天生炉取暖了。每每有小伙伴经过，望着那齐整厚实的旮瘩头垛，眼里满是羡慕。这份“不服输”的劲头，又激励着我们在接下来的周日继续上山。心里攒着一股劲儿：也要让自家窗下的旮瘩头垛高高垒起，只为妈妈们每天生炉子时，能少费一点力气，少弯一次腰。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奔跑、劳作和嬉闹中，大山里的孩子们，一点点懂得了体谅父母的辛劳，也在不知不觉间，被风雪和汗水打磨得越发坚强、坚韧。那漫山遍野的白雪、沉甸甸的箩筐、咸香流油的鸡蛋、酸甜的山楂和清脆的苹果，还有窗根下越垒越高的柴火垛，共同构成了童年最温暖、最踏实的底色。

骤然升腾的喧嚣

不知不觉，寒冬已走过半程。凛冽的寒风依旧毫无倦意地肆虐着，大雪也一场紧跟着一场，慷慨地覆盖着大地。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在心底认定，这便是冬天该有的模样，顺应着大自然的一切安排。

在这该有的冬日光景里，生活自有其不变的节奏。担水、和煤泥、掏炉灰、剁鸡菜、喂鸡……这些琐碎家务，是每日生活的必修课。日复一日，我们从容地接受，在冰水浸透手套的刺骨、煤灰沾染衣襟的斑驳、与炉火跳跃的暖意交织中，乐观地坚持着。

日子滑向元旦，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三九天，冻破石头、冻掉耳朵这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并非危言耸听，但凡出个门，就必须全副武装，棉帽下面的两根带一定要系好，拴着两只大棉巴掌的那根绳每时每刻都挂在脖子上，不出门二个棉巴掌就拧在背后，出门就套手上。在户外走不了五步睫毛就会挂霜，眼睛一眨，上下睫毛就会粘在一起。生冻疮早不稀罕了，手背、耳廓、脚趾是冻疮的多发部位，不知不觉冻疮也成了每个大山孩子们冬季里的标配。尽管这白天很疼，晚上痛痒的冻疮，却也从未影响到孩子们从容乐观的日常。

偏在这时，沉寂许久的大院，仿佛被注入了暖流，一天比一天喧腾起来。清晨去厕所的路上，平日里只能遇见几位熟悉的阿姨和小伙伴们，如今却不时撞见归家的叔叔们。虽然认出了那是某某的爸爸，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打招呼，脚下却想装作没看见的溜走。不料叔叔眼尖，扬声喊住：“你是xx吧？”“嗯——是，”“嚯，又窜个儿了！你爸过几天就回来。” “哦…是吗？叔叔我先回去了，妈妈等我吃饭呢！” 话音未落，人已转身跑开。孩子们对这些父辈们有一种莫名的敬而避之。

冲回家，把爸爸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妈妈。从那天起，妈妈总会将一些美食特意留出一份，小心地搁在角落——那是给爸爸的。

天刚蒙蒙亮，起床号悠长的尾音尚未散尽，房头陡坡上那条冰雪覆盖的小路便喧闹起来。平常只有一两队的战士们跑步经过，最近一队接着一队，归营的战士们正踏着整齐的步伐跑步。大头鞋重重敲击着冻硬的路面，发出铿锵有力的“咔哒”声，伴随着划破凛冽晨空、中气十足的“一、二、三、四！”时起彼伏，肆虐的寒风也放慢了脚步，雪花也回归了轻柔落地的常态。冰冷的空气也跟着沸腾了。每年此时，分散在外的部队都会陆续回到营房——有从遥远的黑龙江农场归来的，有结束了海上孤岛演练的。

大院里骤然升腾的热气与喧嚣，瞬间点燃了积攒半个冬天的寂静。孩子们的心，也跟着雀跃沸腾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这座深藏于群山之中的部队大院，终于渐渐找回了它应有的生机。学校放了假，出操的连队日渐增多。清晨，一队队整齐的身影踏着冰雪，从坡顶那条唯一的道路上跑过，铿锵的脚步声穿透窗棂。躺在床上听着，心里便像落了块石头，踏实了许多。

当连队和父亲们远行时，我们并未清晰感觉到缺失了什么。可他们一回来，大院里的孩子和妈妈们，不仅眉宇间都舒展了几分，连说话的声音都更响亮，走路也仿佛带着风——那份深藏心底的底气，悄然间足了起来。

回想父亲们不在的日子，只有母亲相伴。风雪呼啸的夜晚，窗外那怪异的风声总将心悬得紧紧的，忍不住会小声提醒：“妈，门闩好了吗？” 然后蒙住头，在被被子深处寻找一丝安稳。白天的我们或许显得勇敢坚强，可夜里，即便有母亲的臂弯环绕，心底深处，总觉得还缺了那么一点沉甸甸的依靠。

如今回头再看，这偌大的、没有围墙的大院，孤悬于重重山岭深处。在那些寒风卷着飞雪、日夜呼啸的严冬里，仅靠着留守的寥寥官兵，以及一群山中长大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在支撑。这幅图景，细细想来，总不免透出几分难以言说的孤寂与苍凉。

这份感受，其实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只是所有的妈妈和孩子们，都心照不宣地将它埋藏于沉默的深处。

寒假中的孩子们，除了完成不多的作业，依旧雷打不动地帮着母亲操持家务。部队开始陆陆续续发放年节物资：今天分花生，明天领大米豆油……这些跑腿的活计，自然落到了这群在家也闲不住的孩子们肩上，实实在在给妈妈们减轻了不少负担。

连带着午餐和晚餐，也几乎被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包揽了。交流烹饪心得似乎也成了我们的分内事。妈妈们偶尔聚在一起，话题总绕不开对我们这些“小厨师”手艺的点评。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就凭我们那点手艺，离“好”字还差得远。妈妈们的夸赞，多半是鼓励的成分。

又一年，高压锅这新鲜物件问世，没多久就在大院里普及开来。每当服务社运回猪肉，第二天家家户户准保飘出炖肉的香味。走在院里的路上，经过每一扇门前，那“嗤嗤嗤嗤”的高压锅排气声，此起彼伏，成了寒冬里独特的背景音。

很快，这群山里的孩子也能熟练地摆弄高压锅了。虽说烹饪技艺还差强人意，但那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创新精神倒是十足。只是这探索的路上，难免栽跟头。一次，一个小伙伴操作不当，高压锅猛地炸开！万幸的是，只造成了轻微的皮肤烫伤，算是有惊无险。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后怕——若当时偏差分毫，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类似的事故竟又发生了一次，依然是侥幸躲过一劫。家属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详细讲解了高压锅的安全操作流程，并着重强调了它的危险性。自那以后，高压锅才真正成了我们手中安全的炊具，类似的事故再未发生。

大山里的孩子们，平日里几乎没什么零食，对这事儿似乎也早已习以为常。放假了，母亲们总想着给孩子们弄点零嘴儿。东北最不缺的就是黄豆，于是家家户户便有了炒黄豆这道最朴实的零食。别说，这炒黄豆嚼起来还真香！小孩子有个特点，吃起来就停不住嘴，结果常常嚼得下颌关节发酸发痛。后来，妈妈们又琢磨出了更酥脆的做法：先将黄豆用盐水泡发涨大，再摊在炉台上慢慢烘干，最后才下锅翻炒。这“升级版”炒黄豆的法子不胫而走，很快，这群孩子就都吃上了咸香酥脆的炒豆子。平常出去看场电影或是结伴玩耍，口袋里总要装上半兜香酥黄豆。谁要是忘带了，伙伴们便不分彼此，慷慨地分享出来。

后来不知是哪一年，部队从黑龙江弄回来些葵花籽。有几年也分过花生，但都是生的。炒制这些稀罕物，还得靠自己动手。起初炒花生可遇上了难题——火候难掌握，极易炒焦。后来不知是谁听说，用沙子炒，火候均匀不易糊。法子有了，可沙子倒成了紧俏品！终于，有人从后勤某处弄了些沙子回来。这下，这捧沙子竟成了“香饽饽”，像走马灯似的，从这家传到那家，再传到下一家……循环往复，忠实地履行着它“助炒”的使命。

漫长的冬季里，服务社的肉蛋供应极其有限。好在，家家户户养的鸡已到了出栏的时候，还有那些生蛋不勤的老母鸡。每当荤腥“青黄不接”，妈妈们便会择机杀上一两只鸡，丰富一下孩子们的饮食，补充补充营养。

刚住进大山的头几年，杀鸡这事儿多半由留守在家的叔叔们操刀。可渐渐地，留守的叔叔越来越少，他们肩上的工作担子也愈发沉重。这时，大山里的孩子们便“跃跃欲试”了。不就是杀个鸡吗？经过一两年的耳濡目染，他们对杀鸡的要领也略知一二。有的男孩胆大心细，初次上手就干得干净利落，颇有几分架势。但也有的，一刀下去没能结果，反被挣扎的鸡吓得一哆嗦，把刀一扔，任凭那鸡扑腾着满地乱窜，再不敢上前。这时，妈妈们只好赶忙去请那些“经验丰富”的大孩子来收拾残局。一时间，这几个“杀鸡小能手”成了大忙人，天天都有阿姨上门排队预约。

走在院子里，常常会有一股浓郁的高压锅炖鸡的香味扑鼻而来。终于有一天，馋虫被勾得按捺不住的弟弟问母亲：“妈，咱家啥时候炖鸡啊？”母亲叹口气：“不就等着你哥哥们有空了，帮咱们把鸡杀了？鸡杀了，立马就给你炖上。”她顿了顿，看着弟弟又说：“你要是会杀，不早就吃上了？”弟弟一听，挺起胸脯：“那我试试！”母亲连连摇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杀不死，鸡遭罪，咱们看着也难受。”弟弟却拍着胸脯保证：“放心吧！我有我的法子。”母亲将信将疑，磨好了刀，抓来一只鸡递给他。只见弟弟一只手紧紧攥住鸡翅膀，另一手接过刀。他深吸一口气，忽然用脚把鸡头牢牢踩在地上，眼睛一瞄，带着几分紧张却又异常果断地一刀挥下！鸡头应声落地，他把还在抽搐的鸡身往地上一丢，扭头就走，头也不回。

那年，弟弟大概也就十一二岁。自那以后，家里杀鸡的任务便正式移交给了他。弟弟杀完鸡，便算大功告成。母亲烧开一锅水，也匆匆上班去了。接下来的工序——烫水、拔毛、开膛、破肚——便成了我的活儿。大院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沿袭着这个“模板”：男孩子负责那“见血封喉”的一刀，女孩子则接手后续的精细处理。当然，家里若没有女孩，那男孩就得从头到尾一人包揽。不过说来也怪，院子里始终没听说过有哪个女孩子敢去动那把杀鸡刀的。

这分工，像是生活在这片山坳里自然形成的默契。男孩子们在一次次略显生疏甚至狼狈的尝试中，接过了家中需要力气和胆气的活计；女孩子们则在氤氲着炖鸡香气的厨房里，默默料理着生活的琐碎与温热。那一只只鸡，从扑腾的生命变成锅里的美味，串联起的不只是孩子们的馋嘴，更是那段清贫岁月里，家家户户自力更生、相互帮衬的朴素图景。那飘荡在冬日院落里的炖鸡香，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温暖、也最令人垂涎的家的味道。

年终的特殊句号

随着部队陆续返回营房，军营内外骤然热闹起来。操场上训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战士们的身影随处可见：有的在奋力铲除积雪，有的忙着清理大礼堂和营房周边的卫生，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都在为迎接新年做准备。营区大门也早早挂上了鲜红的欢迎横幅，整个大院生机勃勃。连肆虐多日的寒风大雪，似乎也识趣地收敛了几分。

给澡堂烧热水的锅炉房，烟囱整日浓烟滚滚。全团官兵加上家属子弟，就指着这一个澡堂。那时家里都没有卫生间，部队一回来，洗澡便成了“大事”，按日程表每周轮一次，有时还得加班加点。锅炉除了上午、下午正常运转，晚上也得开足马力，为晚餐后前来洗澡的连队保障热水供应。每逢佳节，部队还会特别安排一两天时间，向驻地周边的农民开放澡堂。

记得那年夏天，我小腿正前方长了个疖子。那地方皮薄肉少，几乎没什么脂肪。红肿热痛之后，炎症在抗生素作用下算是压下去了，可创面却顽固地溃烂着，迟迟不见愈合。医生们想尽了办法，都收效甚微，最后也只能让我耐心等待，任其发展。

整个夏秋，我拖着这条腿翻山越岭去上学。清晨蹚露水，过河蹚河水，这块溃烂的皮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次换药，脓血总顺着创面流到脚后跟，母亲心疼得不敢看。可这条腿却从未耽误过什么，无论是学校的义务劳动，还是家里的日常活计。日子久了，伤口竟也麻木了，感觉不到多少痛楚，只是那溃烂的模样，看着愈发瘆人。入冬后，不用再蹚水过河，这块溃烂的皮肤竟奇迹般地开始一点点向中间收拢。

再有两天就是新年了。这天下午轮到家属区的女性洗澡。换药前，母亲送我出门时喃喃自语：“不知这次换药，那伤口能不能长好？老话说，年前好不了的病，过了年就又是一年……”卫生所不远，没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母亲急切的目光迎上来，见我微微一笑，她立刻带着笃定问：“完全好了吧？”我应道：“嗯——完全好了！这次连包扎都不用。”说着便撸起裤筒给她看。母亲眼里顿时泛起欣慰的泪光。

我心里清楚，这一年来，这处顽固不愈的伤口，痛在我腿上，更日夜刺痛在母亲的心上。这一刻，她心中的重担卸下得比我更彻底。

此刻，纠缠了近一年的溃烂，终在大院重焕生机、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落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记得卫生员每次来家换药，母亲总是不忍直视，背过身去悄悄抹泪。直到冬天伤口有了愈合的迹象，为了避开母亲那心疼的目光，我便开始独自去卫生所换药了。

这天下午，阳光难得地穿透了冬日的云层，在积雪上洒下了微弱的暖光。母亲、妹妹和我，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换洗衣物，脚步轻盈地走向澡堂。空气清冽，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轻松的味道。于我，仿佛卸下了一块赖在小腿上大半年的一处病痛；于母亲，那压在心口、日夜悬着、几乎成了她身体一部分的巨石，终于被搬开了，连呼吸都变得格外悠长顺畅。再也不用像拆解易碎品般小心翼翼地避开那块溃烂的皮肤了，再也不用在换药时揪着心、屏住呼吸了！

走近澡堂刚推开门，巨大的温差，驱使着热浪裹挟着水汽迫不及待地涌出。瞬间被一片白茫茫的雾气包围了。几步之外，只能看到晃动的人影。更衣室内嘈杂声在潮湿的空气中回荡。就在这片朦胧里，一位熟悉的阿姨发现了我和母亲，目光瞬间瞄向了我光裸的小腿，“哎哟！这丫头！这丫头的腿好啦？”她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再问，“真…真的长好啦？！”话音未落，母亲的声音立刻从旁边传来，那声音里饱含着长久压抑后的欣慰，“好了！彻底好了！”这简单的对话像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周围其她阿姨们送来了真诚的祝福：“太好了！”“总算熬出头了！”“这一年孩子遭罪了！”更衣间内，仿佛每一位阿姨都如释重负般的替我松了一口气。那关切的话语如同温热的洗澡水率先温暖了我的全身。

平日里，洗澡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冲冲洗洗，水过无痕。可对我而言，这一池热水，仿佛是为新生准备的洗礼。当温热的水流毫无阻碍、毫无顾忌地冲刷过小腿——那曾经溃烂、流脓、让母亲不敢直视的地方——时，一种奇异的、带着轻微刺痒的酥麻感，顺着水流蔓延至全身。

我闭着眼，感受那水流温柔地抚过，一遍，又一遍。仿佛这温暖的水不仅能洗净身体，更能冲刷掉积压了太久的疼痛、委屈和那份小心翼翼活着的沉重。每一次搓洗，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仪式感。那份无拘无束、任温暖的水流通体拂过，那感觉，是只有被溃烂长久囚禁过的人，才能尝到的、近乎眩晕的幸福滋味。

从此以后，每一次踏入浴室，当那熟悉的热气扑面而来，温柔地将我包裹，记忆便会不由自主地溯流而上，锚定在那个遥远大山里的冬天。那经历，我拒绝用“痛苦”去简单定义。它更像一道深刻的印记，一道由疼痛、忍耐、母亲的泪水和最终愈合的惊喜共同镌刻的生命年轮。它无需刻意回想，却早已融入血脉，永远带着那个冬日澡堂里弥漫的白雾、母亲眼中闪烁的泪光，以及水流第一次毫无阻碍地拥抱新生肌肤时，那令人眼眶发热、迟来已久的、温柔的抚慰。

特殊的节日气氛

新年与春节之间，是大院里最热闹的一段时间。

整个大院人心沸腾，红旗招展，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大院上下人人都蒸腾着一股股暖流，与不甘示弱、骤然袭来的冷空气暗暗对峙。

慰问演出从新年起便络绎不绝。当地文艺团体带来了二人转、京剧样板戏，综合艺术团也献上歌舞、相声……精彩纷呈。

部队虽然刚返回营房不久，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却是雷打不动的传统。各连队的文艺骨干立刻投入紧张的排练之中，部队从不缺既接地气又有才情的官兵。那时连队节目多以独唱、表演唱、合唱为主，也不乏取材于连队训练生活的原创节目如：山东快书、相声……等。记得那几年有一批天津兵正在服役，他们把喜闻乐见的天津快板推向了高潮，深受官兵喜爱。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对快板的前奏过门都能耳熟能详的哼上几句：||55653|22321|1561|5-|1561|5-||…嬉闹时也常飙上几句天津话。

说到创作，不得不提发生在大院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年，新兵战士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虽然经过多日的规范练习，一些新兵仍难以克服恐惧心里。真到了实弹投掷的那一天，营长、教导员都必定会亲临现场，在营长、教导员严格把关下，不论是戒严范围，还是手榴弹的放置，更重要的整个投掷的全流程，必须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不得有半点闪失。

一切就绪，一个班一个班轮流投掷。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整个大院都能听得到，轮到其中一个班时，一名新战士表现出高度紧张，几经疏导心情似乎平静了下来，可当他拿起手榴弹，套好拉环后。“投掷”口令响起的那一刻，恐惧瞬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拉燃的手榴弹竟鬼使神差地甩向右后方的弹药箱！箱内尚存有部分实弹！一旁的营长见状，厉声疾呼：“全体卧倒！”自己却毫不犹豫地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就在他抓起手榴弹欲向外抛掷的刹那，爆炸发生了！营长当场重伤昏迷。卫生所紧急包扎后，一边火速将营长送往师医院，一边向师医院汇报伤情，以便做好救治准备。送到师医院后，经全力抢救之后，生命体征得以平稳，由于治疗条件有限，虽即由沈阳军区总院直升机将营长接走。历经多轮艰难的手术，他的命保住了，炸毁的下颌经重建恢复了语言和进食功能，但那只被炸伤的右眼，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官兵们将营长的事迹，编成脍炙人口的文艺节目搬上舞台，颂扬他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每次演出都令全场动容，我们这些孩子更是感动落泪。

他为了战友安危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深深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这份大无畏的牺牲，也在无声中塑造着我们看待生死的态度。

红孩子连的孩子们也一刻没闲着，正紧锣密鼓地排练节目。这群孩子似乎格外投入，独唱、合唱、样板戏轮番上场。记得有一年，他们排练了《沙家浜》里沙奶奶与郭建光的对戏，丽娜演沙奶奶，建平扮郭建光。那段经典对唱：“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 两位小演员从唱腔到扮相，都揣摩得惟妙惟肖，演得活灵活现。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排练的辛苦可想而知。大礼堂只在演出前才供暖气，平时后台冷如冰窖，孩子们每一句唱词唱出来都仿佛冒着寒气。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式演出时，他们赢得了阵阵叫好和掌声。还有《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打虎上山》，虽然我已记不清是谁演唱的了，但那威武的架势和传神的眼神，至今仍常浮现在我脑海。大院里另有一位女生，天生一副百灵鸟般的好嗓子，她歌声饱满深情，深受官兵和家属子弟喜爱，几乎每次都是子弟节目的压轴。

这段时间，最忙碌的就属这群孩子了。从早到晚，不是在担水的石桥上，就是在冰冷的后台排练，稍有闲暇就去冰面滑几下“单腿驴”，还得帮家里干厨房的活儿，更要留心别耽误了晚上的电影。

转眼到了1975年2月4日，离春节仅剩一周。当晚，丹东市慰问团前来演出。七点整，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刚结束，当晚的值班干部突然跑步上台，接过话筒气喘吁吁地宣布：“暂停一下！刚接到紧急通知，今晚八点左右可能有较大地震！”台下观众瞬间一阵骚动。值班干部紧接着安抚道：“大家不要惊慌，有个心理准备，演出继续！”报幕员随即登台介绍下一个节目。第二个节目开始，观众正看得入神，地震真的来了！刹那间，大礼堂剧烈摇晃，如同巨轮遭遇海上风暴，紧接着一片漆黑。这时，值班干部打着手电筒，再次健步跃上舞台中央，严肃命令：“请大家安静！各连队原地不动！家属子弟有序先行撤离！”家属区后排的观众，立刻开始一排排地有序退场。

回到家，不少人发现门口散落着碎砖石——后来排查得知，是地震震落的烟囱砖块。当时人们对地震的认识非常有限，从不重视到过度重视，几乎仅在一夜之间。这次海城地震，也是有记录以来预报最准确的一次。

那一夜，关于地震的警报接连不断。人们根本不敢脱衣上炕：一来惊魂未定，二来后续预报中提到的破坏性震级令人忧心。呼啸的北风夹杂着飞雪，更添了几分寒意。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挨到天亮，由于烟囱倒塌，炉灶里的火没有了吸力，总也烧不旺。简单早餐后，后勤部门开始统计损坏的烟囱，中午就展开了维修。

下午开始分发帐篷。作为炮兵部队，部队有现成的卡车篷布和炮衣，做为临时帐篷因每户发放一顶。在战士们的帮助下，一顶顶帐篷迅速搭建起来。帐篷里拼放着两张单人床，各家的被褥统统搬了进去。无论四口还是六口之家，家里也都只有两张床——部队实行配给制，平时主要睡炕。

白天，孩子们多在户外活动，到点回家吃饭。前一晚没休息好，有时也会躺在热炕上眯一会儿。到了晚上，值班干部带着战士挨家挨户检查，要求必须住进帐篷。第一晚，一家人挤在一起，被子摞被子，头上戴着棉帽，棉袄棉裤都不敢脱，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水都不敢多喝，生怕起夜上厕所冻成冰棍。帐篷里不时传来小孩子的哭声——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冬，仅靠一层篷布遮风挡雨，那彻骨的寒冷可想而知。

第二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早早起身——其实早就冻得睡不着了，只等天色微亮便赶紧往家跑。即便家里炉火熄灭，土炕冰凉，也比那冰窖似的帐篷暖和得多。

吃完早饭，孩子们又动起脑筋，把新下的雪培在帐篷四周，阻挡底下钻风。但这解决不了帐篷里的低温问题。母亲们把被子拿回家，将两床甚至三床被子缝在一起，这样晚上挤在一起时，能盖得更严实些。

这天晚上，住了一天帐篷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了。寒冷的天气诱发了他的老胃病，一整天弓着腰压着胃，疼得吃不下东西。我们都担心地震再来他在家里危险，又怕他继续挨冻身体扛不住，劝他一起去帐篷。他却说根本不怕地震：“抗美援朝那会儿，美军飞机天天在防空洞顶上扔炸弹都不怕，何况这地震还不知来不来？”晚上，巡夜的战士打着手电挨户检查，看有没有人没住帐篷。父亲早早就熄了灯躺在炕头。玻璃窗上结满冰花，手电光也看不清炕上是否有人。打那以后，父亲再没睡过地震棚。

第三天，大家依旧早早回屋，开启白天的正常生活。对地震的恐惧似乎稍稍平复。白天，孩子们多了一个玩耍的地方——围着地震棚打雪仗，在帐篷间穿梭追逐，到点回家吃饭。大喇叭里关于地震的通知也明显减少了。

到了第四天，不少耐不住寒冷的孩子和身体欠佳的大人，陆陆续续搬回家中居住。夜间的巡查工作也开始松动，不再强制要求所有人离开房间了。

转眼一周过去，时间来到了大年三十。此时，住在地震棚里的人家已寥寥无几。年货物资也基本准备就绪。得益于部队几年来持续的生产建设，成效初显。过年时，每家每户大约能分到四分之一扇猪肉、半个猪头，心、肝、肺等猪下水也能根据需求基本满足供应。此外，还会分到一些带鱼（镰刀鱼）、鲅鱼、海蜇头等海产品。

记得最初分到猪头时，大家都有些手足无措。经过一番打听和交流，父亲们最终都成功地把这“庞然大物”搬上了餐桌。如今回想父亲处理猪头的情景，仍像一个个清晰的镜头定格在脑海中：他手持烧得通红的炉钩子，小心翼翼地烫燎着猪头上残余的硬毛，燎过之处腾起一股带着焦糊味的白烟。母亲则在厨房里外忙碌着。厨房本就不大，父亲在里面时，我们几个孩子基本都被“赶”到里屋，插不上手。不过，像“戳”麻花、做套环这类活儿，母亲会把案板搬进里屋的大炕上，带着我们一起干。我们学得很快，在石碑沟的那些年里，这些面点活儿几乎都被我们几个孩子承包了。

临近除夕的这几天，算是一年中最温馨的时光。做完力所能及的家务，剩下的便是尽情玩耍、放开吃喝。母亲一会儿端来一盘刚出锅、喷香酥脆的麻花，一会儿又送来一盘热气腾腾、酱香浓郁的大骨头。我们便一会儿啃着麻花，一会儿又抱着骨头大快朵颐——自己剔下来的骨头上肉特别多，啃起来就像吃面包一样痛快过瘾。

东北严寒的冬天，处处都是天然冰箱。记得父亲将分回来的猪肉剔骨后，一部分由母亲剁成肉馅，留着包饺子和炸丸子；其余的则被切成大小均匀的肉块，用旧报纸仔细裹好，存放在后门草帘子下面的阴凉处。这样能冻上差不多两个月。若是两个月后还没吃完，就把肉扔进盐缸里，又能储存好一阵子。

像“戳”麻花这类手艺，大院里的孩子们，不论男孩女孩，几乎人人都会，还常凑在一起交流切磋。

春节前，我要做的事远不止这些，搞卫生、擦玻璃是必不可少的。那时还流行钩织盖暖水瓶和茶盘的盖布。大院里的女孩子们个个心灵手巧，钩花绣花这类舞针弄线的活儿样样精通。春节前，大家更是见缝插针地赶制盖布，自然也少不了凑在一起交流新学的花样。后来，这手艺还发展到了钩织桌布和半截窗帘。这半截窗帘不仅美观，还很实用：既能装点窗景，行人从窗前走过时，又能恰到好处地遮挡屋内人的隐私，没过多久就在大院里普及开来。

大院被我们这群大山里的孩子装点得越来越漂亮，渐渐透出几分宁静别致的北欧乡野风情。

这些大院里的孩子们，在军营的熏陶下，耳濡目染着战士们摸爬滚打的无畏艰险，更亲历了营长叔叔生死关头的壮举；他们感受着父辈们恪守国防一线的奉献精神，也体会着母亲们吃苦耐劳的坚守与呵护。

在这个漫长的寒冬里，他们带着火一般的激情，凭借智慧和勤劳不断成长：在自制“单腿驴”、改造鸡舍“防盗门”中提升智慧；在排练演出时，从歌词唱段中汲取力量；在戳麻花、钩窗帘的日常烟火里，培养出对生活、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军营的铁血精神，他们身边的英雄营长叔叔，是他们在传承勇气中挺直脊梁、坚定前行、茁壮成长的动力源泉。

在这座被孩子们巧手点缀出“北欧风情”的大院里，再狂暴的风雪也无所畏惧。这座大山深处，他们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所有的困难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