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老长不大

　　1955年9月，我七岁，上小学了。

妈妈为了我上学读书，花了好几天功夫，一针一线为我缝制了一只布书包（那时农村还没有缝纫机）。书包分两层，分别装书本练习簿和铅笔橡皮等文具。书包正面厚实耐磨的蓝布中间，用红黄绿三种色彩的线，绣了三朵盛开的“柴叭花”（家乡的俗称，通常称杜鹃花或映山红）。这种花遍布家乡满山遍野，环境适应性强，不管什么条件下都能蓬勃生长。母亲绣的嫩绿色枝叶、粉红色花瓣、鹅黄色花蕊的两大一小柴叭花，寓意我要和父母一样，虽然极其普通卑微，仍要顽强怒放！

开学那天早上，祖父关了约半个时辰的店门，牵着我的小手送我去学校。他一般不关店外出，除非是特殊情况。我的印象中这是第二次，另一次是他的亲妹逝世奔丧，关了半天店门。足见祖父对我的人生起步开蒙教育之重视。

我读书的学校是河头小学。民国时期叫“鸿山学校”，创办于1925年，今年刚好是建校一百周年，算是历史悠久了。在大多数学校都热衷于校庆的当今，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座百年老校却寂然无声？也许是前几年与“田顾小学”合併，更名为“九龙湖中心学校”之故，它的历史也被一併抹去了。现在网上搜查只能查到校址为田顾村的“九龙湖中心学校”，而查不到原“河头中心小学”、“鸿山学校”或“顾兆田小学”等历史沿革，以及学校历年来所发生的大事与历任的校长等等。我真不明白镇海区教育局和九龙湖中心学校的有关领导是怎样想的？田顾小学有它的历史，河头小学也有它的历史，那么在历史沿革栏里为什么都不分别加以详细说明，这样的剦割及抛弃合适吗？把它们的全部历史抹去有什么好处呢？

殊不知近百年来从河头小学毕业的多少学子心中，还惦念着他们可亲可爱的母校，而现在校址搬迁、校舍拆毁，连文字记载都无处可觅，未知镇海区档案馆有否蛛丝马迹？

行文至此，我要宕开一笔，说一说也是“鸿山学校”的老校友，乡贤港胞的顾兆田先生。

顾老先生是一位爱国爱乡，热心支持家乡建设发展的港胞。他是我们路下徐村人，生于1922年，童年时家境贫困，只在鸿山学校读了几年书，14岁辍学到上海谋生，后又饱经战乱辗转各地，最后落脚香港，创办了新记药业有限公司。

从14岁的少年到64的岁老人，阔别家乡五十载，1985年，顾老先生终于回到了故乡。他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慷慨出资扩建河头鸿山小学、创办幼儿园等教育场所，此后又屡为学校添置新的教学仪器与设备。因为他亲身体验过家贫辍学而导致的艰难苦楚，所以更懂得教育始于少年儿童的重要性。他希望家乡的后辈们能多读一点书，多学些知识，长大后有能力建设国家，改变家乡面貌，以及自己的命运。

当时的乡政府和区教育局为表彰和记念顾老先生的功德，把“河头中心小学”改名为“顾兆田小学”。

顾老先生为家乡的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事业做了许多事情，在此不展开叙述，总之，凡是家乡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参与。而他却说自己是个普通的人，没有能力为家乡多做些事情，但唯一牢记“祖国与故乡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根”，所以除了躬身力行，还嘱咐要求后代把报效家国的情怀与行动，不断地延续下去。

他虽年逾百岁（2023年逝世）离开了我们，但他设立的“教育与慈善基金”，仍在进行奖教助学、安老抚贫；他的后代还在发扬爱国爱乡的宁波帮精神，继续报效家乡。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在“九龙湖中心学校”的校史上，留下他老人家对家乡教育关爱的光辉一笔吗？

　　现在回来说我上学时的河头小学，它是一所具有民国时期风格的标准校舍。学校位于河头集镇的最南端，座北朝南，一条河流静静地从门前淌过，周边是一片农田，自成一家的院落，宁静而优美。前后三进的平屋校舍，对称的六大开间教室，中间的廊房和周边的走廊，把前后左右的教室、花坛、天井和礼堂都连接了起来，雨天不用走一步湿路。

进入校门，迎面是一堵类似屏风的遮隔木档板，板面上曾经的孔子画像，解放后换成了勉励学子好好学习的红字标语。拐进两边过道，右边一间是教室，左边一间是教师办公室。教师办公室门边上方吊挂着一只尺把见方的铜铃，铃铛下一条绳子斜糸在门边墙上，这是校工按时拉响上下课作息用的。孩子们最喜欢是下课与放学的铃声了，那个清脆真叫沁人心脾，这是后来的任何电铃声无法相比的。

宽阔的中间廊房两边是对称的两个大教室。教室的前面是花坛，后面是青石板铺就的大天井。后进的大礼堂对着天井，两边各有一间小教室，礼堂的后大门出去是一个露天的大操场。周一集合升旗仪式及平时打球、做操、上体育课等，就在此进行。

学校建于民国初期，规模较小，容不下解放后的众多学子，不得已只够四年级以上学生就读。所以，我读小学1～3年级是在与它隔河相望的对岸，“下周大屋”初小部。这幢中西合璧的宅院可不简单，我没有考证过是谁所建及建于何年，但印象中河头集镇上有数不清的深宅大院，唯它为最；其规模、材质、装饰及奢华程度等等，能与慈溪市龙山镇的虞洽卿宅院相媲美。

这幢宅院在抗战时期曾被伪军姚华康部侵占驻扎，故在其西面河边靠长春桥旁筑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碉堡，作为哨兵站岗与防御之用。我们每天上下学都从它边上走过，因此，印象深刻。它约在60年代初才被拆除。

自六十年代后，这幢“下周大屋”又先后成为河头人民公社管委会和河头乡人民政府的驻地，是我乡的政治中心。

我们那年代读书真的很轻松，哪像如今的小朋友这般辛苦，背着一只压弯了腰的大书包，整天满脸苦兮兮的。

7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的课目：第一课，开学了；第二课，我们天天去上学；第三课，学校里同学很多；第四课，老师教我们，我们要听老师的话；后面是一个单元的小结……。你说多简单。何况我在上小学前，有些字在祖父教我的方块字中早已认识，那就显得更轻松了。不过那时是繁体字，有些字笔划繁复，如“學、裏、聪”等字要写好写端正不容易，拿“學”字来说，头重脚轻，写着写着写不好拐腿歪倒了，像个小孩子被头上一大堆书和作业本给压跨了似的。可见写好一个“學”字都这么难，“讀書和學習”不会是件容易的事。

我读书时还没有出台“拼音字母”，到小学四年级才开始学。五十年代乡村小学的师资程度可想而知，大多数教师都非科班出身，他们也不懂拼音为何物，只能现学现教。我们小孩子更视拼音似外语，既然已经认识了一些字，又何必再叽叽歪歪地去学它，普遍厌弃不肯学。所以，我就落下这块短板的病根。

教我们一二年级的语文课兼班主任张荷英老师，说是副乡长的妻子，身材纤弱矮小，一刀齐的短发，衣着朴素，面相和善，年龄三十来岁，若行走在校外，完全像村妇，谁也不会认她是教师。不知她小学有否毕业，上课不会讲普通活，满口乡音，声音宏亮，情绪饱满，口沫星子四处飞溅。我个子矮小，坐在第一排，面对着讲台，偶有唾沫喷到脸上。她竟然毫无察觉，天天如此。好在我们乡下的孩子不讲究什么清洁卫生，也不在乎，用手抹一下就是了。

我这样说张老师，并不是她不好，却却相反。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教学极其用心，尽力想把掌握的知识认真而细致地教给我们，谆谆善诱，诲人不倦，把我们这些小孩当作她的子女。记得有一次语文课考试，临结束还有五分钟时，她看着手上的旧表，好意提醒大家注意答题的进度。不料话音未落，坐在教室最后排的一位女生，可能遇到难题而极度紧张，又经这一催促，突然“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大家应声回头望去，只见那女生裤腿上一泡尿憋不住直淌了下来，地板都湿了一片。同学们见此情景，笑声也像她的尿一样，憋不住“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这时，张老师马上用教鞭重重的敲着讲台，一边严肃地告诫大家不许将此事外传，一边走到那女生身边柔声细语地安慰她，并把地领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再从附近的自己家里拿来裤子给女生换上，顺手把湿裤洗净晒干，让女生放学前再换上回家。此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