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内蒙古融铸北疆(二)

枫叶微语🍁

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历史时期跨越1300年时空，以"裂"显动荡变革，以"融"彰发展脉络。"秦时明月汉时关"，内蒙古河套地区是中国农牧文明碰撞交流最前沿，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焦点地区。走进展厅，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城彼朔方】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游牧部族与中原农耕人群保持着密切交流往来。青铜车马饰件，属战国贵族车舆上的装饰件。展厅中以这些饰件为核心，复原重现两千多年前的车舆形制。车体造型和髹漆装饰承袭中原传统风格，车身青铜饰件充满北方草原地带特征。

青铜当卢。战国。当卢是古代系于马头部的饰件，起到装饰和保护马面的作用。以浮雕工艺呈现涡纹等纹饰，线条流畅，富有动感，使当卢更具艺术美感。精美的纹饰和独特的造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追求，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这些青铜动物纹饰牌，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匈奴、东胡等游牧族群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造型简洁有力，充满动感，体现了游牧民族的审美特质和精神世界。这类文物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历史的"活化石"，也是草原丝绸之路早期交流的物质载体。

虎咬马纹青铜饰牌。春秋一战国。一只虎呈立状，张口咬住马的颈部，小马作跪卧状，头向后转，身体微屈，四肢蜷曲于腹下。草原游牧民族在生活中常见动物捕食、撕咬、搏斗等激烈场景，通过精湛技艺表现在饰牌上，蕴含着对力量、勇气的崇拜。

双鸟青铜短剑、兽纹绳纹青铜削刀，无不雕刻鲜明北方游牧风格特色。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北方诸部族兴起和日渐活跃的重要时期，呈现出"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局面。考古发现的遗存面貌复杂，人群特征复杂，反映出多种人群和多元文化共存与融合的事实。

铺首衔环耳青铜壶。战国。肩部纹饰带中舞者身着短衣，舞姿生动，仿佛正在与蟠螭共舞。这件青铜壶以高超雕刻工艺和独特艺术构思，巧妙地将中原礼制文化与胡人奔放活力熔铸于一体，反映了北方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重要见证。

鹰形顶金冠饰。战国。"镇馆之宝"之一。金冠以纯金打造，顶部立一展翅雄鹰，鹰爪紧握狼首，下方环绕狼、羊等动物纹饰，匈奴以鹰为图腾，象征勇猛与自由。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匈奴酋长金冠饰，代表北方游牧民族金属工艺巅峰，是匈奴文化与中原文明碰撞的珍贵遗存。

三牺盖青铜鼎。战国。盖顶微微隆起，盖缘有三只圆雕的牺兽作为装饰，牺兽呈俯卧状，形态逼真。器身圆腹，与鼎盖通过子母口盖合。腹部两侧设有附耳，耳的形状多为浑厚且微微向两侧伸展。鼎足为三蹄足，足上方浮雕有兽面纹，显得威武狰狞。

鹰首盖陶豆(1)&三鸟首盖陶壶(2)。战国。豆盖鹰嘴紧闭，鹰眼突出，展现出雄鹰的威严与气势；壶盖上有三只鸟首作为装饰，鸟首造型生动。这两件器物反映了游牧民族对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体现了精神信仰与文化内涵。

彩绘陶器。战国。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战国时期中原地区诸侯国争战不休，北方游牧民族也逐渐崛起，时有战事。地处接壤的赵国倍受袭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疆域势力到达河套边沿，并修筑云中城(土城子遗址)为云中郡的郡治所在地。

赵武灵王在北方边郡地带修筑的长城，史称"赵北长城"。今在内蒙古境内以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为起点，经呼和浩特、包头，西端止于巴彦淖尔市乌拉山东侧。赵北长城将阴山以南地区纳入赵国政权管辖之下。"骑射胡服悍北疆，英雄无愧武灵王。"(拍摄于包头)

【开拓北疆】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此后的四百余年里，秦汉王朝对这一地区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开发。游牧、农耕等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和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向前发展。

秦始皇统一后，以铜质圆形方孔钱币，用半两作单位。半两钱，不但统一了战国时期形态各异、重量悬殊的钱币，而且奠定了秦统一之后中国古代货币的形制特点即圆形方孔，并延续使用两千多年直到清末。因此，半两钱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铁权。战国-秦。秦统一后两项重大经济措施，一是货币；二是统一度量衡。秦始皇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把诏书刻在由国家制造的度量衡标准器上。这件铁权相当于今天"砝码"，用于校准市场交易与税收，正面长方形凹槽，推测曾为诏版镶嵌位置。

"广衍"青铜戈。战国-秦。秦通过推行郡县制加强北部边疆治理。在鄂尔多斯准格尔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三件带有"广衍"字样的器物，经考证它们成为确定史料所载秦广衍县故城的重要依据。这件纵刻"广衍"二字的青铜戈是其中之一，它是古代车战时代的核心装备。

秦朝建立后，修筑了南起咸阳附近的云阳，北抵九原郡的秦直道，全长700多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人员与物资沿直道单程最快仅需3个昼夜，堪称世界古代交通工程的奇迹，因而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成为连接关中与北方边疆地区最便捷的交通通道。

卷云纹瓦当。秦。这件卷云纹瓦当出土于秦直道遗址附近，经推测可能曾作为秦代交通驿亭的建筑构件使用。秦代瓦当以云纹装饰最为典型，其造型作对称内卷式，线条流畅且富有韵律感，彰显出秦代雄浑大气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

龙首青铜灶。汉。出士于呼和浩特市八拜乡，此地在汉代之前曾是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重要练兵场所，汉代时为云中郡县治所在。龙首青铜灶由船形灶体、龙首烟筒、釜和甑分制组合而成，是目前内蒙古地区出土青铜灶中体量最大、级别最高的随葬器物。

铜镜。汉。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出土汉代铜镜。这些铜镜表面的锈蚀痕迹记录着两千年的环境变迁，映照了汉代的边疆风云、匠人的巧思和古人的生死观。"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真正的"正衣冠"不仅是整理外表，更是在历史的长镜前读懂文明的轨迹…

与秦朝相比，汉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郡县数量增加，治理范围扩大，注重将社会管理、军事防御与边疆开发相结合。内蒙古中南部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农业开发区，伴随农业兴起，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农牧等多种经济方式共同发展，经济日益繁荣。

青铜鍾。汉。出土于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此地汉代为定襄郡成乐县，是中原王朝经营北方边疆的重要据点。这件青铜锺虽为一件容器，却承载了汉代边疆治理、民族交融、物质交流等多重历史信息，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的"文化信使"，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青铜樽。汉。器身腹两侧有衔环耳，下承三个立人形足。"莫使金樽空对月"，青铜樽不仅是静态的文物，更是汉代人精神世界与物质文明的"时空胶囊"——它承载着宴饮时的欢笑、匠人的巧思、边塞的风霜，以及后世对那个辉煌时代的无限想象…

青铜銗镂。汉。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出土。遗址在汉代为定襄郡治所成乐县，是西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重镇。"銗镂"是西汉时期特有的酒器名称，此造型融合北方游牧文化元素，兽首器盖、兽首提梁以及熊形足，更具立体和动态感，是汉代边疆多元文化的见证。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地处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战略要冲地带，战国时期属赵国的云中郡，汉代为定襄郡成乐县，北魏时为盛乐都城，唐代在此设立单于大都护府，还有辽金元等时期的遗迹遗物，城锁建置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深厚地基。(拍摄于此)

鸭形青铜熏炉。汉。熏炉炉体为一挺立鸭子形状，昂首、曲颈，形态逼真，充满动感与活力。背脊隆起为可开合的炉盖，上面饰有镂空缠绕卷云纹，既增添了熏炉的装饰性，又便于熏香的烟雾飘散，反映了汉代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和审美水平。

黄釉鸮形壶。汉。壶身呈鸮的站立形象，耳羽对称，双目圆睁，注视前方，嘴成下钩状，肩部有孔可系绳，工艺精湛，造型栩栩如生。鹗鸟，俗称猫头鹰，是鼠类天敌。在汉代丧葬文化体系中，鸮形壶常作为储粮器具使用，取鸮鸟捕鼠护粮、驱邪镇物的象征寓意。

嵌贝鹿形青铜镇。汉。鹿镇表面鎏金，鹿昂首前视，枝状鹿角向后舒展，背部嵌有一枚体量硕大的贝壳。鹿多取材于草原地区，贝壳可能来自沿海地区，这件席镇融合了中原礼礼仪文化与游牧文化元素，既体现古人对礼仪制度的尊崇，又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

简牍。汉。居延遗址是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共发现汉代简牍3万多枚。简牍大多以胡杨和红柳为制作材料，得益于当地干旱环境，记载文献历经两千年岁月，字迹仍清晰可辨，部分还保留原有绳结与连章成篇形态。一枚枚简牍，将汉代边疆的故事娓娓道来…

"货泉"铜币。汉。始铸于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流通贯穿新莽末期至东汉早期。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鄂尔多斯市霍洛柴登城遗址，清理发掘出总重超7000斤，以货泉为主古货币遗存。此处为汉代西河郡郡治所在，铸币工厂设立印证了中原与边疆在经济上深度交融。

野猪纹包金铁带饰。汉。奔跑状野猪，身体原有镶嵌物，双目圆睁，獠牙外露，尽显凶猛之态，金饰边缘錾刻细密麦穗纹，与野猪形象相得益彰。纹饰立体饱满，而内部包铁芯则增强金饰的坚固性和耐用性。此类带饰是骑马民族带饰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菌柱耳青铜鍑。汉。青铜鍑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炊具，既便于提用，又可悬吊使用。驻足凝视，穿越千年，北方游牧民族在广袤草原上迁徙，在篝火上悬挂或放置，煮肉熬奶做饭的生活场景。作为游牧文明的"移动厨房"，它见证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

双系青铜扁壶。汉。此器物造型与游牧皮囊容器相似。游牧民族为适应骑马迁徙的生活，常用皮革制成扁形壶，汉代工匠借鉴后以青铜铸造形制，保留了扁腹、系带的核心特征，成为"胡风汉制"典型器物。这种器型演变，正是汉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互鉴的直接体现。

四系青铜扁壶。汉。两汉时期，活跃于内蒙古地区的北方游牧部族主要是匈奴、鲜卑和乌桓，他们与汉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原移民迁入北疆，参与建设与生产，同时也有大量的游牧族人口进入边郡，体现出一幅多民族杂居融合、和谐相处的生动画面。

舞人纹石饰。汉。人物形象多身着胡服，姿态生动，或舞袖翩跹，或击鼓奏乐，体现了北方民族的乐舞传统。内蒙古地区自古是游牧与农耕文明交汇处，战国至汉代，匈奴、鲜卑等民族与中原互动频繁，乐舞艺术成为文化交融的载体。

"单于和亲"瓦当。公元前57年，匈奴出现"五单于争立"，分裂为五部。其中，呼韩邪单于审时度势，降附于汉，汉匈关系日益密切。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赴长安，向汉元帝提出"愿婿汉氏以自亲"，造就了"昭君出塞"的千古佳话。

昭君出塞，最有可能走的是秦直道。在包头的秦直道附近曾出土带有铭文的瓦当，内容包括"单于和亲" "单于天降" "四夷尽服"等，与昭君出塞的史实及《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的"五星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相呼应，直观反映出汉匈之间的联系。

王昭君墓。相传王昭君去世后，匈奴百姓为纪念她，用马车载着她的遗体在草原上奔跑，马车到哪里停下就葬在哪里，最终马车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停下。青冢兀立，历史上被誉为"青冢拥黛"。"泪点关山月，衣销边塞尘。一闻阳鸟至，思绝汉宫春。"(拍摄于此)

"汉匈奴栗借温禺鞮"铜印。为汉朝授予南匈奴贵族的官印，驼钮，"栗借"为姓氏，"温禺鞮"为贵族封号。印证了汉代羁縻政策，即在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社会结构和习俗的前提下，通过册封首领、承认自治、开放互市、和亲联姻等方式，实现间接统治的政治智慧。

群兽纹青铜饰牌。汉。采用镂空透雕工艺，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与历史价值。与中原青铜器的规整纹饰不同，匈奴饰牌更强调场景叙事，如群兽互动、狩猎搏斗等，反映了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与文化信仰。

盘角羊形青铜饰牌。盘角羊头，羊角巨大且夸张，五官清晰，采用镂空工艺，周围隐约可见羊身及羊蹄的轮廓。此饰牌可能用于服饰、马具或祭祀，反映游牧社会的审美与信仰，是汉代北方游牧民族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特色。

人首龙身青铜饰牌。汉。人面兽身，人面宽鼻大嘴、高额头，头生两角，龙身盘绕成环状，鱼形尾，下方有一鼠的形象。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文化的核心区域，出土了大量动物纹青铜饰牌，而出土的人首龙身饰牌较为罕见，具有鲜明的草原艺术风格和神秘的文化内涵。

双驼纹青铜饰牌。汉。骆驼是北方草原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经济资源，双驼纹饰牌反映了游牧民族对骆驼的依赖和喜爱，象征牧业繁荣与和平安定。与早期匈奴青铜牌饰不同，西汉中晚期的饰牌多表现温顺的食草动物，可能与南匈奴归附汉朝后的社会变迁有关。

这些饰牌既是"微观的史诗"，也是"可触摸的神话"。当凝视时，既看到草原的暴烈，也读到人类对力量的永恒迷恋。同时，也惊叹于不同文明如何在金属上达成默契。它们像一扇扇时空之门，让今人得以用心去感受那些"马背上的哲学家"们的内心世界。

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经河西走廊穿越葱岭，进入中亚，再经波斯，抵达地中海沿岸。内蒙古地区陆续发现与之风格相似的金冠、金饰片等，表明东西方文化在绿洲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金冠。汉。通体呈花环状，主体由一根圆形金条围合而成，周围有金叶、金丝、金片等编织成树枝、花卉形状装饰，镶嵌有各色宝石。其造型可能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形制与希腊神话中的月桂冠相似，或许表现了当时北方游牧部族通过草原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

月牙形金饰。汉。内蒙古处于欧亚草原地带，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路线向北越过古阴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贯穿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是青铜时代以来沟通欧亚大陆主要的交流通道。

鹿角金步摇饰。魏晋。步摇作为我国古代妇女的重要头饰之一，因佩戴行走过程中一步一摇而得名。此文物与传统中原地区流行的凤鸟、花枝造型不同，而以森林常见的鹿为原型，将垂珠改为桃形金叶，鹿角造型盘曲繁复，工艺精湛，堪称北方金银器艺术的典范。

【融合之路】嘎仙洞位于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洞内石刻祝文被确认为鲜卑拓跋发源地的关键证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乌桓、鲜卑等北方部族相继南迁至阴山南北，鲜卑建立北魏政权统一中国北方后，孝文帝再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民族之间融合进程。

拓跋部南迁追溯公元前1世纪，从嘎仙洞走出南迁至呼伦湖一带，匈奴击败乌桓，再迁至乌桓故地，匈奴被两汉击溃，又继续迁至匈奴故地。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建都和林格尔，取名盛乐，即"北魏第一都"遗址，最终成为中国北方最强盛王朝。(拍摄于此)

翼马纹鎏金铜带扣。汉。神兽似马非马，昂首扬尾，带双翼，四蹄腾空作奔腾飞翔之姿。器物出土于呼伦贝尔市鲜卑南迁路线之上，纹饰又与鲜卑神兽相关，或是南迁重要的实物见证。据文献记载，拓跋部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有神兽先行引领，历年乃出。

木弓、桦树皮箭囊。汉。桦树皮具有独特物理特性，经加热处理后质地柔软如皮革，且兼具隔热、防水、防腐等优点。此文物不仅是鲜卑人重要狩猎工具，更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组成部分，成为早期鲜卑墓葬的显著特征，直观反映出鲜卑以森林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

神兽纹包金铁带饰。东汉-魏晋。这是一件融合多元文化元素的珍贵文物，草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游牧民族的权力象征，神话与宗教的想象以及工艺美学的巅峰。凝视它时，仿佛看到鲜卑人"借来的翅膀"，也听到草原上金铁交鸣的史诗回响…

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因魏晋战乱割据而一度阻塞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东来弘法的僧侣、从事朝贡贸易使团往来不绝，不断地将众多不同地区的物产、工艺技术与音乐美术等输入中原，这些域外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社会生活，使东西交流更加密切。

彩绘木棺板。北魏。整体画面灵动而欢快，山川、河流、树木、骑猎之人、老虎、鹿、飞禽等多元素跃然画上，呈现山野狩猎之景象。绘画内容既表现游牧狩猎文化，又表现中原农耕文化，反映出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融合的过程。

彩绘舞乐灰陶俑。北魏。一位亭亭玉立的舞者，双臂伸展抬高，双袖舒展起落，后面7位乐俑吹、弹、敲等，展示了一场视觉盛宴。这组舞乐俑头戴风帽，穿窄袖曳地长袍，融合了胡汉服装特质，是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并存的实物见证。

"太和八年"鎏金铜释迦佛像。北魏。太和年间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重要时期。主尊面容和衣纹延续了中原地区汉传佛教造像的风格，而底座供养人头戴风帽、脚著长靴的形象则带有鲜卑族民族特征。此佛造像是北魏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彩绘牵马俑。北魏。俑头戴风帽，身穿窄袖长衣，腰束带，足穿靴，手作持缰状。马俯首直立，形体健壮，四肢短而有力，马背披甲、备鞍。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蒙古马的故乡，历史上生活在此的匈奴、鲜卑等民族无不以善于养马而著称，且多饲养蒙古马。

彩绘牵驼俑。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空前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内蒙古地区凭借独特地理位置，成为多元文明的重要交汇地带。每一次融合如涓涓细流，如注入新鲜血液，在不断重构中，在吐故纳新中，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北魏修筑绵延2000余里长城，并在长城沿线地区设置军镇，史称"六镇"。孝文帝的改革看起来天衣无缝，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北方驻守边关的六镇军队没有纳入到改革范畴，军人还是军人，胡人还是胡人，这造成了后来的六镇兵变，北魏分裂。

《敕勒歌》北朝民歌传唱至今1500余年。"敕勒川"从地理名词升华为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明对草原文化的诗意记录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展厅三大单元，描绘了这一时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存互融，交相辉映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