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然一笑美篇】纪实：《“南下支队”到通山》（2025年第38期）

欢然一笑

“南下支队”到通山

文/张善格

中央组建“南下支队”——剑指江南

战旗猎猎，号声震天。
1944年的秋，在延安云岩河上游那南泥湾的荒山坡上，王震这位英勇无畏的将领，正带领着几千名359旅的战士们，挥舞着手中的银锄，开垦着这片希望的土地。每一次锄头落下，都似在与大地深情对话，播撒着未来的希望。
王震作为359旅的旅长，亦是陕甘宁边区熠熠生辉的劳动英雄。1941年，他率部毅然进驻南泥湾，如同忠诚的卫士，牢牢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1942年，他又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就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兼任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中流砥柱。

　　战争的年代，残酷而艰难，部队不仅要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还要为生活物资，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粮食问题而殚精竭虑。王震身兼部队首长与延安地方官的双重身份，解决粮食问题自然成为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克服根据地日益严峻的物质生活困难，他以豪迈的气魄对359旅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响亮口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如烈火般点燃了。

那时，359旅的战士们在云岩河上游的南泥湾，挥洒着汗水，开垦出了30余万亩的耕地。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将曾经“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打造成了如诗如画的“陕北的好江南”，高高树立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宛如一颗璀璨的明星，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照亮了边区发展的道路。

1944年10月31日，延安礼堂里，气氛庄重而严肃。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齐聚一堂，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书记处会议。此次会议主题聚焦于“抗日战争的目前形势分析与扩大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问题”。

会上，大家神情凝重，认真剖析着当下的抗日形势。1944 年春夏，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如同一场风暴，在大地上留下了大片的敌后真空地带。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八路军需要在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冲突的情况下，像矫健的雄鹰般迅速夺取中原并向南发展，形成控制平汉、粤汉南北大动脉的有利态势，从而沟通华北、华中和华南，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起坚固的根据地。

其实，为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毛泽东同志早已深思熟虑良久，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考量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是积极抗日，将侵略者赶出中国；二是未雨绸缪，为可能到来的内战做好充分准备。于是，他在会上坚定地提出了 “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重要指示，为革命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根据朱德司令提出的睿智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审慎讨论，集体决定：以359旅为坚实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对外称“南下支队”。任命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大队，共计4000余人。此外，中共中央调往新四军第5师工作的干部组成了第6、第7大队，900余人也将一同开赴江南抗日前线，如同即将出征的勇士，肩负着使命与希望。
　　就在那一天，正在南泥湾挥汗垦荒的王震，接到了师部的通知，贺龙师长召唤他回去开会。在延安宝塔山那宁静的山坡上，有一座普通却又充满故事的窑洞，贺龙师长和林枫政委正在那里，为革命的事业谋划着、商讨着。
　　贺龙见到匆匆赶来的王震，便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精神娓娓道来。10月31 日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这抗日战争的关键转折点上，发出了重要指示：要进一步扩大抗日战争区域，八路军不能仅在北方与日军英勇作战，还要在南方开辟更广阔的战区。如今，八路军准备恢复359旅番号，组建一支精锐之师开赴南方。 林枫政委接着补充了中央书记处的具体安排。中央决定以359旅为核心，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也就是“南下支队”。同时，明确了南征区域和组织机构，由359旅的部分兵力，加上中央派往南方的干部大队，总共5000人汇聚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任命王震为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何维忠调任支队供给部部长，左齐任供给部政委。
当时，王震虽表示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但心中仍有顾虑，他提到南泥湾的荒地开垦尚未完成。毕竟，他曾向师部许下承诺，要完成这片土地的开垦任务，这份责任与担当始终在他心中沉甸甸的。
　　林枫政委宽慰他，垦荒的任务将交给晋西北抗日军民，全体359旅指战员只需立即做好准备工作，10天后便踏上新的征程。
　　最后，王震目光坚定，大声说道：“服从中央命令，我一定在南方开辟出一片新天地！”那声音，犹如洪钟大吕，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豪迈的气概。

接受中央领导检阅——誓师出征

1944年11月9日，陕北的初冬，晨色还未完全晕染开，天幕尚带着几分朦胧的幽蓝。359 旅的战士们便已在黎明前的微光中起身，匆匆用过早饭，而后如同一股坚毅的洪流，向着距离延安城2公里外的东关飞机场进发。那里，将是 “南下支队”誓师大会的神圣之地。

干部、战士们身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那笔挺的衣衫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昂扬斗志。新的子弹袋整齐地挂在腰间，仿佛是守护使命的忠诚卫士；背上的新被子和新毛毯，叠得方方正正，宛如他们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而那一排排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在初升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凛冽的光芒，似在无声地宣告着战士们的无畏与英勇。一队队高头大马，身姿矫健，气宇轩昂，整齐地排列在队伍后方，为这即将出征的队伍更添了几分威武雄壮的磅礴气势。
　　时针悄然指向9点40分，激昂的军乐声如同破晓的号角，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迈着稳健而有力的步伐，登上了主席台。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有那如雷般的掌声瞬间响起，欢呼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如同汹涌的浪潮，将整个会场淹没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之中。
　　“南下支队”第二大队长陈冬尧，身姿挺拔如松，面容庄重而严肃，他以洪亮而坚定的声音，庄严地宣布大会开始。刹那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如同滚滚春雷，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南下支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如同训练有素的钢铁雄狮，从会场的东边向着主席台昂首前进。他们的眼神中透着坚定与执着，每一个步伐都踏得坚实有力，仿佛要将脚下的土地都烙上他们的使命与担当。指战员们精神抖擞地从主席台前走过，那整齐的队列、昂扬的士气，宛如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而后，全体战士有序地列队进入会场，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尽显军人的严谨与纪律。 毛泽东同志那充满力量与智慧的讲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战士们前行的道路，点燃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热血与激情。随后“南下支队”各支队纷纷上台表决心，战士们那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上，写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与对使命的忠诚。他们的口号声震天响，仿佛要将心中的壮志豪情都宣泄出来，那声音如滚滚惊雷，在天地间回荡，彰显着他们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11月10日上午，“南下支队”即将踏上南下的漫漫征途，临行前，他们再次齐聚在飞机场上，与中央领导深情告别。这一次，他们是为了接受中央首长的检阅，为了带着党中央的嘱托与期望，奔赴那充满挑战与未知的战场。
　　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缓缓走向“南下支队”全体指战员。毛泽东同志身穿深色便装，神色庄重而慈祥，居中而行，在徒步检阅的过程中，他向受阅部队庄重地行着举手礼，那高举的手臂，仿佛是在为战士们指引方向，又像是在给予他们无尽的力量与鼓舞。身着八路军军装的朱德和王震，分别行进在毛泽东的左右两边，陪同检阅，他们的目光坚定而沉稳，仿佛在告诉战士们，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都有党和人民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南下支队”的官兵和干部支队约5000人，他们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如同一棵棵挺立的白杨，坚韧而顽强。在与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深情告别后，他们毅然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南下的征途。那渐行渐远的身影，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高大，他们带着使命与希望，向着南方的大地奋勇前行，去书写属于他们的壮丽篇章。

“南下支队”英武挺进——鄂南通山

“南下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率领下，从革命圣地延安毅然出发，向着湘鄂赣边境奋勇挺进，如同一把锐利的宝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冲破了日军和国民党军布下的重重封锁。
一路上，他们顶风冒雪，在冰天雪地中急行军，昼夜兼程，翻山越岭，似钢铁洪流般冲过日伪军一道道坚固的封锁线。那冰冻的汾河、黄河，也无法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他们坚定地穿过山西、河南两省，每一步都写满了坚韧与无畏。
途经绥德时，幸得习仲勋同志的护送，“南下支队”顺利进入山西。他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气，胜利通过了日军和阎锡山在山西同蒲路设下的严密封锁线，又巧妙地渡过黄河，以雷霆之势击溃了两万多在河南大鲁山阻击的日军，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行动计划。终于，在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抵达鄂北的鄂豫边区二分区大悟山区，与李先念、郑位三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第 5 师胜利会师，那一刻，胜利的喜悦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战士们疲惫却坚毅的脸庞。
2月14日，经过短暂休整的“南下支队”，再次踏上南征的征程。为确保南征胜利，新四军第5师的负责同志果断决策，派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体学率领旅主力团，与“南下支队”携手南下。

2月19日，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和第14旅张体学政委，率领着南下主力部队，在蕲黄广（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厉兵秣马，准备渡江进驻鄂南。2月21日，“南下支队”主力部队与提前两天渡江南下的先遣队，在胜利的旗帜下成功会师，罗通司令员兼政委所率的先遣队，犹如黑暗中的灯塔，为南下主力指引着方向。2月23日，南下支队及14旅主力共约3000余人，从黄冈长圻寮浩浩荡荡地渡江，在南岸鄂城池湖一带顺利上岸。
　　当时，谢挺精心指挥着沿江船只，派出武工队严密警戒；林迅则有条不紊地布置各区委及武工队，积极动员群众接待、带路和安置驻地。夜晚降临，两边渡点灯火辉煌，人喊马嘶声交织在一起，报话、喊话声此起彼伏，船民们不知疲倦地一夜往返数次，那劲头十足的场景，仿佛要将黑夜照亮，声势浩大得让鄂城、黄州周边 5 公里的敌人胆战心惊，只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动弹。大军上岸后，便驻扎在文家塘、马家田铺，部分部队还进入了陈家桥一带，如同坚实的壁垒，守护着这片土地。 1945年3月2日，“南下支队”第一次踏入通山境内。他们发现，黄沙大幕山有日伪军盘踞，那是地方反动武装周九如、熊彪部。经过侦察兵细致的探实，王震司令员果断决策，命令南下第一支队、二大队、三大队、五大队及新四军第 5师40团，对敌人实施围剿，力求速战速决。几千名英勇的战士如猛虎下山，迅速包围了周九如、熊彪部的匪巢，一场激烈的战斗瞬间爆发。土匪伪军又怎能是红军的对手？短短半天时间，周九如、熊彪部便被彻底消灭，俘副团长以下350余人，还缴获各种枪250余支，胜利的号角在大幕山回荡。
黄沙大幕山一役后，第二天，“南下支队”便与咸通阳县委及抗日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南下支队”心怀壮志，计划从通山前往崇阳、通城，再进入湖南境域。鄂南中心县委负责人雷同，立即派通山抗日游击队队长朱超和部分队员，为 “南下支队” 担当向导，引领着这支英雄之师继续前行。
3月3日晚，“南下支队”从大幕山进入通山万家，一路经过大屋魏、界水岭，来到大路山口村，司令部就驻扎在通山县山口铺、半坑一带。
　　次日，359旅南下支队和新四军5师一部，在王震将军的英明领导下，从楠林的神堂铺横越公路，翻越过芭蕉岭，顺利到达杨芳林境内。
　　当“南下支队”从山口铺经走神堂铺，穿越阳通公路进入港路罗城村时，遭遇了一支土匪武装。匪首蔡明灯，是通山县上二都港头蔡人，曾在县政府自卫队当过兵。此时的他，以县南大城山为据点，拥兵五、六百，势力庞大，统管着半个通山，以及崇阳县雨山、修水县布甲等地。

　　面对这股敌人，“南下支队”毫不畏惧，果断亮剑。因伪军盘踞在罗城、港路的几个屋场，“南下支队”巧妙地运用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成功痛歼了盘踞在罗城、港路一带的蔡明灯土匪武装。蔡部匪徒遭到重创后，一部分残匪妄图向大城山逃窜，却又落入了 “南下支队” 设下的伏击圈，最后仅有数十人狼狈地逃到国民党鄂南行政督察区。

“南下支队”痛击蔡明灯土匪武装后，朝着西南方向行军五里，来到了杨芳林遂庄村。彼时，大雨倾盆，部队行动极为不便，便在遂庄宿营休整，旅部驻扎在戴家。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与穷苦百姓亲如一家，他们为老百姓送去粮食和衣服，温暖了百姓的心。深受感动的百姓们，纷纷主动与南下支队接近，为他们筹粮、送信，积极侦察敌军动向，军民鱼水情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

在杨芳林西庄宿营四天后，3月7日，359旅向盘踞在崇阳大源金、高枧的国民党部鄂南专署以及鄂南挺进军第六队、湖北保安第14和15大队等反动势力，发起了雷霆般的攻击。这一战，“南下支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歼灭了反动敌军，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次战斗之后，“南下支队”迈着坚定的步伐，经杨芳林进入了崇阳境内。

在大幕山激烈交锋——歼灭伪军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大幕山见证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激烈交锋——歼灭日伪军的英勇战斗。
1945年3月8日，温和的阳光洒落在崇阳大源林家门前的大田之上，王首道率领队伍，在这里召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军民大会。彼时“崇通通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崇阳、通山、通城三县抗日根据地斗争的前行之路。
“南下支队”主力踏上进军湖南的征程后，王首道并未丝毫懈怠，他带领着 “南下支队”的留守部队，携手新四军40团、41团以及鄂南地方武装力量，于鄂南大地辗转作战，致力于巩固与拓展鄂南抗日根据地，让抗日的烽火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
黄沙铺鸡口山下的阮家墩，本是一处山峦叠翠、沟谷纵横且森林繁茂的宁静之地，然而，却隐匿着一支为非作歹的伪军。他们犹如日军伸出的邪恶爪牙，在这片土地上肆意妄为，对百姓飞扬跋扈、欺压凌辱，恶行累累。
这支日伪军的头目乃是阮宝珊，阮家墩本地人。他曾如饿狼般饥不择食，前往慈口投靠日军，还试图与大汉奸伪军头目罗胡何勾结。然而，罗胡何深知阮宝珊极为奸诈，恐留后患，遂拒绝了他。碰了壁的阮宝珊只得折返黄沙，回到鸡口山下。他收拢了路过的国民党安徽保安团的30余名残兵败将，搜罗到27支枪，其中还有1挺机枪。随后，他又窜至一都朱家桥，投奔“和平救国军12师”伪军黄徇的匪部。

从此，他与黄徇的土匪团伙沆瀣一气，时常拦路抢劫，绑架人质，疯狂搜刮民财，搞得远近群众与往来客商苦不堪言。1944年8月，阮宝珊在黄徇面前极尽谄媚之能事，骗取了一批枪支弹药，回到黄沙后，便拉起旗号，妄称是12师的支队。
　　此后，他更是变本加厉，频繁到百姓家中强征柴米、抓壮丁、索要财物、摊派军款，把黄沙地区搅得鸡飞狗跳，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以大幕山、鸡口山、大冈山、梅山等互为联系的险要之地为据点，并在庙岭、茅坪、阮家等地设卡，打着收税的幌子，公然劫夺往来行商的现金与货物。无数客商人财两空，众多当地群众家破人亡，受害者不计其数。朱必纯、陈世义、毛呵彦、杨前昌等人皆被他无辜杀害，惨遭灭门的就达11户之多。
　　尤为令人发指的是，阮宝珊因怀恨其父被人民镇压，对共产党怀有极端的仇恨。他常恶狠狠地念叨：“有仇不报非丈夫。”时刻伺机报复。1945年春天，阮宝珊率匪众在石獭口突袭了阳通县委书记赵巍率领的新四军。激烈的战斗中，军医赵红学（黄沙赵家垄人）不幸牺牲。赵红学安葬后，阮宝珊竟丧心病狂地派兵掘墓开棺，将赵红学的尸体吊在黄沙铺桥头上示众达3天之久。其对共产党的仇恨、对抗日的反对，已然到了令人发指、无可复加的地步。 1945年3月中旬，“南下支队”的留守部队在阳通县委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坚定支持下，协同阳通县武工队，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黄沙阮家墩。一场激战过后，日伪武装阮宝珊部被成功歼灭，缴获长短枪200余枝。
　　黄沙境内的日伪武装被彻底击溃后，“南下支队”在大幕山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修械所、野战医院等后勤机构，为后续的抗日斗争筑牢坚实的后盾。

“南下支队”坚定支持——抗日武装

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南下支队”如同一座坚实的靠山，为地方抗日武装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在“南下支队”留守部队的有力支持下，咸通阳县委宛如灵动的星火播种者，于通山境内的楚王山、龙岭、高槎坪等地，相继组建起八支武工队。当“南下支队”如猛虎般攻打黄沙日伪军之际，咸通阳县委毅然率领高槎坪武工队，迅速进驻北山，投身于粉碎日伪顽军那残酷的“清乡”与“扫荡”斗争之中。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武工队英勇无畏，成功缴获9枝枪，队伍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发展到20余人枪。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阳通与咸通阳边境的高槎坪一带，宛如一座屹立不倒的战斗堡垒，为两块根据地的紧密相连，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立下了赫赫战功。

“南下支队” 一路披荆斩棘，抵达鄂南后，咸通阳县委在通山县山口地区，精心搭建起咸通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坚实架构，钱仲衡肩负起县长的重任，引领着这片土地上的抗日大业。与此同时，在通山县境内，山口中心乡抗日民主政府也应运而生，魏必大担任中心乡乡长，领导着这片区域的抗日工作。中心乡下辖石门、焦夏2个乡，以及吴田、田东、石岩、杨狮坑、大地、高槎坪、石门等13 个保，宛如一张紧密的大网，将抗日力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咸通阳抗日根据地的白沙桥、界水岭、山口铺等地，自古以来便是湘鄂交通的咽喉要道。当日军铁蹄踏破公路沿线，这里更是成为武汉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咸通阳根据地在战火的洗礼中不断巩固与发展，如同温暖而坚实的港湾，为“南下支队”提供了可靠的大后方，让他们在前线作战时毫无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在梅田这片土地上，赵巍等人怀着满腔热血，建立起阳通县抗日民主政府，赵巍出任县长，挑起了领导全县抗日工作的大梁。县政府在通山设立了黄沙中心乡抗日民主政府，贺江泉担任乡长，窦华堂为副乡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领导着这片区域的抗日斗争。
　　中心乡下辖黄沙、孟垅、梅田、慈口4个乡，各乡都配备了得力的乡长，确保抗日工作能够有序开展。县、乡政府成立后，积极投身于征税、征粮支前等重要工作，为抗日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阳通根据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东起阳新三溪口，南至龙港、燕厦，西以九折、西坑潭为界，北连梅田与咸宁相接，面积达10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它作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在山口铺建立湘鄂赣——边区政府

在1945年5月初，“南下支队”的主力部队宛如一支坚韧的铁流，从湖南省平江踏上了通往通山县的道路，第二次踏入这片有着不屈精神和深厚革命土壤的土地。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怀着对胜利的执着信念，一路风尘仆仆，终于在大路乡山口铺与留守军部队胜利会合。那会合的场景，仿佛是星辰汇聚，闪耀着团结与力量的光芒，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5月4日，一份意义非凡的电报如同一道划破黑暗的曙光，从远方的延安传至战士们的手中。毛泽东同志那高瞻远瞩的指示清晰地传来：“一、敌方已然调集 6 个师的兵力向你们发起进攻，在此严峻局势下，你们需采取机动作战之策。待你们经过深思熟虑，考虑成熟之后，便可果断行动。机动的办法有二，要么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展开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要么由王震率领精干支队向南奋勇突进，具体如何抉择，均由你们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审慎考虑后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犹如南北之间的关键枢纽，其建立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这字字句句，承载着领袖的智慧与期望，如同明亮的灯塔，为战士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5月6日，王震、王首道、王恩茂、张体学、聂洪钧、刘型等诸位英雄志士，如同璀璨的星辰汇聚在一起。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与担当，立即在通山县山口铺召开了意义重大的边区党委会议。

在那弥漫着紧张与庄重氛围的会议上，大家目光坚定，信念如磐，共同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和湘鄂赣军区。王首道肩负起书记的重任，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信念，引领着边区的党建工作；聂洪钧担任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凭借着智慧与魄力，为边区的行政事务殚精竭虑；王震出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以其勇猛无畏和军事韬略，成为军区的中流砥柱；张体学则担任副司令员，与其他同志携手并肩，为军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力量。
湘鄂赣军区犹如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枝叶繁茂。它下辖着“南下支队”的一至六支队，这些英勇的队伍如同锋利的刀刃，是军区的核心力量；新四军40团与41团，也成为军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出色的战斗能力，为军区增添了强大的战斗力。此外，还有东军分区、西军分区、湘北军分区，如同军区的坚固臂膀，守护着边区的每一寸土地。阳通抗日总队在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的指挥下，如同守护东方的雄狮，威震敌胆；咸通阳抗日总队在湘鄂赣军区西军分区的带领下，恰似捍卫西方的猛虎，令敌人闻风丧胆。
　　湘鄂赣边区党政军组织的建立，宛如一座巍峨的丰碑，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标志着湘鄂赣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它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边区军民抗日的道路；又似一面鲜艳的旗帜，鼓舞着人们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奋勇抗争。在山口铺会议之后，湘鄂赣边区党委和行署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他们又在通山县半坑召开了各县党政负责人会议。
　　在那充满使命感的会议上，大家共同确定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任务，为边区的抗日事业绘制了更加清晰的蓝图。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大家深入而具体地研究了边区的发展建设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行动方针。最终决定，由司令员王震率领第一、第二支队和第五、第六支队一部，如同一支利箭，向湘北迅猛挺进，在广阔的湘北大地开辟新的抗日战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而王首道、张体学等人则率军直属机关，带领第三、第四支队，以及鄂南军分区武装，坚守在阳新、通山、崇阳等地，如同忠诚的卫士，全力歼灭境内的敌人，为边区的发展和建设保驾护航，让边区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
　　会后，湘鄂赣边区党委在通山县大幕山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地上，成立了边区军政干部学校。这所学校宛如一座培育革命火种的摇篮，吸引着众多有志之士前来求学。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军政干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能，奔赴抗日战场的各个角落。
　　从此，鄂南地区的抗日形势迎来了全新的转机，仿佛春风拂过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阳通、咸通阳两块抗日根据地也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益巩固、发展，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鄂南的土地上，闪耀着抗日的光辉，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支援抗日前线——向敌夺粮

1945年5月中旬，湘鄂赣边区党委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作出重要决策：由王震率领“南下支队”主力部队，以跳跃式的战略向湘北挺进。与此同时，王首道率领军直机关及留守部队，与张体学率领的第14旅，坚守在鄂南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6月中旬，为了实现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咸宁、崇阳、通山三县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使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根据地完全连为一体，成为连接华中、华南解放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南北关键枢纽，“南下支队”的一、二、五支队各抽调一部，总计1000余人，第三次踏入通山县境内。他们秘密驻扎在山口铺、洞口罗、坳上焦等10余个村庄，一面严密侦察敌情，一面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全力为部队筹集粮食。
为了给前线提供有力支援，中共咸通阳县委、山口区委以及山口中心乡政府，联合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征粮队。这支征粮队以龙岭武工队员为核心力量，在界水岭、山口铺等重要交通要道设置关卡，进行征粮和买粮工作。然而，时间过去了三四天，所征得的粮食却十分有限。
为确保部队的粮食供应，通山武工队在山口中心乡长兼武工队长魏必大的带领下，果断出击打开了通山日伪县长夏之日建在老家焦夏村的粮仓，成功缴获粮食数百担。这一消息传出，令日伪反动派大为震惊，他们急忙纠集咸宁柏墩、通山南林桥以及县城的日伪军，兵分八路，妄图在通山山口铺将“南下支队”一举围歼。
武工队打下焦夏粮仓后，为防范敌人的报复，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迅速做好了应敌准备，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拥护“南下支队”，各部的驻地除山口铺暴露外，其余均处于隐蔽状态，让日伪军无法察觉。

6月26日，日寇调集咸宁柏墩、通山楠林桥以及县城的驻军近千人，兵分三路，对湘鄂赣边区党委所在地山口铺发动了“分进合围”式的大扫荡。而当敌人进攻山口铺时，“南下支队”早已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伏击圈。入侵鄂南长达七年之久的日军，以及那些七拼八凑的伪军，早已听闻“南下支队”的威名而胆战心惊，所谓的“分进合围”，实际上各方行动并不协调统一。
　　6月27日拂晓，南林桥的200余名日军，于凌晨3时出发，沿着公路向东行进至新桥冯，随后改道八面山，绕小道直插山口铺，此时的山口铺一片寂静。日军在长官的严厉训斥和逼迫下，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当他们临近山口铺时，驻军第二支队的指挥员一声令下，刹那间枪声四起，当场击毙敌人近百人，剩余的敌人惊慌失措，逃窜至港下严、港背严一带负隅顽抗。驻坳上焦的“南下支队”第一支队迅速从后侧包抄过来，又击毙敌人100余人，南林桥日军残部 30余人只得向寺下方向狼狈溃退。
　　天亮时分，通山县城的400余日伪军才匆忙赶到，与南林桥的残敌会合后，强占了七重进背后的杨家大包、徐家大包、吴家大包等3个山头，妄图凭借有利地形进行垂死挣扎。这时，驻在洞口罗的“南下支队”五支队从左侧巧妙地迂回至敌后，与一、二支队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又击毙敌人200余人，成功攻占杨家大包与徐家大包，剩余100余名残敌龟缩在吴家大包上。 就在“南下支队”即将全歼日伪军之时，突然传来咸宁日伪军前来增援的消息，其先头部队已经越过界水岭。“南下支队”立即回师迎敌，迅速击溃了咸宁日军的先头部队。通山县南林桥、县城的残敌见状，趁机逃回据点。此役，“南下支队”共歼灭敌人400余人，其中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而 “南下支队” 在战斗中也有 11 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山口铺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有效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成为鄂南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巩固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山口铺战役胜利后，龙岭武工队迅速发展壮大，人数扩充到70余人。7 月，根据上级指示，龙岭武工队扩编为通山抗日挺进队，队长为魏必大，副队长是邱梦兰，指导员是咸宁人吴国英，副指挥员是汉川人余花子。全队共编为5个班，坚持在咸通边境的楚王山、界水岭、杨城山、龙岭一带战斗，有力地牵制了南林桥和通山县城的日伪军。
6月27日，王震、王首道、张体学等同志率领“南下支队”和第14旅主力，进驻到咸宁与通山交界的南川乡董家祠堂和大幕乡郭家祠堂一带进行休整。
　　为配合全国性的全面大反攻，“南下支队”奉命离开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继续向南进发。7月中旬，张体学组建中共鄂南地委，领导鄂南各县委继续坚持战斗。王震率领“南下支队”且战且行，绕过长沙，东渡湘江，一路向前，8月初进入广东北部，在沦陷区纵横驰骋，给日军以极大的震撼。
　　8月中旬，“南下支队”接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随后根据延安的命令，掉头北返，从鄂东再次渡过长江，顺利抵达新四军5师根据地。8月29日，“南下支队”胜利返回陕甘宁边区，359 旅随后归建，仍隶属于贺老总的 120 师。
注：文中照片为网络中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