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烟云——郁郁龙亭·开封（之二）

谢善骁

　　说句公道话，为开封的发展和繁盛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皇帝，此人就是罪不容诛的暴君隋炀帝。隋炀帝虽不曾在开封安放过“龙椅”，但他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却为古城的发展立了一大功。

本来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是为了隋朝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之需，当然也为了满足自己游览享乐的私欲。但是歪打正着，这条沟通南北交通的大运河通航以后，为沿岸广阔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位于汴河（运河的一段）之畔的开封，成了最先受惠的城市。凭借着这条运河，又经唐代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对城市的一番改造，使开封的经济和文化得到振兴。有鉴于此，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咏史诗《汴河怀古（其二）》中，提出了为隋炀帝论功的观点：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在给农商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也给群星灿烂的唐朝诗人送来了一份惊喜，因为正是这条运河，为四方文人的往来聚散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有了往来和交流之便，开封就成了当年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从而也就留下了不少名士的遗踪。其中一则传颂至今的佳话，就是“三贤”游汴梁的故事。

唐朝中期诗坛的三颗明星李白、杜甫和高适，幸运地在汴州邂逅，不仅作为光彩的一页载入开封城史，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坛上的一曲佳话。在路漫长兮人远游的当时，三位大诗人要在一个城市不期而遇，机会是何等地少，几率是何等地小，难怪后人将他们这次邂逅，比作太阳、地球和月亮在浩瀚的星空中走到了一条线上。

三位诗人的相遇是天宝三年（744年）春，故事是从李白在洛阳结识杜甫开始的。其时44岁的李白，在长安翰林供奉，因得罪权贵而被“赐金还山”，路过洛阳，认识了寄居于此的杜甫，杜甫时年33岁。两位诗人促膝长谈，相见恨晚，遂决定结伴东行，迤逦来到汴州。没想到在这里，他们又巧遇闯荡江湖、客游梁宋的落拓才子高适，当时他已41岁了。

仕途失意的三才子同游梁宋，共同沉醉于这短暂的珍贵人生，也暂时忘却了身世坎坷和世态炎凉。他们泛蓬池，吟汴水，访夷门，吊信陵，登吹台，赋梁园，在怀古论今、醉酒吟咏的同时，把一腔诗兴和一片敬意献给了汴州，又将这座古城融入于各自的记忆。

曾经是战国名都的大梁，在历时140年的魏国期间，不知活跃过多少千古风流人物，孟子、庄子、商鞅、张仪、吴起、孙膑……，这些耳熟能详的战国名人都在此留下足迹。然而在具有豪侠性格的李白眼中，最令他注目并肃然起敬的英雄，却是窃符救赵的信陵君，以及助他成功的大梁夷门监、足智多谋的高人侯嬴和做屠夫的勇士朱亥。胸怀凌云壮志却又郁郁不得志的诗人们，对礼贤下士的信陵君怀有特殊的好感，而对功垂竹帛的平民英雄侯生和朱亥，更有一种隔世知音的亲切感。于是，三位大诗人循着他们的足迹，从古吹台到夷门道，抛洒了一路激情，一路热泪。李白的《侠客行》、杜甫的《赠李白》、高适的《古大梁行》等多首诗篇，都记叙了他们的行迹和心情。

深为诗人们向往的另一古迹是梁园，或称梁苑。梁园是汉文帝之子刘武即梁孝王在开封修建的人间仙境，刘武在此广交天下名士，文学家牧乘和司马相如曾是这里的座上宾。游赏当年梁孝王与文人们欢宴唱和之地，不禁勾起诗人们千缠百结的心事和情感，高适在此写下了《宋中》10首，李白则吟下著名的《梁园吟》：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三位大诗人的游赏和歌吟，使古吹台又添几分诗意，使夷门道更增几重豪情。尽管诗人们在汴州同游期间受到的启发和激励，并未能使自身的命运有多少改变，但他们的隐忧和志向，却是永远留驻在中原大地上了。

汴梁古城对历代诗人词客的魅力，不仅在于供他们驻足凭吊的史迹，还有令他们流连忘返的汴河秀色。粼粼汴河波，袅袅隋堤柳，曾不知激起过多少唐、宋文人骚客的乡愁和思情。唐代诗人崔颢洒下了“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的思乡情，另一唐诗人李益则咏唱了“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的怀古曲，而沿河南下的宋词人柳永，在与恋人惜别之际，吟下了一阕《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这一曲《雨霖铃》，在中州后人的心中留下难忘印象和不尽惆怅。其时他仕途失意，落拓潦倒，在京城流连坊曲，混迹妓院，后来不得不离开汴京往东南漂泊。清秋时节，暮色阴沉，惜别恋人，何日再逢？时代无情地排斥了一个个人才，连他们的爱情也变成了恨史，然而却阻挡不住他们才华的奔流。失意的抑郁和别离的痛苦，促使柳永从心棂的缝隙中，吟出了这篇千古传诵的离别词。
从唐代走到宋代，当一位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而出生于开封的诗人苏舜钦登上文坛的时候，中国文学却正从诗的黄金时代演进到词的极盛时期。像唐代的诗人一样，词客们也在宋代文坛开辟了一片灿烂星空。宋代的星空没有给河南人留下多少席位，在当时榜上有名的河南词人首推贺铸，另有两位较有名气的是洛阳人朱敦儒和开封人史达祖。
尽管本地名士乏人，然而开封凭借其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优势和汴河之便，却吸引和招来了各方名士，一时文气氤氲，成为北宋名士往来聚会和吟唱的沙龙。陆续来到京都的有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他们先后任过朝廷重臣。苏轼及苏门弟子黄庭坚、秦观等也到过汴京，他们是为谋求功名、寻求发展机会来的，但到头来一个个都被贬谪外地。女词人李清照，早年也曾在汴京小住过。不管什么目的，不管何种结局，毕竟北宋文学史上数得着的词家，或前或后，几乎都在汴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并在此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自谓贺知章后代的卫州（今河南汲县）词人贺铸，是从武弁进入仕途来到京都的。在京都六七年中，豪迈不羁的侠少生活，使他曾经有过建功立业的壮志和海阔天空的幻想。然而贺铸的遭遇和柳永一样坎坷，曾几何时，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他在穷困的晚年迁居苏州后，写下了一首跳动着赤诚爱国心的自叙词《六州歌头》，以“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为开头，回顾了豪放、任侠的当年，叙述了在卑微的武职中消磨时间的经历。尽管位卑人微，沦落异乡，贺铸对自己的失败仍不甘心，满怀激愤地向身居高位的朝廷投降派发出声声怒斥：
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
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
开封的文气似乎是伴随汴河而至的。天灾人祸，世纪沧桑，当汴河被黄河泥沙淤埋后，文气消散了，文人的足迹稀落了，宋都开封也渐渐变得寂寞而落魄。
明末清初，当一位宋城（今河南商丘）阔少侯方域返回家乡时，绮丽的汴河荡然无存，他也只能遐想当年汴水汤汤、龙舟皇皇的胜景盛况了。怀着沉重的心情，他写下了《隋堤》一诗：
　　隋家天子绿杨堤，万古春风野鸟啼。
　　几处吹箫云漠漠，经时拾翠草凄凄。
　　龙舟想象牙樯入，彩袖虚无簇仗齐。
　　寂寞宋城南向望，老人独自杖青藜。

　　被称为“国之根本”的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东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淤废，预示着开封城的衰败。开封自战国时期魏亡城毁后，沉寂了千年之久，在五代时期得以重新成为都城而中兴，首功应推这一条汴河。
907年，梁太祖朱温定开封为五代的后梁国都，揭开了开封中兴的序幕。五代各国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后晋、后汉、后周三个朝代均步后梁之后尘，以开封为都。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亦决定立都开封，使这座古城进入了一个半世纪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国帝王摈弃了由雄关险塞固守的汉京唐都，也无视龙蟠虎踞的六朝古都，而偏偏将都城选在无险可依、处于一马平川之地的开封，绝非心血来潮的盲目决策。
帝王垂青开封，因为在10世纪的中国，运河已成了沟通南北交通而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动脉，开封凭借漕运之便，也就成为扼南北要冲、控江南经济命脉的咽喉。控漕运者控北方，得粮帛者得天下，开封的位置骤然提高，而汴河则是开封拥有的首要法宝，诚如明人张溥所言：“宋都汴梁，四通八达之地，漕运分路，曰汴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为最重。”
以开封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城市不能“以地为险”，就必须“以兵为险”来保障安全。另一方面，鉴于前朝因兵变导致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兵变夺取政权的宋太祖从上台之日起，就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根除兵变之源泉。于是，他选择了一个“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即以巨资供养数量庞大的“禁军”来拱卫京都和皇帝的万全之策，其结果是使宋王朝从建立之初起，就背上了难以解脱的沉重负担。
　　在宰相赵普的精心策划下，宋太祖在登上皇位后，以“杯酒释兵权”的高招，在酒宴的谈笑间解除了功臣将领们的兵权，创立了一个由皇帝独揽军政大权的封建王朝。封建王朝走到皇帝一人独揽大权这一步，皇帝对朝廷、国家的控制和统治无疑是大大加强和巩固了，实际上也对结束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内乱频繁、王朝不断更迭、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体系，让军政大权完全落于皇帝一人之手，却使国家处于强干弱支的状态，埋下了“积贫积弱”、受侮挨欺的严重隐患，为换取一己的皇位之稳而付出了国运之危的昂贵代价。

维系了167年的大宋王朝，在创造了梦华东京的神幻世界同时，也写下了一部痛心疾首的历史篇章。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到清的大大小小数十个朝代和国家中，有几个屈指可数的窝囊、屈辱的朝代，赵宋王朝大概可算其中的一个典型。即使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先后在位的近40年黄金时代，这两个善安内而不敢攘外的赵家兄弟也未能从北境契丹人手中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此后，北方辽、西夏和金等国的骑兵愈来愈频繁和猖獗地入侵中原，北宋朝廷年年向他们送交大量的银、绢和茶叶，却依然未能换取赵家子孙期待中的太平和谐日子。
　　当皇位才传到第三代宋真宗手上时，辽军南犯北宋边境，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边城告急，宋真宗在军民的压力下被迫来到前线，皇帝“督战”使军士大受鼓舞，一举击退了辽军的进犯。然而宋真宗竟将胜利当作议和的资本，结果北宋接受了屈辱的条件，答应每年向辽国进贡财物，以此换取辽军的撤走。澶州又叫澶渊，史称这次屈辱可笑的议和为“澶渊之盟”。
　　 北宋王朝自宋太祖开国起，共历九帝，一代比一代昏庸和窝囊。到了第八代宋徽宗赵佶时，女真族金国的军队南下犯宋。两军交战，宋军败北，在金国胁迫下，宋徽宗杀了一名由金投宋的降官，并遵命将其首级送给金国。然而这一屈辱之举并未使金国息事宁兵，剽悍的金军由北南下，所向披靡，旋风般地逼近东京。
　　 昏庸无能的风流皇帝宋徽宗惊恐万状，宣布退位，仓促南逃，让儿子赵桓即位，赵桓就成了北宋第九代皇帝宋钦宗。以软骨病一脉相承的宋钦宗也准备弃城逃跑，遭到李纲为首的一些爱国将领的坚决反对和阻止，李纲领导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取得了东京保卫战的胜利。胜利又成为宋钦宗向金军求和的资本，议和结果，宋朝割地赔款，并尊称金国君主为“伯父”。金军满载而归后，宋徽宗就从容返京。宋朝君臣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将各地赶来救援的宋军遣返，又将抗战主将李纲排挤出京，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日夜浸沉在燕歌莺舞之中。
　　不料贪得无厌的金太宗不久再次派军南犯，兵临城下。猝不及防的宋钦宗竟求助妖术破敌，使金军毫不费力地攻入京城。宋钦宗应召带着几名大臣赶到金营，恬不知耻地向金军统帅跪地称臣，递上降表，不仅摇尾乞怜，而且为虎作伥，竟派官员协助金军在府库和百姓家中大肆搜刮金银财宝。次年，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春，宋钦宗被金军传唤赴金宫后，就为他们所扣压。几天后，宋徽宗亦被押送到金，同时被掳掠至金作奴隶的北宋朝廷中后妃、王亲、臣僚、宫匠等共3000人之多。他们最终都未能回到中原，在异国成了孤魂野鬼。

大宋王朝倾于一旦，本来也是历史的必然，其实这一天实在来得太晚了。然而一个历史上的大朝竟以这种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而告终，却也许又是人们所始料不及而且成为心头难以承受之痛。明人瞿祐的《汴梁怀古》，就是一曲后人为开封写的悲歌：
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
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
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
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
开封目击和亲历了北宋兴亡的全过程。也许是为了将这一段耻辱史告诉后人，它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龙亭。
位于开封市西北的龙亭，原为宋代皇宫后御苑的一部分。虽然真正的宋朝宫殿早已毁坏，但这座在清康熙年间重建的龙亭（万寿宫），仍足以令人体味到当年帝王君临天下的感觉。耸立在高台上的龙亭大殿，巍峨壮观，金碧辉煌，依稀显示着当年大宋皇宫的威严和崇高。龙亭大殿前方两侧，则是两泓水波荡漾的杨家湖和潘家湖，相传湖底就是北宋大将杨业、潘美两府的宅基。
悠悠千年，郁郁王气，龙亭不啻是开封的精华，中州的亮点。登上龙亭，缅想当年，正是在这座皇宫大殿内，宋太祖上演了一出“杯酒失兵权”的活剧，从而给大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国运衰微的祸根。站在龙亭，蓦然回首，当年那场“靖康之耻”的历史悲剧和丑闻，仿佛又涌现眼前，重新激起心头之恨。伫立龙亭，眺望双湖，又令人想起另一件北宋史事：正是沉在湖底的北宋两位重臣的府宅间，曾编织了一段黑白混淆、云谲波诡的历史故事，并由此演绎了佘太君（杨业之妻，史载本姓折）、穆桂英以及杨家将的一系列传说。
龙亭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赵宋王朝的背影和开封古城的烟云；也可以听到一个真谛：国家的贫弱源于政治的昏暗。
清代文学家陈简登临龙亭，吟下一首《龙亭怀古》诗，抒发了怀古叹今之情：
龙亭高耸碧云隈，趁晓登临眼界开。
紫气东随函谷至，黄河西抱太行来。
　　夕阳石马秋风冷，故国铜驼暮雨哀。
　　遥望宋宫烟水际，当年禾黍亦成灰。
　　黄河东去，浪淘尽古都的七朝帝王，却冲不走汴梁的千载文明。
　　开封，是神州大地的珍贵瑰宝，要是没有开封，中国的历史也就难以围成十五的望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