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不假设

大田二号农民

读《归安丘园》帖看人性的觉醒

陈培泼

当一个从二品大员骤然被贬为八品闲职，从中央政府的核心圈跌落至地方道观的管理员，收到一封来自连升三级的翰林大学士的书信时，内心该是何等翻涌？这封看似寻常的问候信，出自春风得意的苏轼之手，收信人却是落魄失意的章惇。千年后的我们，透过《归安丘园》帖泛黄的信笺，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难以掩饰的错位与尴尬。历史从无假设，却总在不经意间为我们展开关于人性的宏大画卷。

苏轼在信中写道：“归隐田园，早年我们都有这心思，您却先能渐渐靠近这个心愿，实在让我万分羡慕。” 这番话若是对寻常退休官员说，或许算得上得体的慰藉。但对刚刚经历政治断崖式下跌的章惇而言，无异于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此时的苏轼，刚从黄州贬所召回，八个月内连升三级，正是意气风发之时；而章惇则从枢密院事的高位跌落，被贬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太平观任职，名为归隐，实为流放。这种身份的巨大反差，让苏轼的 “羡慕” 显得格外刺眼。

细究苏轼写这封信时的心境，实在耐人寻味。他并非不谙世事的稚子，此前早已历经 “乌台诗案” 的生死考验。在黄州的五年，他尝尽了 “缺月挂疏桐” 的孤寂，体会过 “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豁达，其《寒食帖》中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的诗句，字字都是困顿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在 “乌台诗案” 期间，章惇曾挺身而出为他奔走营救，甚至不惜与宰相王安石当庭争执。这份患难与共的情谊，苏轼不可能全然忘却。

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样一封近乎 “幸灾乐祸” 的书信？或许，这正是人性复杂的最佳注脚。当人在顺境中时，往往难以真正共情他人的苦难。苏轼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眼中所见多是 “春风得意马蹄疾” 的顺遂，便不自觉地以自身心境揣度章惇的处境。他或许真心认为归隐是种解脱，却忽略了这种 “解脱” 对章惇而言是何等的身不由己。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与其说是恶意，不如说是人性中难以避免的盲区 —— 我们总是习惯以自己的坐标丈量他人的人生。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轮回。数年后，章惇重返权力巅峰，而苏轼则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南贬之路。从惠州到儋州，一路向南，越走越偏，越贬越远。在 “日啖荔枝三百颗” 的豁达背后，是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的窘迫。正是这段切肤之痛的经历，让苏轼完成了对人性的终极觉醒。

当章惇后来同样被贬至雷州时，苏轼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他没有选择报复，反而给章惇的儿子章援写了一封温情的回信，即《答章援书》，信中不仅表达了对章惇处境的理解，还附上了防治瘴气的药方，字里行间满是体谅与关怀。“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这番话绝非虚言，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肺腑之言。

苏轼的转变，印证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对方的苦难。第一次写信时的苏轼，虽有黄州之贬的经历，却未触及骨髓；而第二次南贬的极致苦难，让他彻底懂得了章惇当年的痛。这种懂得，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灵魂层面的共鸣 —— 当你也曾在深渊中仰望星空，便再也无法对他人的坠落无动于衷。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必苛责苏轼最初的失言，也不必放大章惇后来的报复。人性本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充满灰度的复杂存在。苏轼的伟大，不在于他从未犯错，而在于他能在苦难中完成自我救赎与精神升华；章惇的复杂，也不在于他的睚眦必报，而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历史从无假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苏轼没有第二次南贬会怎样，也无法推测如果章惇未曾掌权会如何。但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恩怨，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也揭示了理解与共情的艰难。在这个充满割裂与对立的时代，苏轼最终选择的宽容与体谅，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养分。

当我们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当我们懂得苦难是理解的前提，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或许就能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包容；少一些傲慢，多一些谦卑。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它从不给我们重来的机会，却永远给我们反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