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耳”骑遇（三本）

刘勇

　　细思再想，1986年我在首都北京也骑车来的（前《美篇》：“破风”铁骑/篇已另有其它段落），骑自行车在北京1986年一整年，当然是课后、课余，几乎每天傍晚（甚至一早也快跑一趟），去颐和园附近一邮箱投私信，很偏的一处，顺便也就居然寻得“漏洞”，把自行车🚲骑进了颐和园的后门，常进常逛“大观园”！

　　那时在北京，我们住宿在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原单位每天付款3元住宿费），优惠北大国关、国政教师进修班学员。那期间，我买了一辆二手车，15块钱。离开北京前“油漆”一新15元又卖出去了。那一年里，这辆自行车让我在京城及周边走了不少地方，几乎每周一个“长途”。而单边80公里，来回160公里，骑到北京周口店是最远的距离。那次准备超高级，头一天星期六下午，课后，去附近农村买了一小只鸡，连杀拔毛再用小“电热器”煮熟加盐，铁皮饭盒带身边，美味午餐。呃，这思路，港港的！骑车经历国内又一不凡“缩影”。

1986年，“五.一”节的那一天，我骑车居然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中山公园，与同在游园的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万里与扬尚昆还两次同框留影！

“五月的北京最美，你不要放过了北戴河那些名胜，历代古都沉淀下来的深厚的史感和对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教训尤当深思。”

这是老同学四月份写給我信中的一句话。而当年“五.一”节的那一天，我骑车居然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中山公园，与同在游园的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万里与扬尚昆还两次同框留影！

　　而到了1989年，1990年，到了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到了国外，缘分使然，当地一位四川餐馆的老板“达卡西”，他早年的自行车不用了，借我以便让我课余上他餐馆协助他们的四川厨师当翻译又做二厨墩子。于是我在斯洛文尼亚就基本上节约了学生公交卡费用，市区就靠自行车出行了。最远车行距离，去郊区找到了地图上被命名为“成都街”的一条完全不明显的成都/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友好城市彼此命名的一小街。一条颇具象征意义却明显陌生僻静的小路。

据所签的一个政府协议而特定的“印迹”街名。

　　自行车与汽车之间“思想”的“有机” 转换一定得写出下面这段文字与感觉：

那天，也是周六（1989年9月，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后半夜，我周末在当地“四川饭店”当翻译兼二厨墩子打工的穷学生，收工后蹬着自行车回宿舍。途中，两辆“尤狗”（前南斯拉夫常见的家用小车，类似中国早年的奥拓）突然相撞。只听“啪”一声，至少一只“耳朵”（后视镜）被碰脱，滚落在自行车道上，差点把我绊倒。抬眼望去，那两辆车竟像没事似的，各自“逃离”了现场。我弯腰拾起一只“耳朵”，心头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有些绝望，又带着一丝渺茫的希望。深深叹了口气，不禁自问：中国的年轻人，啥时候也能开上自己的“尤狗”，有机会被“意外”擦掉一次“车耳朵”呢？难道真要等上100年？

那晚，我揣着这份感慨、这声叹息、这个疑问，还有这只“意外”捡来的“耳朵”（一只周游列国后还被带回成都的“纪念品”），在漆黑的夜幕下，继续蹬车前行……

时光流转，直到2002年9月，那位年轻的“中国小伙儿”，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

川AZ 2311。再后来，它的左右“耳朵”，也的确被不小心碰落过好几次……

在漆黑的夜幕下，继续前行……

一只周游列国后被带回成都的“纪念品” ：

“尤狗”牌 “车耳朵”（后视镜）

**对上文的简评如下：**

1. **情感真挚，时代感强：** 以上文字捕捉到了特定年代（80年代末留学东欧）背景下，一个中国年轻人面对国外生活（私家车普及）与国内现状的落差时，那种复杂的羡慕、期盼与一丝无奈。捡起后视镜的细节极具象征意义。

2. **语言特色鲜明：** “尤狗”、“车耳朵”、“无事般逃离”等口语化和略带幽默的自创比喻（如把后视镜比作耳朵，把小破车比作狗），非常接地气，符合一个穷学生略带自嘲又观察入微的口吻，赋予了文字独特的个性和生命力。

3. **结构清晰，对比巧妙：** 从1989年南斯拉夫街头的“旁观者”和“拾荒者”（捡后视镜），到2002年成为国内有车一族并“亲自”碰掉后视镜，这个跨越13年的对比，巧妙而深刻地展现了个人命运随国家发展而产生的巨大变迁。结尾的“碰落左右‘耳’多次”既呼应前文，又带着一种实现愿望后的坦然甚至一丝幽默。

这坦然，甚至一丝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