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假期赋闲在家，捧起了汪曾祺先生写的一本散文——人生忽如寄。一番品味咀嚼之后，自认为汪老先生心态之达观，堪比苏东坡。于是乎，我的精神偶像又添一位。</p> <p class="ql-block">老先生写昆明的一草一木，看似散落，观察却无一不仔细，他极少评论，只是观察、记载。极少写人的活动，却处处泄漏着时代的痕迹。他写百合，末尾感慨了几句又突然收住：“啊，我说这些干甚么，是寂寞了？“雨打梨花深闭门”，收了吧。”落寞孤寂的情绪刚起，又被生生地压了回去。他写葡萄，不似一般作家或描写或抒情或托物言志，他却似史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般考究，追溯葡萄的前世今生，从狗尾巴到谷子，从爬山虎到葡萄，从西汉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葡萄品种到魏文帝喜欢吃什么葡萄，再到温日观所画的墨葡萄，他无不一一考究。最绝的是“葡萄月令”，从一月的葡萄园写到十二月的葡萄园，记载了葡萄一年的生长轨迹。读到这里你会疑惑：“汪先生到底是作家还是农人？怎会对葡萄的种植有着如此深厚的了解？”</p> <p class="ql-block">在读到这本书最后一辑——随遇而安后，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汪先生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最开始，他干的是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农活也基本上都干过，最常干的活是给果园喷波尔多液。这是个细致活，喷的太少了起不了作用，喷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耐心，因此这个工作就落到了汪先生头上。即使波尔多液把先生的几件白衬衫都染成了浅蓝色，即使晚上只能跟农业工人一起挤在一铺大炕上，先生也乐此不疲。和农业工人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被窝地说心里话，垫定了先生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不仅如此，闲暇时候，先生还去给唱山西梆子戏的工人们化妆、跟他们一起演戏、做布景。</p> <p class="ql-block">对于被划为“右派”的这段经历，先生是这么说的：“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这句话真的是着实给了我一惊：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可怕的年代，但也能从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出它的残酷，而从汪先生的文字中丝毫感受不到愤懑和对不公命运的抗争，他以接纳的心态拥抱命运的坎坷，正如这一辑的标题——“随遇而安”。</p><p class="ql-block">是啊！我曾经无比崇敬能与命运抗争的人，人到中年后体会到“随遇而安”才是人生的顶级智慧。竞与东坡先生被贬谪后寄情山水与美食不谋而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