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巴尔楚克：掀开胡杨故乡的面纱—我在新疆的防疫之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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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阿图什，越野车驶行约一个小时，我们便抵达喀什市区。故地重游，这座阔别二十多年的古城再次映入眼帘。

主要街道早已铺上了平整的沥青路，昔日街头随处可见的毛驴车、飞扬的尘土和空气中夹杂的粪臭气息，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迎接我们的是喀什地区防疫站的王站长，而更让我倍感亲切的，是张仁勇师傅的身影。

他是我童年时在喀什最熟悉的“大哥哥”。当年，我们一家随父亲来到喀什参与康苏铁路的修建，行署将我们安置在一座老宅中——那是昔日苏俄领事馆的旧址。院中除了挑水、劈柴、打扫院子的维族小工友吾普尔，负责联络与外勤事务的通信员张仁勇，便成了我们家的另一位“亲人”。

那时他不过十六七岁，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从四川来到新疆的支边青年。如今，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担任喀什地区防疫站车队的副队长和汽车修理技师，早已从当年的少年，成长为这片土地上沉稳可靠的一员。

在喀什休整了几日，经行署卫生处协调，我们调研组一行五人，启程前往巴楚县，开始那一段注定难忘的防疫之行。

离开喀什市区，沿314国道驱车约270公里，便抵达巴楚县三岔口镇。这里是喀什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古时为丝绸之路上的驿站，如今连接着巴楚、莎车、和田等地，也是通往西藏的关键通道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巴楚这片土地。风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吹来，裹挟着细沙与胡杨林深处的清香。夕阳斜照，金色的光芒洒在虬枝盘曲的胡杨树上，仿佛为这片古老的边疆披上一层神圣的光辉。

那一刻，我站在三岔口的戈壁滩上，远眺尉头洲若隐若现的轮廓，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

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陲，更是生命与死亡、自然与文明激烈交锋的前线。

巴楚，古称“巴尔楚克”，意为“四通之地”。自古以来，它便是南疆的门户，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千百年来，驼铃声声，商旅如织，胡杨林默默守护着这片沙漠绿洲，见证着东西文明的交汇与更替。

这里曾留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亦是古尉头国的故地。至今，红海景区的核心——尉头洲，依旧静静矗立，成为那段厚重历史的真实注脚。

然而在我眼中，巴楚不仅是历史的回音，更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防疫记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群老一代防疫人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用汗水与坚守书写的一段尘封传奇。没有喧嚣，没有雕塑，却有着比传说更动人的力量。

1965年，新疆在巴楚阿克沙克马拉勒地区首次暴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CHF），这一罕见而致命的病毒性传染病，打破了南疆大地的沉寂。

自那一年起，自治区防疫站的一批先驱者——柴君杰、李文慧、刘远恒、冯崇慧、张远志、刘雄飞等人，背起简陋的采样箱，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征程。他们徒步穿越荒漠，深入人迹罕至的胡杨林区与戈壁荒原，在高温、风沙、蚊虫和缺水的恶劣环境中，开展最早的出血热自然疫源地调查。

面对病毒的神秘与不可控，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以最朴素的信念和坚韧的行动，开始了对这一致命疾病的流行病学探索。

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正是他们，用脚步丈量荒原，以生命守望生命，逐步揭开了这片“胡杨故乡”下潜藏的自然疫源地之谜。

正是在这批先驱者的不懈努力下，巴楚被正式确认为新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CHF）的历史疫源地。

经过多年系统研究发现：家畜（如牛、羊）及野生动物（如黄羊、塔里木野兔和黑线姬鼠）是病毒的中间宿主，而主要传播媒介则是一种名为亚洲璃眼蜱的小型节肢动物。这种微小却致命的蜱虫，潜伏于胡杨林下的草丛和沙土中，伺机叮咬动物或人类，一旦感染，便可能引发严重疾病。

该病的流行季节集中在每年4月至6月，为蜱虫最为活跃的时期。

回顾历史，1965年巴楚首次报告11例病例，其中10例死亡；

1966年同一区域再次出现8例，死亡6例。两年共报告19例，死亡16例，病死率高达84.2%。

1966年一例典型流行事件中，对5名患者的临床观察记录显示：3人死亡，均表现为急骤高热（体温超过40℃）、皮肤及黏膜出血、消化道大出血和血压骤降。研究人员成功从患者血液及尸检器官中分离出病毒，为之后的实验室诊断与疫源地判定奠定了基础。

自1965年至2002年间，新疆共累计报告230例，其中死亡50例，整体病死率为21.74%。

其中，2001年发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流行，共报告51例，其中红海乡一地占45例，死亡3人，估算局部发病率达5%。

2003年仍报告2例，死亡1例，此后未见公开报道新发病例，流行呈明显下降趋势。

我于1980年代初进入防疫系统时，那些前辈有的已年过半百，鬓染风霜，步履沉稳。然而，他们的精神却依旧如胡杨般挺拔、不屈。

1983年，我随队巡访巴楚，沿着他们曾走过的足迹，从三岔口出发，经阿纳库勒，深入尉头洲湿地。在县防疫站，我们住在简陋的土房里，饮用的是带咸味的深井水，夜晚常被风沙拍打窗棂，难以成眠。

但每当望见那些饱经风蚀、满身裂痕却依然屹立的胡杨，我就会想起当地人常说的一句话：“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

在我心中，那一代防疫人，便是这片西域土地上的“人之胡杨”——坚韧、沉默、从不言退。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巴楚已今非昔比。

昔日颠簸的沙石小路，早已被平坦的柏油公路取代；那座低矮破旧的县防疫站，也早已让位于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疾控中心。县医院高楼林立，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内地援疆医疗专家一批又一批地奔赴而来，极大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健康水平与就医条件。

每年秋季，巴楚胡杨文化旅游节如期而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金黄的胡杨在阳光下宛如燃烧的火焰，人们拍照、吟诗、感叹大自然的壮美与辽阔。

然而，在这繁荣与热闹的背后，我仍能看到那些沉默的守护者的身影。新一代的防疫人继续穿梭于胡杨林间，监测蜱虫密度，追踪野生动物的迁徙路径。他们或许未曾听说过柴君杰、李文慧、刘远恒这些前辈的名字，但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深深踏在先驱们用汗水与生命铺就的路上。

在胡杨林的深处，一条不曾间断的防疫之路，仍在延伸。

巴楚的胡杨，是时间的见证者。它们目睹了丝绸之路的兴衰更替，见证了边疆的开发拓土，也默默凝望着人类与病毒之间那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

在这片苍茫的土地上，防疫人如同胡杨一般，扎根荒漠，坚守一线，无声守护。

掀开胡杨故乡的面纱，映入眼帘的不仅是壮美的风光，更是一代代防疫人用青春与热血书写的忠诚史诗。

他们未曾留下丰碑，却将足迹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年轮中，随风沙长吟，与胡杨并立，永不低头。

当我再次站在三岔口，望着夕阳洒落在连绵起伏的胡杨林上，耳畔仿佛又响起一位老者低声哼唱的维吾尔民歌：

“塔里木的风，吹过我的脸庞，

胡杨的根，扎进我的心房……”

是的，这里不仅是胡杨的故乡，更是奉献与坚守的故乡。而我，愿做一棵不起眼的小胡杨，扎根于这片被风沙洗礼过的土地，无声地守望，静静地生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