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记忆】一张迟到的纸条

雪莲

　　一九八八年的深秋，风里已经带了些扎人的凉意。那天收到哥哥的信，说他在西安半坡的一家电热毯厂给我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活，说能稳稳当当地干到过年。我没敢多耽搁，翻出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帆布包，拾掇了几件干净的换洗衣物，又把母亲塞给我的几十块零钱仔细叠好揣进贴身的口袋，第二天天不亮就踩着露水动身了。

长到十八岁，我还从没踏出过那片围着青山的村子，连火车都没有见过，此刻揣着对大城市说不清道不明的憧憬，还有一股子不知天高地厚的热乎劲儿，竟也不觉得胆怯，就这么跟着人流挤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终于在西安站台上看到哥哥那熟悉的身影时，我攥着帆布包带子的手心已经沁出了汗。他接过我手里的包袱，二话不说就往电热毯厂的方向带，哥哥给我买好被褥等物品就走了，我的第一段打工生涯，便在那排刷着灰漆的厂房前，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厂里的人不算多，拢共也就十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配上两位总是板着脸的主管。好在我打小跟着母亲学做针线活，对缝纫机那嗡嗡转动的铁家伙熟门熟路，上手没几天，脚下的踏板踩得匀匀当当，手里的活儿也做得顺顺溜溜，连主管都忍不住多夸了两句“这丫头手脚麻利”。厂房周围挨着好几家小工厂：东边是家印刷厂，十来个穿着蓝布工装的男女青年总围着轰隆作响的机器转，油墨味飘得老远；西边则是家汽修厂，七八个挽着袖子的小伙子整天在车底下钻来钻去，满手油污也顾不上擦，听人说他们老板是从江苏来的，说话带着软乎乎的口音。这几家厂子的人共用一个砌着水泥台子的大饭堂，买上饭票，就能端着搪瓷碗找个角落落座，稀里哗啦地吃得很香。

下班后，节假日或是周末，闲得发慌时，我总爱往半坡的图书租赁处跑。几毛钱租一本厚厚的小说，能蜷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看好几天，那些铅字里的故事，比厂区周围的黄土坡要热闹得多。从厂里去图书馆得抄段近路，中途要穿过一片埋着老坟的坡地，坟头的野草在风里摇摇晃晃，偶尔还有几声不知名的鸟叫，一个人走那段路，后背总免不了一阵阵发怵。

那天刚走出厂门，就撞见了汽修厂的那位小师傅。他高高瘦瘦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先前总在饭堂碰着，见了我，他先露出点腼腆的笑，打了声招呼，听说我要去借书，眼睛亮了亮，笑着说：“巧了，我也正要去，刚好同路。”那一路他没多说什么，就走在我旁边半步远的地方，可听着他踏实的脚步声，我心里的慌张竟悄悄散了，连坟地的风都好像没那么凉了。

那时几个小工厂的年轻人，下班后总爱凑在宿舍门口的空地上玩。有人蹲在石头上下棋，棋子敲得啪啪响；有人坐在马扎上织毛衣，竹针勾出细碎的声响；更多人围着看打扑克，输赢间的笑骂声能传到老远，像我这样安安静静捧着书看的，反倒成了少数。小师傅在人群里总是不太起眼的那个，性格温和又谦虚，谁有难处总乐意搭把手。有回我们宿舍的姑娘发烧，他听说了，二话不说骑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跑老远的药店买回退烧药，硬要塞给人家，姑娘要给药钱，他红着脸摆摆手，转身就走。他人品好，模样又周正，浓眉大眼的，笑起来嘴角还有个浅浅的梨涡——偏偏这一带厂子都是女工多、男工少，不知不觉间，我便常常在人群里找他的身影。他似乎也挺在意我，总一本本往我这儿送书，说自己看完了没空还，让我看完了他再去还。那些书，竟都是我先前闲谈时提过喜欢的类型。次数多了，我心里难免犯嘀咕：他是不是故意的？脸一热，又赶紧低下头翻书，可心里那点甜丝丝的滋味，却像泡了蜜的水，悄悄漫开来。总受他照顾，我心里过意不去，下班后便常在路边的水果摊买些便宜的苹果、橘子，不好意思专门给他，就趁他宿舍有人时送过去，红着脸说“给大家分着吃吧”，然后转身就跑，背后能听到他同屋小伙子们起哄的笑。

　　有一回我去哥哥那儿玩，兄妹俩说说话就忘了时间，回来时刚好赶上五路电车的末班车。车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沉下来，心里正犯愁——从半坡公交站到我们宿舍还有好长一段土路，这会天早就黑透了，路边的路灯忽明忽暗，那些曲里拐弯的小巷子藏在树影里，像张着嘴的怪兽，我一个人走还是有些害怕。正攥着衣角琢磨着该怎么办，车“哐当”一声到站了，我磨磨蹭蹭地下了车，抬眼就看见公交站的路灯下，他正背着手站在那儿，见我下来，赶紧迎上来：“等你好一会儿了。”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咚”地落了地，连晚风都好像温柔了许多，踏实得让人心头发暖。

西安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西北风像刀子似的刮过脸，透着股钻骨的冷。有次夜里没盖好被子，我不慎感冒了，第二天在车间里喷嚏打得一个接一个，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手里的活计都差点做砸。正盘算着等下午下了班，找个附近的小诊所让医生看看，他却突然走进了我们车间。主管问他有啥事，他指了指我，声音不大却很清楚：“我找她有点事。”说着便把几盒用牛皮纸包好的感冒药轻轻放在我面前的台面上，低声说道：“快把药吃上吧，早点吃药，感冒好得也快些。”我愣在那儿，看着他转身走出车间的背影，脸颊烫得能煎鸡蛋。那天及时把药吃上了，第二天感冒竟真的好了大半，只是想起他站在车间门口的样子，心跳总会漏掉半拍。

日子像车间里转动的缝纫机轮，飞快地转着，转眼就飘起了零星的雪花，临近年关了。不知从何时起，他仿佛离我越来越远，碰面的次数日渐稀疏。好几次去饭堂吃饭，我端着搪瓷碗在人群里转来转去，都寻不见他的身影；偶尔遇上，也是我们都快吃完了，他才匆匆推门进来，低着头扒拉几口饭就走，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说不清是他太忙，还是另有缘故，心里像塞了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或许，真的是我想多了——毕竟他是汉口来的，听人说父母都在城里有正经工作，在汽修厂也只是临时落脚，等家里的工作安排妥当便要回去的。我不过是个从山里来的丫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家，彼此差距太大，他大抵也只当我是个需要照顾的普通朋友吧。这么想着，心里的失落便像潮水下的石头，一点点露出来，硌得人发慌。

电热毯厂一停工，我也该回乡了。临走前那几日，我总借着打水、买东西的由头在厂区里转悠，却终究没能再见到他。哥哥帮我把被褥行李捆成个大包袱，带去他单位的宿舍了，说等我来年开春再出来打工时好用。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倒退，像要把这段日子也远远抛在身后。手无意识地往棉袄口袋里一摸，竟触到一张硬挺挺的纸，折得方方正正，边角都有些磨平了。谁会把这东西塞进口袋？我心里纳闷，小心翼翼地拆开，上面的字迹算不上漂亮，却一笔一划很认真：“燕子你好！相处这些日子，见你善良温柔，人品好，又聪明美丽，我很喜欢你。家里突然有事，我恐怕要提前回去了。下班后，我在厂后面的小路口等你。”末尾是日期竟是十几天前的。天啊！我怎么早没发现这张纸？

火车“呜”地一声长鸣，震得人耳朵发麻。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指节都泛了白，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砸在纸面上，晕开了那些滚烫的字迹。

　　回到家没多久，年关就到了。热闹的年节过后，始终没寻到合适的活干。直到田里忙着插秧的时候，哥哥寄来一封信，说他在西安的工艺品厂给我找了份做首饰盒子的活计。这消息像一缕风，把我重新吹向了那座城市。

到西安的第二天，我没顾上休息，径直往半坡的汽修厂赶去。可站在厂门口，心里猛地一沉——老板已经换了人，车间里来来往往的小师傅，我一个都不认得。我拉住相熟些的工人打听，又去问新来的老板，甚至找遍了附近常去的小卖部、路边摊，逢人便描述他的模样，可所有人都摇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更没有他的通信地址。

就这么断了联系。仿佛他从来没在我生命里出现过，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模糊的幻影。说不出的失落！这辈子见过许多人，走过许多路，却再没遇见过那样的眼神，那样的同路。他留在我生命里的，是半坡的月光，是公交站的灯影，是一张迟到的字条，和一场永远等不到天亮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