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柴静对话国共内战时13岁逃亡者

郭迎东

　　柴静作为央视知名的记者和主持人，以其深入浅出的采访风格和对新闻事件的敏锐洞察力著称。她曾主持过多档新闻节目，如《新闻1+1》、《时空连线》、《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看见》等，以其专业的态度和对细节的关注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柴静在采访中注重展现受访者的个性和故事，力求通过个体的经历反映出更广泛的社会现象。

2024年赖清德执政后，倚美谋独行径越发张扬，已将台湾逐步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海局势凸显紧张，两岸许多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深感不安。2025年早些时候，柴静收到一封台湾来信，是14年前（2011年）她在央视时采访过的一位前国军军官高秉涵先生写的。

　　高秉涵何许人也？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山东菏泽高孙庄村的书香门第和革命世家。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只有13岁的高秉涵，从老家出发，走了15个月上万公里，一直到厦门，登上了从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在台湾历经十年寒窗，于1963年大学法律系毕业，旋即通过考试，入伍任职法官。十年后退伍，通过律师考试，即转任执业律师，服务法律界逾五十年。作为军中法官，荣获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颁发“忠勤勋章”；作为执业律师，马英九亲自为其颁发“杰出律师服务奖。

台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岛屿，长期处于战争戒严的紧急状态。为了随时备战，军方要求士兵不能落地生根。1952年戡乱时期，台湾陆海空军人婚姻条例规定，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者技术士官才能成婚，其他的普通士兵都限婚，给他们的承诺是一张授田证，就是说反攻回大陆之后，可以分一块土地，认为战乱当中只有土地是永恒的。因此全台湾底层士兵中，将近1/3单身，他们唯一的社会关系，就是同部队的老乡在一起，一辈子仿佛没有生活在台湾社会。

　　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党禁、报禁，宣布逐步开放两岸交流的时候，随国民党入台的60万士兵中绝大部分退役，到了花甲之年。在台湾老兵中流传的着一句口号：“活着已做游子，死了拒做游魂，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从1991年起，高秉涵往返大陆和台湾三十多年，已届耄耋，仍矢志不渝，义务送孤苦老兵骨灰回大陆家乡，只为了对老兵们的一句“叶落归根”的承诺。截止到2023年，他带回老兵遗骨近200坛，化身“灵魂摆渡人”。每一次骨灰领取，都要经过冗长繁杂的手续，克服种种困难。体重不足50公斤的高秉涵，亲手抱着8公斤的骨灰坛，一趟趟地送老兵回家。高秉涵说，等他自己百年之后，希望孩子把他的骨灰也带回故乡，安葬在自己娘的身旁。

　　话题回到2011年，虽然两岸早已实行“三通”，但国共内战这个选题在央视还非常敏感，因为两岸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峙已经超过60年，没有人敢批准记者做战争另一侧的人物专访。柴静：“所以我是以个人身份到了台湾，自费采访高秉涵先生，拍摄了一部人物专访纪录片，所有参与后期制作同事也都是志愿者的身份。片子编完之后，审片人说他喜欢，但是他不敢签字，让我找国台办。国台办新闻处的负责人说，他喜欢这个片子，但他不敢签字，让我找总参。总参负责人看完这个片子说，他喜欢这个片子，但要放一放”。

这一放就放到了2012年，在柴静一再努力下，《归去来兮》这期节目终于在央视一套清明节播出。

　　节目之后，高秉涵先生入选了当年（2012年）感动中国人物，被誉为“帮助台湾老兵落叶归根的灵魂摆渡人”。阎肃：“这海峡好浅好浅，深不过我的遗憾。抱回的岂止百十个骨灰罐，抱回来的人心啊，成千上万上万。坚信着亲情骨血相连，谁也隔不断隔不断”。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评选颁奖辞：“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这个奖在当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高秉涵看来，历史已经终结，内战成为过往。2025年已90岁的高秉涵先生没想到的是，两岸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高秉涵：“我从小就就生活在战争的阴霾中，我现在已经活到到了90岁，我认为现在又接近一场战争，这是我十分担忧的事情”。柴静：“很多人对战争已经陌生了，现在很多人提起战争还很亢奋，甚至还期待这场战争，您最想说的是什么”？高秉涵：“政治是无情的，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是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

政治是无情的，这句话的分量，只有他压在真正的承受者的身上，人们才会有所感受。所以柴静和高先生共同决定重讲往事，因为国共内战的残酷核心，在当年节目中并没有真正的触及，有一些背景不可避免要说的比较隐晦，比如说高秉涵为何13岁离开山东老家？逃亡路上经历了什么？到了台湾以何为生？以及两岸开放后的回乡之路？

那是1948年，因为怕儿子在动荡中出事，高秉涵的母亲（宋书玉）决定让他去报考国民党设在南京的学校，临行前拧着耳朵叮嘱他，如果学校解散，要一直跟着人流走，要活着回来。其实，高秉涵的母亲怕他出事，是因为他的父亲高金锡是一位乡村小学校长，有着国民党身份，1947年被共产党枪决，当时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所以1948年母亲才送高秉涵离开，要求他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国军走，不准回来，如果不走也会被受到父亲株连。

高秉涵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杀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其实都是共产党员，在抗战时期就到了延安，三姐高秉浩当选为延安地区模范女青年，接受过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奖表扬，大姐高秉洁在延安给贺龙的秘书，他们的父母当时都不知道俩姐妹这些消息。

　　高秉涵的曾外祖父宋道坦是清朝光绪年间武举人，是山东曹州一带名绅。外祖父宋绍唐为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的先驱，后任东昌府知府，在教育界和实业界大力推动改革。他的子孙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为己任，只是国民党把这场内战称为勘定匪徒叛乱，而共产党称之为反抗压迫的解放战争。

　　1948年9月30日，高秉涵刚刚才走一个多月，守卫山东菏泽的国军在雨中弃城，高秉涵的姐姐回到故乡。这个时候，母亲看到女儿帽子上的红星，她怔住了，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晚了一步”。对母亲而言，女儿回来了，儿子就回不来了，因为她向高秉涵交代过，国民党不回来，你可不要回来。

高秉涵从山东出发去南京读书，但是此后4个月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当中，国民党军队都遭受惨败，南京爆发学潮，教育部无力安置南下的数万名学生。1949年春天，绝大部分学生都已经返乡，但是高明涵只能够按照母亲的嘱托，跟随国军部队走。他去安徽芜湖投奔一位同学的父亲刘兴远，时任刘汝明西北军第八军团181师师长，从此开启了他的逃亡之路。

高秉涵13岁离开山东老家逃亡台湾路线图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视之为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并继续追击南撤的国军。西北军部队在南方的雨季中艰难撤退，高秉涵讲述当了三个细节：第一个是在安徽和浙江交界处的马金岭，这是一个山间的古道，石板路大概不到一米宽，但是却有35里路长。部队都是北方马走不惯这种雨中的山道，马蹄也很容易打滑，常常把人拉下悬崖。第二个细节是从马金岭下来之后，要过很窄的木桥，他看到二三十个士兵抬着重武器过桥，但是木桥承受不住，断了，所有人跌入激流，无一生还。第三个细节是北方士兵没有水上经验，高秉涵看到他们从村子里面去找一些家具、木盆，甚至从地里面掘起棺材板，坐在上面漂流。但是他眼睁睁看着上游山洪来的时候，木头在岩石上撞碎，所有人卷入水中，两天之后，他看到上百具尸体窝集的下游，他的性命也在一线之间。

高秉涵：“在逃亡路上因为人潮，道路两边都是人，难民和军队都掺杂在一起，那个乱乱的，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趁一辆（军）车慢行的时候，就扒上去了，车上有6个士兵在上面，有一个士兵拿着个枪把我往下面推，那个班长就阻止说先不要推，你推下去这个小孩就会摔伤的。当那辆车过一条河时，河上没桥呢，是一条小河，那个班长一使眼色，就把我推到河里”。

　　高秉涵：“当我走到一个山坡上，看见一辆军车翻了，卡在树上，但车上的人掉到山沟里都摔死啦”。高秉涵说，一路上，他基本上没有看到国共双方交火，看到的只是国军部队自行解体。西北军的传统是上下不相离，部队如宗族，打仗的时候妻子孩子随行。但是，这一路失去了车辆、马匹，部队到了浙江境内时只能徒步，已经不可能组织抵抗。半夜，追兵来了，高秉涵跟着军人的太太和孩子们一起在铁轨上跑。天亮的时候，才发现一位母亲背上的婴儿被绑带勒住，窒息而死。高秉涵看到这位母亲抱着孩子离开了队伍，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快，这支部队的军纪就无法维持了。部队抓老百姓当挑夫，逃跑的挑夫只要抓回来就枪毙，后来有些挑夫抓到台湾当兵了。高先生说，他曾经在广场目睹处决过一位江西玉山籍逃跑的挑夫，在枪响之前，跪着的挑夫突然声嘶力竭，喊了一声，妈妈，我对不起你。13岁的高秉涵垂下头，紧紧的攥着拳头，默默在心底说，你没错，不是你的错！

　　刘汝明曾经是抗日名将，西北军中五虎之一，在长城抗战中挥刀督战，杀敌3000多人，大大挫伤了日伪军的士气。他的部队曾经用鲜血保护这片土地，他的人品当时很受人敬重的，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空军，现在却成了戕害他人的罪人。

　　1949年5月中旬，刘汝明部队进入福建的时候，靠政府信用支撑的纸币已经崩溃，福建省政府有令只收银元。刘汝明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我从军以来，没有比这个更苦更狼狈的日子。作为报复，刘汝明拒不理会福建省长官要求他停在闽北阻止解放军南进的指令，继续南退。

高秉涵尾随着两个掉队的国军士兵走到了福建蒲城县的石碑村。他也穿着军服，只是很长，挂到了膝盖处。高秉涵：“看见一位老太太在家门口，感觉就像我的奶奶一样，我就给她点点头，就坐在她身边，一会就睡着了，那两个当兵的进到房间里面乱翻东西。深夜老太太的儿女们从山上回来，看见两个兵都躺着还有枪，就把这两个兵打死了，等我醒的时候，脑浆还喷到我脸上，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哭了，老太太抱着我，告诉家人不要伤害这个小孩。我记得外面还下着小雨，老太太从院子里面摘了几片叶子，煮了一碗热水给我喝，握着他的手，指了指国军撤退的方向，我跪下来跟老太太磕了一个头，就走了”。

　　没有人顾得上这个13岁的小孩，没有吃的，他只能吃剩下的马饲料，或者和老鼠争食。他脖子上挂着一串大蒜，在喝生水的时候就嚼一口。那时他发着高烧，已经在说胡话了，两条腿都肿的像气球一样，走到福建九牧村附近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抬头一看，看到了帽子上的红星。高秉涵：“我妈跟我讲过，看到红星你赶快逃，那就是杀你父亲的人。我看着他当时很害怕，他拉着我来到一处有泉水的地方，用水把腿上的虫子冲掉，给我用的红药水敷上去，又给我两个急救包包起来，我想八路军怎么还有好人呢？妈妈讲的都是坏蛋啊，怎么还来救我？我后来就跟着解放军走，因为跟着解放军走就能找到国民党队伍”。

柴静回想起当年在台北采访高先生的时候，外面天气很热，但他始终是衬衫紧扣，穿着马甲和西装外套，在采访的5个小时内，他一口水都没有喝，他说，它耐饿、耐渴、耐疼，就是当年逃亡路上生存经验。他拉起裤管让柴静看，现在都还记得用手触摸那些黑色伤疤的感觉，里面是空的，只有皮，没有肉。高先生说，是被蛆虫吃掉了。混乱的人群中，他的双腿被别人手中滚烫的热粥泼伤，路上没有医疗条件，伤口反复腐烂生蛆。高秉涵：“有好几次我想自杀，疼啊，太难熬了，但我要活下去，才对得起我妈妈，我要活着见我妈妈”。

　　高秉涵在路边掐一片荷叶，等解放军开灶的时候舀一口饭吃。有时候在路边有一瘸一拐落单的国民党伤兵，不打也不逃，解放军队伍里有人说：“老乡，跟着一起吧”，那些士兵就把军帽上的太阳花一扯，扔到沟里，倒背着枪，卸了子弹，就加入了解放军。

解放战争期间，188万国民党士兵倒戈，加入了解放军阵营。柴静：“那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么走还有没有必要啊”？高秉涵：“我想着要活下去，但能不能活不知道，走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心里想着要去台湾”。高秉涵腿伤走的很慢，很快解放军也走到他前头去了，他已经没有人可以跟随，最怕的就是十字路口，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黄昏时分，在闽江的边上他面前两条路，一条通往福州，一条通往厦门。他沿着两条路各走了一公里，决定去往厦门。他说，因为这条路太凶了，他要走的就是凶路，他的意思就是说哪一条路上尸体多，丢的东西多，那就是国民党部队去的方向。“到了厦门这边见到好多尸体在路边，我穿的裤子也烂了，从一个尸体上扒下裤子，感觉太自私了，我对不起人家”。

高秉涵在福建龙岩追上了刘汝明兵团，他们由长江一撤近2000里，在1949年中秋节前到了厦门，计划在此坚守三五年，固守金厦，屏障台湾。但是10月16日下午解放军插入本岛中央，刘汝明本人亲自去金门要船，想接出3万多人的部队，但是只有两支登陆艇派出，仅可容纳千人。当天夜里11点多钟，岛上灯火突然全灭，这意味着发电厂被炸毁，厦门已彻底放弃了。海滩上的部队全部乱成一团，失去了建制，而13岁的高秉涵拄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数万人之间等着。天快放亮的时候，登陆艇不能够再等，向岸边浮来。高秉寒说，就在这生死时刻，闹哄哄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平生没有见过这样的片刻寂静。然后，随之而来的他听到了人被踩在地上的尖叫。高秉涵：“我是踩着尸体上去的，我被一个士兵用枪托压在我肩上，他要从我身上过去，后面有一位军官，把他压在我肩上的枪托打掉，我才没被压下去。如果当时我被压下去了，那就站不起来了，那人群就像潮水一般，一下就压下去”。高秉涵被人群推进船的时候，他两只脚上的鞋子都已经掉了，登陆艇着急要关门，但是人群还在往里冲，这是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高秉涵：“那时候登艇人太多，人挤人登陆艇门关不上，艇上的士兵就用枪打自己的战友，没登上船的士兵也向船上的士兵开枪，外面是一片枪战，那个场面很惨、很惨！战争很可怕，绝对不能要战争，我相信两岸不会有战争”。当天是1949年10月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6天前已宣告成立。

　　解放战争国共双方包括平民百姓伤亡人数，网络上引用较多的数据在500万人以上，这是20世纪最大规模、影响最深远的中国内战，两岸就此形成政治分立与军事对峙。

　　登陆艇到了高雄之后，却被迫被停在港外，因为1949年前后，国民党运送台湾的军队超过60万人，为了避免拥兵自重和保全治安，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来台部队必须放下武器，按指令登陆。而船上官兵认为，军人缴枪是奇耻大辱，高秉涵看到他们挥舞武器说，要么战死，要么回家。但高雄港的军舰的炮口对准了这艘船。陈诚下令限期徒手登陆，否则击沉。在港外停了一天一夜，无粮无水。第二天，刘汝明要求全部官兵弃械上岸。高秉涵看到他们把武器扔入了海中。此后，自认任劳任怨、忠贞不二的西北军不复存在。扩音器里要求所有人分成三队下船，军官、士兵、眷属，而高秉涵无路可走，无人可投奔，他去难民处领了一碗粥，蹲在地上吃，在心里说，妈，我听你的话，我活着跟着国民党部队到了台湾。

　　台湾这个狭长的小岛，一下子拥入了200万人，学校、寺庙、仓库都住满了人，高秉涵睡在台北火车站的木凳子上。与野狗在垃圾堆争食。柴静：“逢年过节你怎么过”？高秉涵：“大年初一的早上天不亮，我就爬到山上去了，对着大陆的方向痛哭一场，大声喊，娘，我想你”！日后弟弟告诉他。母亲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在路口点一盏萝卜做的灯，这是山东的风俗，给远行的人照亮回家的路。

2011年柴静在台湾采访的时候，高秉涵先生递给一张纸，那是一张1948年的土造棉纸，又软又薄。他逃亡的时候，包袱丢了，但偏偏这张纸还在，是怎么保存的，他自己不记得，那是他的初中录取证明。在临走之前，他妈妈把这张纸放在他包袱里，对他说，战乱时代，大洪流先冲读书人，但是未来的时代是跟着知识走的，你要有自己的路。靠这张纸，高秉涵报考了建国中学夜间部，半工半读，考上了国防大学管理学院法律系。

　　1963年年毕业时，他请求去金门担任军事法庭的法官。此时，大陆正处于大饥荒，蒋介石准备由金门发动反攻。高秉涵认为这里离家最近，他将第一个登上大陆去见他妈妈。可是，他当法官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却是枪毙了一个回家看母亲的人。

　　高秉涵：“我变成了一个杀死回家探母的、想妈妈的刽子手。枪毙他的前一两天，他说我知道你要枪毙我，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我的肉体已经没办法见我妈妈了，但是我希望我的灵魂尽快的见到妈妈。行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那一年，他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拿药，结果被抓入伍，他请求高秉涵有一天能将药带给自己的母亲，高秉涵捧着这些几乎快风化成粉末的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

　　柴静：“你在给那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做你是他那个位置，你又会怎样”？高秉涵：“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高秉涵找到军法组的组长，要求换人，组长说，于法无例。高秉涵说，我不能审这个案子，组长说，你以为我愿意审吗？我是厦门人，家就在对岸。然后，他指了一指桌头国防部的文件，要求一周之内必须审结，军人临阵脱逃者一律死刑，杀一儆百。他缓下口气，对高秉涵讲，你来审，至少可以让他少受一点痛苦。高秉涵：“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一盘肉，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吃不下就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眼睛看着我，酒瓶是打开的，他咕嘟咕嘟就喝了，喝了以后，本来马上枪毙，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因为我怕酒精还没发挥作用，我想希望他不要太痛苦，高粱酒度数很高，他喝下一会就醉了，我尽量让他减少痛苦”。两岸开放后，高秉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希望能找到这位逃兵的母亲，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全部的事实，做她的孩子，替这个逃兵行孝，然而那位母亲和那处房子都早已不在。

国民党反攻大陆计划多次失败之后，到60年代后期基本放弃。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按照江浙风俗，他的棺木不入土，要等到未来游子回到故乡之后再安葬。高秉涵唯一的希望是蒋介石曾经的承诺，会带我们回去，现在希望化为乌有。老兵之间盛传解放军要血洗台湾，高秉涵让妻子从医院拿回一瓶安眠药，如果两岸再爆发战争，他就熬一大锅粥，一家人吃掉，他不想再逃难了，太苦了。

1979年中美建交，大陆停止炮击金门，发表对台湾同胞书，呼吁统一，希望三通：通航、通商、通邮。而台湾蒋经国执政，他的回应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去过金门旅游的游客都知道，如今金门岛上仍挂着大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厦门岛的标语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1979年，高秉涵去西班牙参加世界法治会议，他知道将有大陆代表参加，想请他们带一封信给母亲。高秉涵在信中写到：“娘，在这几十年我有这个毅力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但这封信高秉涵揣在身上，直到散会也没拿出来，因为领队公布了台湾司法部的六不准原则：不接触、不招呼、不交谈、不交往、不合作、不合照。在电梯碰到的时候，眼光也要移开，生怕一个表情就会被对方统战掉。而且各个组员之间要相互揭发、举报。直到会议结束大陆代表在拍这张合影的时候，高秉涵蹭到斜后方座位上，挤进了这张合影。他是希望这张照片，万一能够刊登在大陆的报纸上，他妈妈能够看到，会知道他还活着。揣着怀里的信，他是通过美国朋友转寄回去的。

　　1980年，高秉涵收到了大姐的回信，只看了一行他就走了。在山中雨里喊了一个下午，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对不起！他母亲在一年前就去世了，枕头下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高秉涵小的时候的照片，另一样是高秉涵小的时候穿过的小棉袄，她枕了一辈子，两样东西在临终的时候都随她火化。柴静在当时的笔记里写着：“说到这儿的时候，高先生停下来突然对我说，有时候我恨两岸开放，我不明白？他说，如果没有开放，我妈在我的心里会一直活着”。

　　1988年5月10号母亲节，上万名老兵列队站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T恤衫上写着：想家，妈妈我好想你......

　　高秉涵告诉柴静，他当时在现场曾经很挣扎，因为他曾经得到过蒋氏父子颁布的忠情勋章，忠党爱国的思想印象很深，他会认为抗议是不是背叛？但是在现场他看到广场街道上老兵跪倒一片，磕头哀告，说求求你们放我回去。他听到很多人在喊妈妈，叫妈妈的都是老人，因为知道回不去。高秉涵还了顾四周，他说他想向老兵们大声忠告，时候到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几十年不让老百姓回家的呀。他扯下脖子上的毛巾，挥过头顶，跟别人一起合唱起来：“母亲呀我真想你，恨不得时光能倒移”。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回到山东菏泽。首次踏上阔别40多年的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待了半小时却走不进去，“近乡情更怯呀”。高秉涵：“我东张西望的看看，一位老人问我，先生你找谁呀？我说我找高春生，因为我的小名叫高春生，老人说高春生他已死了好多年了，他死在外地了”。

　　高先生对柴静说过，在逃亡路上他从来没有哭过，他说小孩子要见了妈妈才掉眼泪。但第一次看到母亲骨灰盒的时候，他弟弟放声大哭，他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高秉涵：“见了妈妈，给妈妈（骨灰）跪下，我就责备妈妈，你为什么没等儿子回来就走了？我活着回来了，你为什么没等我？你说了你等我的”。

高先生对柴静说，在家乡菏泽的档案馆，他找到了一份在土改游击战争中的杀人资料统计表，当中有他父亲高金锡的名字，注明“国民党反动分子，专做特务工作，造谣”。这是一份事后补报的文件，在意见栏中注明的是，“该杀”。同批被枪决的有13人，有人罪名之下标注的是“杀错了”，“不该杀”，“杀的生点（证据不足）”。柴静：“确认了您父亲的死因，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高秉涵：“因为我家在当地算是一个有知识、明事理的家庭，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有点影响力，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杀一儆百啊，所以父亲就首当其冲。原来我恨过共产党，后来我认为这是革命的当然手段，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当中的一种必然，就没有必要恨。国民党对共产党也一样，抓到共产党也会枪毙。

高秉涵告诉过柴静，当年菏泽的乡下，是共产党活动范围，所以他父亲为了避祸，就一直住在菏泽城内有国民党守军的地方。当天他回乡办事只住一夜，但就在当晚被4个陌生人捆走枪决。这个村庄当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是高秉涵的堂叔，所以他的母亲怀疑这位堂叔是举报者。40年之后，当高秉涵回乡的时候，他去拜访了这位堂叔。高秉涵：“两岸开放以后，我弟弟陪我去三叔家看望，他已经半身不遂躺在床上，我给他磕了个头，而我弟弟在门口就是不进去”。柴静：“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高秉涵：“我没有办法证实是三叔举报的我父亲，年长的亲人都没有了，他是我唯一最亲的一个长辈。假如确实是他做了这件事情，我磕这个头会让他惭愧”。柴静：“当时您这个堂叔他是什么反应”。高秉涵：“他偏瘫在床，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很感动”。

高秉涵在大陆的亲人多半是共产党的干部，他的大姐高秉洁曾经是刘少奇、贺龙的秘书，大姐夫朱劭天曾经是陈云的秘书。姨父杨林曾经担任中国石油工业监察局的局长。在知道他这些家事之后，柴静曾经问过高秉涵：“你母亲会后悔当年送你走吗”？高先生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视线移开，停了一会儿，才用非常平淡的语调说：“文革中我姨夫自杀了，那些学生在他头上撒尿，他撞墙自杀。我的大姐夫在新疆劳改8年。我母亲没有能指望我活下来，她只是希望我能多活几天”。

高秉涵的姨父杨林曾经担任中国石油工业监察局的局长

　　当年柴静在台湾采访高秉涵的时候，他拿着他妈妈留下的拔罐、体温计等几件遗物说：“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对我来说见不到她老人家，但是她的东西在我身边，心理上也有安慰。这个大时代已让我痛苦流涕，已让我遍体鳞伤，那既然我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了，那我这一生就要发一点光，我要使这个大时代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

当年在南逃路上，有一位中学生吴全文曾经送给高敏涵一件蓑衣，他俩一起去了台湾。两岸开放之后，吴全文跟母亲约好了在中秋节回大陆，在这之前，他却突然诊断出癌症去世。在中秋节当天，高秉涵抱着吴全文的骨灰，经过香港到广州，再按照预定的机票时间到了兰州。在接机口有一个人推着轮椅上一位老妇人在等，那是吴全文的母亲，91岁了。高秉涵：“妈妈未见到活人，只见到了骨灰，又悲伤又激动的差点从轮椅上摔下来，离别几十年，也算了却妈妈的心愿，老人家忙说感谢！感谢！我是这么理解的：人生谁先走是没办法预料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个不幸，但是对这位黑发人来说，从母亲怀里长大，最后又能回到母亲怀中，这也是一种幸福”。

　　高秉涵说，当年我跟着这些人跑到台湾，现在我送他们回家，但很多人已经无亲无故，我只能找到一块玉米田或一棵大槐树，把骨灰撒在村里的土地上，他边撒边说：“老哥，你算真的到家了”。在旁边围观的一些乡亲们觉得我这个人神经兮兮的，这人在做什么？他在跟谁讲话？但是在我心目中，我算是实现了我的承诺。有人不理解的问我，这点念想有那么重要吗？高秉涵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2011年在台湾采访高秉涵的时候，因为没有团队，就聘请了台湾中天电视台的一位摄像师来帮她拍摄，采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高先生停下来对着柴静身后说，没事没事，都过去了，柴静回头看，才发现是那位摄影师哭了。出来的时候俩人一起打车，那位摄影师跟她讲，他是在台南出生，母亲是原住民，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小军官，他说他从来不关心父亲的过去，但今天听下来，却觉得这件事好像什么地方跟他有一点关系。柴静跟他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年纪相仿，在相隔的两岸长大，学习不同的历史教科书，但是看到的都是同样简单的出自于政治立场的表述。柴静：“通过这次采访我才感到，历史原来是活的，它和我有关，和他有关，和很多人有关，和过去有关，也和将来有关。国共双方从来没有签署停战协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活在这场内战里”。

　　柴静：“您现在在大陆的媒体上会比较多的出现，台湾这边会不会有种声音说高先生已经被统战了”？高秉涵：“因为我表现的是人性，我生在山东，大陆养了我13年，是生我的母亲。我在台湾长大，台湾养了我73年，是养我的母亲。两边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热爱的家，这段两岸一家亲的‘情’，是血浓于水的，是永远分不开、截不断的。”。柴静：“有人会觉得台湾问题久而未决，或者是没有这个耐心，或者就想用武力来解决，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高秉涵：“谈到武力，我是最怕的，因为战争总是残忍的，所以我不赞成，绝对不赞成听到有枪声”。柴静：“您的建议是什么”？高秉涵：“交流，因为地缘、血缘、文字、文化相融、相通，很容易交流，咱们是兄弟”。柴静：“好多人觉得说现在政治的力量太大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高秉涵：“要群策群力，人不能离群而独居，你付出才有价值。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时看到自己的付出，这就是行动。这也是我90岁的老人家，对两岸社会年轻人的祈求，高爷爷拜托你们了”！

海峡两岸开放后，高秉涵携妻子儿孙返乡认祖寻根，组织同乡会回乡探亲，被推举为会长。三十多年来，他热心教育，热心公益，情系乡梓，心系家国，屡屡为家乡募捐，赞助小学、中学和大学。年近花甲，开始奔波两岸运送老兵骨灰回家。他曾身穿律师袍公开发声反对“台独”。他的义举感动了两岸同胞，央视等媒体多次制作专题节目报道，使得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传遍神州。

在山东菏泽老家以高秉涵先生乳名命名的“春生路”

　　根据高秉涵先生的原型，由台湾知名导演王小棣执导电视剧《谁说妈妈像月亮》，于2022年10月1日在中国台湾地区播出。影片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讲述大时代的历史变迁，记录了动荡年代里分隔两岸的相思之情。

　　"5月10日 母亲节 等你回家″！ 由90后导演杨正浓执导的电影《日暮·归乡》，于2025年5月10日在国内上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在影片中化作了两岸同胞跨越时空的深情回响，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与感动。

　　由军旅作家张慧敏与孔立文执笔、整理，高秉涵先生口述，《回家的路——高秉涵回忆录》于2017年1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回忆录生动地再现了高秉涵先生传奇的一生，读来催人泪下，荡气回肠。

　　柴静为此书作序：“对高秉涵先生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里不能忘记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里一段至今的隐痛”。

高秉涵先生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湾老兵经历的坎坷和艰辛，同时也见证海峡两岸从隔绝到沟通的一段特殊历史。相信海峡两岸同胞，不会忘记中国百年苦难的历史，更不会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

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