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盛衰三百年的双黄寺（六）

铁轮 (王军)

• 喇嘛教深达经略之西黄寺

西黄寺属于皇室的家院，供皇族祭祀，承担皇家的佛事活动，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理藩院下"喇嘛印务处"。

西黄寺实施扎萨克喇嘛委任制度，寺院住持一般由驻京的札萨克喇嘛担当，住持札萨克喇嘛是三品官的待遇，印信由喇嘛印务处颁发。顺治八年（1651）时西黄寺住持，由驻京札萨克埒图绰尔济喇嘛担当，他的盟旗主即为锡勒图库伦旗三任扎萨克达-班达诺门汗。乾隆七年‌（1742）时，西黄寺住持扎萨克喇嘛是却丕勒多尔济喇嘛。

西黄寺在五世达赖喇嘛驻锡之后，开始招收僧侣喇嘛。《理藩院则例》柔远清吏左司下记曰："后黄寺。顺治八年创造后黄寺，剃度番僧百有八人，…"。黄寺在清代时又称后黄寺、西黄寺。

清初时朝廷不允许人们出家建庙当喇嘛，至顺治八年（1651）始放开禁令。

但满清皇帝并不希望上层统治者和皇族信奉喇嘛教。早在藏传佛教逐渐向东传播成为蒙古的国教时，崇德皇帝（皇太极）在诏谕满清诸贝勒时曰："蒙古诸贝勒，舍其本国之语、名号俱学喇嘛，致国势衰微，当以为戒"。

后来朝廷又推崇和提倡喇嘛教，是认为此举可以有效地统治西藏和蒙古及内陆各省民众，"国家宠幸黄教，并非崇信其教以祈福祥也，抵以蒙古诸部崇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籍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乾隆皇帝也直言不讳道出本心："况本朝之维持黄教。 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乾隆皇帝御书《喇嘛说》："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正如法国人著名剧作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宗教永远是政治的必需品"。

为了有效地管理喇嘛，对于寺庙的喇嘛采取度牒制度。清廷有明文规定，度牒是喇嘛身份的证明，编制在册的喇嘛发给度牒，需报理藩院备案，寺庙不能随意增补度牒。

理藩院则例条文，"康熙十六年（1677）题准：札萨克首领喇嘛，给与印信，其余喇嘛班第等，给与禁条度牒。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首领喇嘛，亦给印信。部册有名喇嘛班第，给与度牒。外藩四十九旗，每旗各设首领喇嘛一员，给与度牒。"

史料有记述：顺治八年，后黄寺（西黄寺）6位僧人圆寂，对其缺额，寺住持锡埒图绰尔济，自择6人补任，上报本旗主班第达诺门汗，事后上报理藩院。理藩院责问锡埒图绰尔济："尔如何告知班第达诺门汗，却不告知本部？"并就此事议决：锡埒图绰尔济私自补任，虽有班第达诺门汗允准，且事后补报，同样应予治罪，只是时逢大赦，方未予追究。

西黄寺是皇家寺院，僧侣出家为奉旨而行，其人员均来自八旗包衣牛录，理藩院走程序增补成开缺。"后黄寺…剃度番僧均以内府三旗管领下及五旗王、贝勒、贝子、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属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顶补。"

理藩院则例记述，"康熙十一年（1672）题准：在内王等取充后黄寺班第百有八人，额缺，将默尔根绰尔济额外册内有名之班第顶补。若无顶补之人，仍行礼部，于各原主名下，取人充补。"

清廷给予喇嘛特殊优待，康熙十六年(1677)，理藩院规定，凡出家为僧取得度牒的凭证者，可免除对旗和贵族领主的徭役、赋税，并领取一定数量的钱粮。

驻京活佛（呼图克图）和札萨克喇嘛，以及寺院内喇嘛的生活和其他用度，由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编制定册，内务府统一调拨，"若以粮米给付多称衣单粮，而以银两给付则多名之衣粮银，是清政府中央或地方财政按人头支给，在理藩院注册喇嘛的衣粮之资"。

理藩院对京师和外番喇嘛的钱粮，按等级配给，有明文规定："京师喇嘛钱粮：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月给折色银四两五钱三分五厘四毫三丝，乳牛三头，坐马四匹。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各月给折色银四两二钱一分二厘二毫四丝，乳牛二头，坐马二匹。闲散喇嘛各月给钱粮银二两，坐马一匹。以上各月给米七斗五升。

其余格隆、格苏尔班第月给折色银，自八钱六分五厘二毫七丝二忽及八钱九分九厘一毫六丝至一二两不等，月给米自三斗一升一合二勺五杪，至七斗五升不等。每月应给折色银米由户部核给，小建扣除。每牛一头，月给豆一升，谷草、羊草各一束。马一匹，豆二升，谷草、羊草各一束，亦由户部给发"。

西黄寺住持札萨克喇嘛，按等级每月去理藩院领取钱粮。因是皇家寺院，普通僧侣喇嘛的钱粮待遇，较一般寺院高，故外地寺院僧侣多投靠京城西黄寺。

西黄寺喇嘛的服装和被褥，均由朝廷定时发放更换。

顺治十年十二月理藩院上奏："应北黄寺之兰占巴喇嘛之请：顺治八年，该一百零八名班第出家时，曾拨给翠蓝布棉被褥各一床。后上奏请拨所服衣物，得以定期按冬夏拨发，而被褥则未有定规。今因被褥破旧，众班第言明我部，对此部议：今后被褥每三年更换一次，交由礼部办理。为此请旨谨题。"

这是对于西黄寺住持兰占巴喇嘛请求而改规定，除西黄寺喇嘛外，也包括其余皇家敕建寺庙，采取了同样措施，即喇嘛服装每年按冬夏拨发，被褥自顺治十年起三年一换。

康熙二十八年议准：喇嘛库土克图咨送班第十名，准照后黄寺班第例，三年给衣一套，每月给与米肉茶油等物。

西黄寺的法事用项，也由朝廷拨付。《会典》中同样记载："顺治九年题准：每岁正月八日至十五日，后黄寺集喇嘛格隆、班第诵经，凡需用之物，均由该部（户部）支给"。"

顺治十四年题准：后黄寺每年诵经喇嘛格隆、班第定为四百人"。"后黄寺诵经喇嘛，每年赏银一千两，由户部取给"。

到康熙朝理藩院上报后被批复，"康熙四十六年议准：本院见已设立银库，将后黄寺每年诵经应用香供等费银八十二两七钱四分五厘，及赏给喇嘛格隆、班第等银千两，均改于本院库内支给。"

为了加强对喇嘛教的行政管理，清朝在各地封疆大吏的定期朝觐制度外，也建立了大喇嘛的年班朝贡制度。

据《清会典》载，蒙古王公贵族和西藏黄教领袖按照"年班制度"，每年轮班进京朝贡，谒见皇上，被分别安排在外馆和黄寺居住。

朝贡亦有内外之别，内蒙古人员住内城，外蒙古即新归附的喀尔喀部等盟旗，其王公贵族喇嘛指定住于城外西黄寺，随行众教徒安排于附近外馆。理藩院认为新议盟未久，让喀尔喀王公贵族喇嘛径直入城恐生变故，于城外或多或少有监视防范之意。

西黄寺也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贡使居住地。理藩院则例条文："乾隆十三年复准：达赖喇嘛、班陈额尔德尼，间年轮班遣使进贡，贡道由西宁，至京寓居西黄寺。除照例折赏外，回时均奉旨慰问"。

贡使一般由敕封的呼图克图或有敕封职衔名号的高僧担任，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向皇帝朝献贡物，更重要的是听取皇帝向西藏地方政府下达的指令。

除每年朝觐藏蒙王公贵族喇嘛定期入住西黄寺外，在五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后，西黄寺被清廷指定为驻京活佛（呼图克图）驻锡之地。

一世哲布尊丹巴在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长年入京陪伴康熙皇帝，冬季驻锡西黄寺。青海二世土观活佛，被康熙皇帝册封为"呼图克图•净修禅师"名号，奉旨入京驻锡西黄寺达五年之久。三世土观活佛，乾隆皇帝赐给封诰，协助章嘉国师管理京城的宗教事务，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颇受皇帝崇信，奉命驻锡北京西黄寺和雍和宫，时间超过二十年。

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机构，也设在西黄寺，总管札萨克达喇嘛亦驻锡于此。例如康熙朝的西藏驻京总管札萨克达喇嘛-达木巴色尔吉，于康熙年间派任留守京城住锡西黄寺。康熙三十一年（1692）奉康熙皇帝之喻旨回西藏探秘，未见到真佛，却将假的五世达赖喇嘛消息带回，以致战争信息不对称，让康熙皇帝甚为暴怒。达木巴色尔吉喇嘛为此蹲了理藩院大牢，丢了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职位，被逐出京城西黄寺。

西黄寺亦是编著藏传佛教经书的地方。

乾隆皇帝即位后即下旨，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文，大藏经分为教说翻译、论著翻译等两部，音译甘珠尔、丹珠尔。

在三世章嘉活佛的主持之下，集二百多名蒙古各旗寺院召集到京喇嘛学者，共同翻译佛教经典《甘珠尔》《丹珠尔》，西黄寺住持扎萨克却丕勒多尔济喇嘛参与翻译校刊。

从乾隆七年‌（1742）开始，经7年努力，于乾隆十四年（1749）将108函《甘珠尔》、225函《丹珠尔》、翻译校对完毕，在北京净住寺印刷发行。

西黄寺又是清政府教训斥责罚喇嘛之地。

在皇家寺庙，对藏传佛教僧侣有实行剥黄正法刑罚，剥黄即剥夺僧侣的黄衣黄帽（格鲁派标志服饰），正法指依法处决。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击败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后，将俘获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在西黄寺予以剥黄正法。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何许人也？在本文第一章节《东黄寺》里介绍到，当时主持建造东黄寺和协助建造西黄寺的喇嘛，被顺治皇帝册封为"脑木汗活佛"的六世巴周活佛•金巴嘉措，在西藏时被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封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世巴周金巴嘉措，被康熙皇帝授予总管京城喇嘛班第扎萨克达喇嘛。

康熙皇帝用兵剿灭漠西噶尔丹时，派他去西藏联络五世达赖喇嘛共同出兵（其时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谁知这个巴周活佛，将假消息传给康熙皇帝后，反身投入漠西噶尔丹部反清。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击败噶尔丹后，将其俘获。于西黄寺召集蒙古王公、军政大臣和驻京活佛喇嘛，康熙皇帝公开训斥叛乱及延误战机之官员和喇嘛，并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凌迟处死。

六世巴周•金巴嘉措活佛传经佛法，转了一圈，死在了自己建造的寺院里、五世达赖喇嘛驻锡之地，也是上天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