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老电影——《逆风千里》 的幕后故事

行者 （讲古论今）

《逆风千里》是由周万诚、方徨编剧，方徨执导，马奕、张子良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于1963年12月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东北人民解放军某排押送国民党将校级战俘，途中战俘多次试图逃跑并与外界联系，负责带队的连指导员宋志刚机智应对，最终在县大队接应下成功将战俘押送至我军防区，敌骑兵连中计追悔莫及的故事。

1963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逆风千里》讲述的是1946年秋，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某部小分队历经艰难险阻押解一批国民党高级战俘的故事。

相信有很多人是拿着这样的电影票观看这部电影的。在中国影坛上，《逆风千里》堪称一部旷世之作，并非是指其艺术成就无法复制，而是指它的遭遇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于该片采用了当时从未有人尝试过的新颖角度来讲一个敌强我弱的故事，第一次将反派人物推至舞台前景，并取了《逆风千里》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片名，这几乎就注定了它的命运多灾多难。

敌25师师长李正谊化装成伙夫，企图逃跑，被我军活捉。

影片是以新开岭战役为背景的。1946年10月下旬，国民党为抢占东北胜利果实，调集10万重兵向辽东、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危急时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果断采取迫敌分散、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将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千里驹”的敌52军25师诱至宽甸西北部的新开岭地区，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一举歼敌8900余人，俘获包括师长李正谊等在内的敌官兵5800余人。

（四纵司令员胡奇才）

新开岭战役首创我军在东北战场一次作战全歼敌一个整师的纪录，成为扭转东北局面的关键之战，执行此次战役的四纵也一战成名。解放战争初期，四纵的作战素质其实是很差的，一个纵队对新六军一个团吃了大败仗，被林彪点名批评，司令员吴克华因此下岗。走马上任的胡奇才果然有雄才大略，他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与敌人争夺一城一地”的战略，新开岭大捷后，当敌人从三面向我压来时，他沉着指挥部队迅速撤离战场，穿过桓仁原始森林向辑安地区转移，同时组排一个小分队将俘虏中的高级军官押送至辽东军区驻地。

（被俘前后的敌25师军官）

小分队由纵队侦察队长率领的10名排级侦察员、纵队警卫营2连指导员率领的一个警卫排共同组成。小分队任务艰巨，押送过程中不仅要坚决执行我军俘虏政策，对这些反动军官不打骂、不侮辱、不搜财物，对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予以揭露和打击，还要不断与追敌交火，穿越形势复杂的敌我交界地，最终在三天时间内胜利地将俘虏押送至长白山下的临江县城。敌师长李正谊为了减轻罪恶，还主动写了一份“反蒋声明”，对打击敌人的士气，瓦解敌人的军心起到了作用。

负责押送任务的警卫排长正是《逆风千里》的编剧周万诚。1957年，已成为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创作员的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剧本。剧本最初并没有想好名字。一天黄昏，周万诚独坐在广州军区疗养院的一个小亭子里冥思苦想，他看到一片落叶在亭外的溪水中漂漂浮浮、随波逐流，忽然受到启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犹如水上这片落叶；押送一群俘虏穿越敌占区，恰似逆水行舟，顶风驶船，困难重重，但我军不畏艰险，迎风逆水勇往直前，不就是“逆水行舟、逆风千里”吗？片名《逆风千里》就这样诞生了。《逆风千里》的剧本最早发表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作品》杂志上，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近水楼台的珠影厂抢先拿到了拍摄权，但因厂领导意见不统一而迟迟未能开拍，有位副厂长提出“对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是讲优待政策的；但点火把给侦察敌机发送信号的俘虏则是反革命，讲优待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人看到剧本中正面人物寥寥无几，反面人物则是一大串，认为这有悖于此类影片业已形成的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英雄人物为主的叙事模式，明确投出了反对票。

1961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给这个剧本带来了转机，此次会议重新倡导“双百方针”，鼓励创作人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会后，时任文化部长电影局长陈荒煤亲临珠影传达会议精神，在此期间，他肯定《逆风千里》题材新颖，是一个好剧本。广东省委文教部也拿出了审查通过意见，就这样，珠影厂将该片列入了1962年的生产计划。珠影厂此前还从未拍摄过战争题材的影片，恰逢此时，山东电影制片厂撤销，原上海援建人员全部划归珠影厂，山影厂副厂长方偟是新四军文工团出身，有过在《上饶集中营》担任副导演和独立执导《两个巡逻兵》等片的经验，他当仁不让地挑起了这部影片导演的大梁。

方偟给《逆风千里》的定位是，“这个戏是一杯苦茶，不是葡萄美酒，是现实主义的。”按照这个方向，他与周万诚一起对剧本作了精心加工，本着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敌强我弱”的特定态势，从“小分队押送大俘虏”的特殊任务出发，强化了四面受敌、举步维艰的典型环境：天上敌机搜索，地下敌军追截，内有俘虏滋事，外有奸细捣乱。在人物的设置上，确定敌方有名有姓的角色7人：师长、副师长、政工部主任、特工处长、医官、骑兵连长、军长，还有以“老乡”面目出现、暗中相助的当地“反共复仇军”。我军方面的主要角色只有3人：指导员、排长、女卫生员，另有两名战士。

选择演员时，方偟也遵循了“敌强我弱”的原则，特邀上影厂的白穆饰演师长孙振戎。白穆的戏路亦正亦邪，他在方偟执导的《两个巡逻兵》里演过解放军战士，但他最有名的角色还是《南征北战》里的敌军参谋长。方偟在做导演阐述时，还特别为这个人物写下这么一段话：“孙振戎是黄埔学生，出身封建地主，他认识共产党是在军校，一出校就当营长，很骄傲，打仗有办法，对付共产党有经验，林彪才是他的对手。”

饰演副师长的傅伯棠也是有近20年从影经历的老演员。方偟希望傅伯棠的加入能给影片带来一些喜感，以调节紧张的气氛，所以临时给他加了“我想吃一只鸡”的台词。

饰演我军指导员宋志刚的马奕是武汉话剧团的著名回族演员，是武汉话剧舞台上唯一的列宁扮演者，但他在银幕上却是一个生面孔。方偟从一开始就不想找一个英俊帅气的演员，他给宋志刚的人物设定是“不是苏联军官，长得不漂亮，内秀，美是慢慢看的……农民出身，到部队曾给保卫部长当过通讯员，文化不高，押送这么一批俘虏对他来说担子过重。”

相比之下，饰演胡排长的张子良和饰演卫生员朱小玲的丁铁宝则更有名气一点，尤其是张子良，不仅主演过《洞箫横吹》，还在《红日》中扮演过爱吃山东煎饼的班长。

《逆风千里》直到1963年6月才正式开拍，整个拍摄和制作用了半年时间。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十分关心该片的拍摄，影片完成后，他第一时间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亲临珠影厂审片，刘亚楼还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他们一致认为这部片子不错。陶铸在肯定影片的前提下，提出若干意见，其中有一条是“我军在战斗中连个负伤的都没有，难道敌人那么草包……”

进京审查时，文化部和电影局领导也认为陶铸的意见十分中肯，建议珠影厂作相应修改，于是摄制组对剧情做了调整，补拍了战士纪鹏飞炸桥时壮烈牺牲的情节（注：文革后放映的是未经修改的版本）。

由于是革命战争影片，加上题材特殊，第二次送审时总政也参与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年作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亲赴新开岭战役前线指挥，他也认为影片对这段史实的描写比较客观，尽管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敌人如果太老实，就没有看头了。”文化部领导还请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道审看，最终一致决定给《逆风千里》开绿灯，交由电影局于1964年5月16日在全国发行上映。就在这时，惯于窥测风向搞政治投机的康生，利用毛泽东主席两次批示对文艺形势和文艺工作不符实际的错误估计和全面否定，依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新增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身份，与江青沆瀣一气，兴风作浪，开始向电影界发难，气势汹汹地斥责《逆风千里》“片名就是反动的。什么叫逆风千里，这不是长敌人威风吗”，“这部影片是为国民党宣传的”，“它不是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貌，而是宣扬国民党匪军官‘坚强不屈，积极斗争’，是歌颂敌军‘不惧困难，机智勇敢’的高贵品质”，当即下令“停止发行，彻底检查”。1964年7月29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康生又耍弄突然袭击手段，公开点名批判“坏戏”、“坏电影”，强行给《逆风千里》扣上“反革命影片”的帽子，说它“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不久之后，在中宣部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江青把一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进行公开批判，《逆风千里》赫然在列，她还着重提到，“珠影厂有《逆风千里》，天马厂有《红日》，这是一根毒藤上的两个毒瓜，必须同时砸烂”。

迫于压力，中宣部先后逐批发出公开放映和批判“毒草电影”的通知，《逆风千里》遂以此种方式与观众见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各种挞伐文章铺天盖地，集中从“篡改历史”、“美化敌人”、“污蔑我军指战员英雄形象”和“歪曲我军俘虏政策”四个方面对影片挥舞棍棒。有些文章还穿凿附会地瞎联系，称该片的剧本创作于1957年，是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一年；影片拍摄于1962年，正值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由此可见，这部电影起名《逆风千里》是有预谋、有险恶目的的。这种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批判到了文革中更为变本加厉，而对影片的批判最终演化打击迫害陶铸、罗瑞卿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工具。

（饰演侦察员的黄伍钟）

在这种情况下，影片的主创人员纷纷受到株连，编剧周万诚被广州军区开除党籍和军籍，遣返烟台老家接受管制，并因此而导致妻离子散；导演方偟在反复揪斗后下放劳改，从此告别影坛；资深摄影师姚士泉不甘受辱割腕自尽；饰演敌副师长的傅伯棠惨遭打骂，红卫兵还把沙子塞进他嘴里，要他像吃鸡一样吃下去；扮演解放军侦察员的黄伍钟则跳楼身亡……

直到文革结束后，沉冤十余载的《逆风千里》才终于恢复名誉，为之牵连的主创人员也得以平反昭雪。但是，这种在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的“另类”探索总是要担一定风险的，1983年第五代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同样是讲述押解俘虏的故事，因赶上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也被当成“精神污染”的靶子来重点批判，只是时过境迁，像《逆风千里》这样遭受如此厄运的电影已经绝无仅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