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与“表发”

广陵杂陈

狭义发表，是指通过媒体将自己文章公之于众，表发则是指，藉以文章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对写作者而言，发表与表发虽只一字之差，但在价值认知、行为性质和结果导向上，却有着云泥之别。

爱默生认为，表达欲犹如性欲，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如同一切生物都受到诱惑去繁殖后代一样，思想也必须以语言的形式显示出来。”“行为本身就是快乐，是不可抑制的。”无论罗曼•罗兰发“不创作，毋宁死”毒誓，抑或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决绝，本质上都是表达本能使然。

发表只是表发的现象和手段，表发才是发表的本质和目的。“修辞立其诚。”强调写作伦理底线；“文以载道。”强调作文普适原则；“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写作责任使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文章公共功能。四句古箴指向和强调的，正是发表与表发的伦理底线和基本功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被称为“三不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谓之“横渠四句”。对写作者而言，作文最高意义，不在于是否发表，何时发表，发在何处，而在于能否通过表发，承载个体思想情感，实现“立言”终极意义和“为往圣继绝学”极致价值。

在何处发表，发表数量多少，上没上热搜，获得奖项几何，既不等于文章质量高低，更不代表表发意义大小。发文有无意义，当然不是凭发表媒体级别和发表数量说话，而是凭内在质量成色和真理“载荷”取胜；更非靠一时阅读量“多少万＋”和分享量多少裁决，而是由时间淘汰检验和历史沉淀决定。

乾隆一生写诗43630多首，庶几接近《全唐诗》总量，虽堪称世上作诗总量、日均作诗量“双料冠军”，但悲催的是，一句也没留下。张若虚在《全唐诗》中仅存诗2首，但其中《春江花月夜》，却被誉为唐诗“开山之作”“千古绝唱”，享有“一词压两宋，孤篇盖全唐”盛誉。相对于乾隆写诗4万多首无一成名传诵，刘邦仅作《大风歌》和《鸿鹄歌》两首诗就流传千古，并被选入学生课本，收获了“不朽”写作意义。

人活着，无非生存、生活、生命三种状态。无论是生存状态为“稻粱谋”写作，还是生活状态为“真性情”写作，抑或生命状态为“三不朽”写作，都不应放弃季羡林先生主张的表发底线：“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罗曼•罗兰首任妻子是一位富家千金，结婚时他尚未成名，作品无人问津，收入甚为微薄。妻子劝他，不如写些迎合读者的通俗小说赚更多钱。可他依然坚持既定创作方向执行念，以致稿费无法满足妻子物质需求，婚姻仅维持一年便告破裂。

虽然发表也许能使人成名，但写作目的在表发而不在发表。用卡夫卡的话说：如果不能写，“我就感到无法呼吸”，无法活下去。卡夫卡为自己而写，写作于他如同吃饭睡觉本能，甚至为了写作可以不吃不睡。作为保险公司职员，他白天上班夜晚写作，通宵达旦家常便饭。更惊世骇俗的是，因担心婚姻生活影响写作，他居然选择终身未娶。

“思无邪”强调表达态度，藉以表现真性情，在庞杂言说中抵达“文以载道”，在客观效果上臻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也好，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亦罢，本质上，强调和指向的都是，“是我所是，非我所非”的公民表达。1903年，罗曼•罗兰连续创作《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替英雄树碑立传，让世人“呼吸英雄气息”。他们殊途同归，藉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发，实现了生命意义的升华。

如何对待“发表”与“表发”？马克思语重心长：“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罗曼•罗兰现身说法：“写作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发表。当然更不是为了稿费或虚名。它实际上是一个人认识真理之后的独白。”李敖痛快淋漓：“卖文为生的人写文章不靠灵感，就像妓女卖身不是源于性欲。”活用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大抵便是：发表诚可贵，表达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